关于一统天下到秦朝灭亡我想说秦国一统天下始末

“秦王扫流河，何西何雄宰！

挥动剑打浮云，诸侯们都向西来了。

这首李白的诗描绘了千古一帝秦始皇威震六国，一统天下的雄姿和气概。

在乱世的扰攘中，智者在憧憬未来，拨开眼前的沉沉黑暗，预言大一统时代的到来。然而，结束乱世的，却是僻处西方的秦国。

秦国发展到秦王政时期，国力已经发展到天下唯一一个超级大国，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于是转向了秦国统一诸国的战争。

1．吕不韦--天下近攻与合众

有一位阳翟地区的大商人吕不韦和他父亲两人往来中原各国行商。在这座汇聚着四方宾客、八方风物的大城市里，吕不韦寻觅着一桩能够一本万利的买卖。

一天，吕不韦兴冲冲地跑回家，神秘兮兮地问他父亲：“耕田的利有几倍？”

父亲回答：“十倍。”

他又问：“商贾的利有几倍？”

答：“百倍。”

他再问：“如果立一个国王，利有几倍？”父亲让儿子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给弄晕了，过了好久，嘴里才吐出几个字：“无数倍。”

儿子一笑，一字一句地对父亲说：“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若能买到一个国君，让他听我的，就不仅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泽及后代，我就要做这样的买卖。”

原来，吕不韦盯上了正在赵国做“质”的秦国昭王的孙子异人。

所谓“质”，就是诸侯国之间结盟时相互交换的人质，他们往往都是些公子、王孙。在本国背约时，人质就要受到惩处。异人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非正妻所生之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排行居中，其母夏姬又不受宠幸，所以被送到赵国做人质。

由于异人在国内没有地位，加上秦国又多次进攻赵国，因而赵国也就不善待异人，弄得他处境十分困难。

吕不韦却以商人的敏锐嗅觉，意识到这正是“奇货可居”的。他决定，做一次冒险的但却能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

吕不韦设法结交异人，与异人相处得非常亲密。一天，他对异人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立太子，可惜她没有儿子。你们兄弟有20多人，你排在中间，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做人质。以后安国君继任王位，你是没有希望当太子的。”

异人对这一点早就看的很清楚，沮丧地说：“这又能怎么办呢？”吕不韦随即表示愿意帮助异人回国继承王位。

异人喜出望外，当下就与吕不韦说好，如果事成，两人共有秦国。

为了进一步笼络住异人，让异人对自己言听计从，吕不韦又准备将自己的一个漂亮情人“送”给异人。潇洒、有钱的吕不韦，在邯郸与一个叫赵姬的姑娘相好。赵姬不仅容貌姣艳，而且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喜欢。可吕不韦并不是那种能让男女欢爱束缚住手脚的人。

一天，他请异人吃饭，觥筹交错之间，请出赵姬歌舞助兴。赵姬眉眼传情，又频频为异人敬酒，弄得异人神魂颠倒。酒后异人拉住吕不韦的手，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给他为妻。吕不韦假装发火，异人则苦苦哀求，于是吕不韦便顺水推舟：“既然你如此喜爱，我就只能割爱了，送给你吧！”异人千谢万谢，对吕不韦愈加感激不尽。

赵姬后来生下一男孩，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王派遣王陵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想到了对秦国的人质下手。异人闻讯，立刻和吕不韦花钱贿赂看守，逃出了赵国都城邯郸，随秦国军队回到秦国都城。而赵姬本来就是赵国的豪门女子，母子二人在娘家藏身，得以躲过了劫难。

一到国都，吕不韦就让异人身着楚国的服装去拜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本是楚国人，一看到异人如此打扮，心中大悦，并因此为异人改名为子楚。

秦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昭王薨，安国君即位，是为孝文王，子楚被立为太子。已经十分脆弱的赵国见状，立刻调转风向，将赵姬母子以隆重的礼节送回了秦国。次年，孝文王薨，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

庄襄王在位三年去世，子秦王政继位，由于只有十三岁，便由吕不韦摄政，改宰相为相国，秦王并尊称吕不韦为仲父(仿齐桓公对管仲之尊称)。

从此，吕不韦正式登上了秦国的政治舞台，施展其政治抱负。

吕不韦不但极力扩张秦国版图，更大量引入国外食客，组成庞大的外籍政团，将咸阳建立成一个标准的大都市，据说其家仆有万人之多，食客更高达三千人以上，宾客之中不乏经国治世之奇才，蔡泽、张唐、甘罗、李斯等名士皆出其门下。

为了将秦国建立成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吕不韦更聘请宾客，着手编纂杂家的经典名著《吕氏春秋》。

2．千古一帝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其实，“乱世”与“英雄”的关系是相互辩证的。一方面，乱世是英雄出土的前提与环境，它只为英雄的出笼提供了可能性；而英雄要真正成为英雄，还须顺应天意，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人交合才能胜。”这是韩愈在《原人》中对“天”与“人”相互关系的认定。　“天”是指时代、环境，即“天时、地利”，可以引申为机遇；“人”是指人本身，亦指“人和”。

此话含义是指，只有具备了客观环境和机遇并加上自身的素质，才能够成功，两者缺一不可。常听今人感叹：“我要是早生几年就好了!”言下之意，吾辈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今人发此感慨虽然有失偏颇，抛开其个人因素不说，单从外部条件上来看，发此感慨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环境造就人，这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乱世，与和平的环境相比，更能造就众多的人杰。

“千古一帝”秦始皇之所以日后能够统一六国称霸天下，就在于他生逢乱世，更是生逢其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如同历史上任何一位英雄人物，是在时代为他提供的诸多客观条件之下，成就其伟大事业的。

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国变法取得巨大成功以后，历代秦国国君皆坚持“以法治国”，定“耕战”为基本国策，重农抑商，拜客卿为将相，又执行正确的外交路线，从而使秦国国势大增，为秦国的富强和兼并天下奠定了基础。

历史发展表明，秦王赢政即位时，秦兼并六国的大势已成。然而大势毕竟仅仅是一种有利的客观条件，如何抓住这有利条件，乘势完成兼并六国的大业，还要看秦王赢政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秦王赢政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秦国的历史便要重写。

秦始皇是凭借着先祖留给自己的基业，继承前辈的遗志，登上皇帝宝座的。这份基业，便是“四世有胜”、国富兵强；前辈的遗志，便是兼并六国的战略目标。所有这些，作为秦王赢政的精神动力，都促使了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

公元前238年(即秦王赢政九年)，赢政21岁。按照秦制，他该亲政了。在这之前，他还要经历一个加冠和佩剑的仪式。

加冠，是古代中国从西周以后就确立了的一项重要礼制。当时的人们认为，士人20岁才算成年，才能取名“字”，才可以任职当官，生养子女。因此，在20岁时需要举行隆重的仪式，由长辈为他们戴上特制的成人帽，称为“加冠礼”。

而国王的加冠礼，则意味着从此以后，年轻的国王就要走到前台，执掌大权，亲临朝政。

佩剑是秦国特有的礼制。在当时，剑是表示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佩剑的。对于成年人佩剑，秦国历史上一直有十分严格的规定，直到公元前409年（傣简公六年)，才允许“吏初戴剑”，至于国君，也只有在举行了加冠礼之后，才能郑重地将剑佩在身上。

四月，已到法定亲政年龄的嬴政从咸阳抵达雍城（今陕西风翔县城南)。雍城地处关中平原的西端，是秦国的旧都。从公元前677年（傣德公元年)到公元前383年（傣献公二年)的294年间，秦国的国都一直在此。

后来，秦都东迁到栎阳，继而又迁至咸阳，但雍城并未废弃。秦国的一些重大典礼，如祭祀祖先，都到雍城举行。历代国王及后妃死后，也大都葬于此地。

己酉日，赢政在雍城举行了隆重的加冠和佩剑典礼。

然而，加冠仪式刚刚完毕，悠扬的乐声似乎还回响在耳边，咸阳方面就传来了嫪毐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

庄襄王去世到秦王政九年期间，是吕不韦权力的鼎盛期。由于吕不韦和太后间关系密切，秦王年纪又小，很多事情根本不必照会秦王就直接发出政令。

很多秦国本土派的军事领袖深为不满，只是因吕不韦权大，又有太后撑腰，本土派将领只好暂时忍耐。

但自从将军蒙骜征伐赵国，由于吕不韦对后勤兵力之调遣不善，造成蒙骜兵败殉职，本土派将领对吕氏不懂军事、随便干权极度不满，因此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秦王政身上。他们对这位勇敢、聪敏又亲切的幼君非常推崇，纷纷投入其麾下，成为一股庞大的本土势力。

秦王政九年时，已是二十二岁的英俊青年，他个性积极，又关心国事，很多事情已不再由吕不韦或太后作主了。

外籍政团派及本土派领袖间的斗争，也随着秦王的成长而愈演愈烈。不久，终于爆发太后及假宦官嫪毐的不伦事件，有人更密告嫪毐为吕不韦安排的人；于是本土派将领集结于秦王政旗下，发动宫廷政变。

嫪毐及其与太后所生之子全部处死，太后软禁于咸阳宫，吕不韦免除相位，贬谪蜀地。随后，吕不韦在途中服毒自杀，庞大的外籍政团也跟着此一事件完全崩溃。

3．“逐客令”与《谏逐客书》

在战国时期的群雄逐鹿中，统治者越来越意识到了人才的重要性。有了人才，穷国可以变富，弱国可以变强，人才成了真正的“宝贝”。

有一次，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野约会狩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宝贝吗？”

齐威王答：“没有。”

魏惠王又问：“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齐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没有宝贝呢？”

齐威王答：“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不一样。在我的大臣中有位叫檀子的，让他驻守南城，敌人就不敢来犯，泅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还有位叫月分子的，让他守卫商唐，赵国人就不敢向东到黄河捕鱼。

在我的官吏中有位叫黔夫的，让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在北门，赵国人就在西门行祭礼，举家投奔的有七千多户。我的大臣中还有位叫种首的，让他对付盗贼，社会上就出现路不拾遗的好风气。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照亮了十二乘的车子呀!”

魏惠王听了齐威王的话，惭愧地低下了头。

这个故事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那时，不少有权有势或有一定地位的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都在广揽人才，以至为人才展开争夺战。而秦国统治集团向来重视任用外来人才。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大批秦地以外的有识之士投奔秦国，并得到任用。如穆公时代的晋人百里奚，戎人由余。进入战国时期，仍有各诸侯国家的人士不断入秦，像商鞅即从卫国而来。可以说，春秋战国数百年间，正是外地人士的不断融入，才使秦国人口素质及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商鞅变法以后，由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大大削弱了信任、重用宗室贵族成员的传统，特别是奖励耕战政策行之有效，国势蒸蒸日上，秦国因此吸引了大批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

但是，在长期吸收外来人才的过程中，秦国一直是有所选择的。选择的标准越到后来越明确，就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排斥持其他观点的人物。法家当然也是士的一种，但士是一个品类繁杂的群体；也唯有包括各种流派的人物在内，才会构成一个活跃的士的阶层。

在吕不韦入秦以前，秦国一直没有形成这样的士阶层，当然，也更无人大张旗鼓地“养士”。难怪荀卿游秦国时对秦人说：“秦国无儒。”

吕不韦当政期间，一改过去的人才政策和文化政策，而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做法。在他出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厨房内延聘了众多的名厨，首都和边城城墙上挂起告示：欢迎各国和国内士人到相府做客。

于是天下士人蜂拥而至。这其中包括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的各名家门徒，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博杂的人物。他们的到来，使秦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有所改观。没过多久，投到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就达三千人之多。

在这三千人当中，绝大多数人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被人所知。但有一个人，却在秦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直至今天，他还时常被人提及，这个人就是李斯。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原为楚国大部落的贵族。在时代大变迁中，他这一支派家道中衰，年轻的李斯在一个小郡中担任最底层的小官吏。

有一次他在宿舍的厕所中看到老鼠在吃不洁之物，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立刻抱头鼠窜；然后他又在仓库中看到老鼠在吃着堆积如山的谷物，一点也不用担心人来干扰。他有所领悟地感叹道：“人的贤与不肖，和老鼠完全一样呀!主要是决定于你所处环境的好或坏。”

之后，他拜荀子为师，学帝王之术，看到楚国政令不举，改革无力，深知楚国已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辞别荀子，西入秦国，拜在吕不韦门下当食客。

原先李斯曾向秦王政提出并吞六国、统一天下的策略。他的方法相当极端，也相当功利，但仍维持外籍政团一向的策略导向，而不是白起般的集体毁灭的恐怖主义。“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接受贿赂之意)，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

软硬兼施，非达目的绝不罢休，这便是李斯的本质个性。因此，秦王政对他印象相当深刻，曾拜之为客卿。

在《逐客令》公布之后，李斯自然不甘心从此被排挤，因此立即上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接着他提出外籍政团对秦国政治发展的功劳，从秦穆公时的百里奚、蹇叔，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王时的张仪、甘茂，到秦昭襄王时的范雎，都是对秦国具有关键性贡献的政治人物。大量引用外籍政客，正是秦国能成为当代第一强国的最优良传统。

“排斥外籍政客，让他们反而服务于其他诸侯，使天下的才智之士，不敢西向到秦国服务，这等于是将军队和粮食送给敌人的行为呀……这些才智之士虽不是秦国人，但他们却愿意尽忠于秦，如今逐宾客以资敌国，是损害自己的利益，而帮助仇敌!使自己的人才空虚，而树怨于诸侯，想要国家没有危机是很难的呢!”

这便是有名的《谏逐客令》。

秦王政是位绝对理性化的强力领袖，在看完李斯的上书后，不顾原先站在他同阵营的部队将领的反对，立刻取消了《逐客令》，并恢复李斯官职，再重用其策略，随后又提升李斯出任廷尉。

李斯纠正了秦王“逐客令”的错误决定，使得秦国重新广开国门，延揽人才的政策继续执行下去，进而为统一天下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逐客令废止以后，东方国家的宾客又源源不断地向西涌入秦国，其中不乏有才干、有见识的精英人物。后来为秦国统一大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尉缭，就是其中的一个。

尉缭，魏国大梁人。

公元前236年来到秦国。他向秦王建议说：“凭借着秦国的强盛，其他诸侯就像郡县的长官一样，臣怕的是诸侯们联合起来，出其不意地一起来进攻，这也就是智伯、夫差、滑王所以败亡的原因。希望大王不要吝惜财物，拿去贿赂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以此打乱他们的合谋计划，这不过损失三十万金，就可以把各诸侯国全部吞并。”

秦王采纳了尉缭的建议，对他十分敬重，和他行平等的礼节，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菜，亲密的如同兄弟朋友。然而，尉缭对秦王政的性格有所认识后，认为他“少恩而虎狼心”。事业未成，肯屈居人下，而一旦得志，就极易吃人；假如哪天他统一了天下，天下的人都要成为他的俘虏。尉缭意识到不可能与秦王政长期相处，就设法逃跑。

秦王发觉后，力加劝阻，并任命尉缭为国尉，加以重用。国尉是秦国最高的军事长官，辅助国君策划和指挥军事。在这个位置上，尉缭为秦国最后扫平群雄，立下了汗马功劳。

尉缭还著有《尉缭子》一书，这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尉缭对战争、战略和战术等方面的经验、认识。

在嬴政统一天下和统治天下的过程中，被他委以重任的非秦人士，除了李斯、尉缭，还有一大批，其中著名的有：王龅、茅焦、桓龅、王翦、昌平君、昌文君、王贲、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赵婴、蒙恬等等。正是在这些客卿人士的奔走效劳下，赢政才能统一天下。

4．九鼎迁秦

九鼎是中华古代天子权威的象征。相传九鼎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时奉为国宝，拥有九鼎者即为天子。成汤灭夏桀，将九鼎迁到商邑。武王灭纣，又将九鼎迁于洛阳。这象征着天子权力的九只宝鼎长期收藏在周王室的宗庙里。

在西周灭亡的次年，秦将代表天下的九鼎，从西周搬到了秦都咸阳。据说，九鼎在迁秦过泗水时，其中一只飞入泗水。所以秦国只得到八个，但习惯上仍称九鼎。

九鼎入秦，意味着秦王将为天下共主，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诸侯国了。公元前254年，由于九鼎入秦，各诸侯国相继派出专使到秦国祝贺。

秦国统一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

秦夺九鼎，诸侯国竞相祝贺，这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为形势所迫、无可奈何，都反映了以秦代周已成为日趋明朗的天下大势。但大势归大势，东方诸侯国仍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抗争。

在九鼎迁秦以后的13年里，东方国家为了抵抗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之势，曾两度组织大规模的联军，合纵抗秦。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由魏国的信陵君发起，韩、赵、魏、燕、楚5国联合攻秦。五国联军打败秦将蒙骜，并追至函谷关而还。

公元前241年，楚、赵、魏、燕、韩再度联手，由楚国春申君任指挥，声势浩大的五国联军一直打到函谷关前。然后，由赵将庞嫒当先锋，率领精锐部队，深入到秦国腹地。然而，当先锋部队打到蕞邑(今陕西临潼北)时，遇到了秦军大举反攻，奋勇冲杀，联军支撑不住，仓皇四逃，全线崩溃。

公元前241年这场喧闹一时的联合抗秦，终以溃败告终，它成了战国合纵反秦运动的最后一幕。自此以后，东方各国再也无力联合攻秦了。秦国在战国后期的整个战局中，确立了优势与主动的地位。

秦王政亲政后，听取李斯进献的灭六国的建议，着手规划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先北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而真正指挥这次并吞作战行动的，则是一代名将王翦。

王翦是秦国雍州地区人，属本土派的武装部队将领。他是秦国自白起后最优秀的将领。和白起的热情、激烈、凶暴完全相反，王翦是个冷静、温和、肯用脑筋的智将。或许因为如此，他才能和外籍政团的李斯、尉僚合作无间，完成秦国最后的统一工作。

秦王政十八年，尉僚以情报战促成赵王宠臣郭开与赵国名将李牧间的斗争，李牧不久便遇害，赵国武装部队完全解体。王翦便率领大军轻易地击灭了曾经最具有反抗实力的赵国，改赵国为郡县。

第二年王翦再破魏军，三晋自此完全覆灭(韩在早些时候便被并吞)。四年后更以荆轲谋刺秦王为借口，一举灭亡燕国。当时齐国和燕国因长期作战，被燕国名将乐毅数度击破，几至亡国。所以实际上，齐国已完全没有力量和秦国相对抗，甚至只在等待秦军何时入侵便准备投降而已。

在最后几年内，唯一仍可以和秦国兵戎相见的只有南方的楚国。楚国自怀王被俘事件后，王室的权威急遽衰退，但楚国一向属分权制国家，加以幅员广大，潜力无穷，真正想击溃它，倒是相当不容易的。

秦王政也深知平灭楚国不易，但又害怕动员太多兵力，造成国内武力空虚，而如果伐楚远征军实力太大，更是易生事变。

因此询问大将李信说：“我想攻打楚国，如果由将军统率，需要多少兵力呢?”李信答道：“二十万就够了!”秦王政再问王翦，王翦答说：“非六十万不可!”秦王政很不高兴地说：“王将军年纪大了，是否太谨慎了些？”于是派李信及蒙恬率二十万大军南征。王翦见秦王不高兴，便乘机以老病为由，退隐家乡。

李信及蒙恬军虽击破楚王室主力，但深入楚境时，却遭到各地部落军队集结后的包围战，被打的大败，有七个军团指挥官阵亡。秦王政大惊，立刻亲自到王翦家乡去向王翦谢罪，并力遨王翦复出指挥秦军。

王翦一再以老病推辞，秦王政说：“不用再讲了，你开出条件吧!”王翦说：“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兵不可。”秦王政答：“好!就六十万吧!”

秦王政亲送王翦及其六十万大军至灞上，王翦临走前，一再要求秦王送他田园及土地以做将来养老之奖赏。秦王说：“将军马上要为国家建立大功，还害怕贫穷吗？”王翦说：“我年纪大了，将为大王建立大功，却可能来不及享受封侯了，所以大王还是送我些土地田园，让我的子孙有些产业吧!”秦王听了大笑说：“没问题!没问题!”

王翦大军到边境，仍派使者向秦王要求田园之赏。部属都觉得很奇怪，问他道：“将军你这样穷追不舍地要求赏地，会不会太过分了呢？”王翦笑着说：“你倒不知道，秦王个性好疑，现在把全国的军队都交给了我，他会放心得下吗?我请求他多赐田园，正表示我无异心，仍留恋祖国，让君王不要整天怀疑我啊!”

王翦军攻入楚国，楚境各部落的集结军团迅速迎战，王翦采用守势，坚壁清野不肯战，楚军数度挑战也没有结果。王翦和军士共起居，饮食与共，以维持秦军向心力。久而久之，楚军由于缺乏统合领导，逐渐松懈，部分军团各自向东退去，王翦趁机率军击之，楚军士气已失，纷纷溃散，军团总司令项燕被杀，楚国因而亡国。

王翦之子王贲及李信更攻破齐地，在秦王政二十六年，终于完成了中国的大统一。这时候秦王政正是三十九岁的盛年时期。

《孙子兵法》说：“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王翦在战国末年所进行的并吞战，可以说是孙子兵法“先胜”战术的具体发挥。

5．建立君主专制帝国

在秦国用武力统一六国之前，虽然在中华大地上已经出现了大一统的发展趋势。但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现实局面，却是在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才开始形成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接下来的工作是怎么来统治这个版图急速增加的国家及国民。

武力征伐所带来的最严重后遗症便是彼此的怨恨。

为了应付远超出自己能力的征伐，从昭襄王初年以来的并吞策略便是采用高压式的残酷攻伐以瓦解对方的斗志。但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秦国的执政当局眼前必须应付的是今后的和平期统治方法了。

如何把短期的恐怖征服尽快地转换成长期的和平治理，如何平服累年血腥战争后各国贵族及族民又是痛恨、又是害怕的不稳情绪，是当前最重要的课题。

为此，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确立“皇帝”的至尊称号。

秦王政统一中国后，第一件急着想做的事情，就是要重新给自己确定一个称号。长期统治最重要的是建立制度，制度必须从“正名”开始。最让统治者关心的便是统治者的名称，因为这会牵涉到统治的原则及统治的精神。

因此秦王政立刻召集外籍政团领袖廷尉李斯、本土派领袖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等共同商议。经过一番商议，丞相王缩、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认为，秦王政“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他们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今有秦皇，秦皇最贵。”建议秦王政采用“秦皇”头衔。然而，秦王对此并不满意。他只采用了一个“皇”字，而在其下加一个“帝”字，将“三皇五帝”的人神尊崇集于一身，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

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于是秦王政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又规定：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秦始皇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下去，“传之无穷”。　(《史记·秦始皇本纪》)

（2）车同轨，书同文。

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这样的车，可以通行全国。

殷商以后，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刻款、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用字，则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

秦统一后，诏书发到桂林，当地人均不认识。于是，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秦始皇下令进行的统一和简化文字工作，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的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对我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

（3）统一度量衡和货币。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为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为单位，一镒为二十两；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是皇帝赏赐用，铜币是主要的流通媒介。

铜币圆形方孔，对应了古代的“天圆地方”之说，同时在使用上也很方便。所以在我国货币史上，圆形方孔的钱币占据主要地位，通行时间也最久。

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在国内对度、量、衡的标准，做过统一的规定。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单位为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朝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

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为步，240步为一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大致不变。

（4）统一风俗。

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对建立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也很重视。公元前219年，他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仪之邦”。

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尊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予以表彰”。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职，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叫在会稽刻而留下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泱之风，大加鞭笞，严令“禁止淫泆”，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秦王朝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叫“三老”。这一制度为秦以后历代承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这些“三老”掌管教化，凡是有孝子贤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以及学识可为民效法的人，都要在他们的门上制匾加以表彰，以兴善行。

（5）构筑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图。

由于长期战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都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大大限制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阻碍了各地之间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21年)即下令“治驰道”。再过一年，开始出巡各地。

公元前215年，下令拆毁各地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公元前212年，又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在秦始皇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南方地区也开辟出一系列交通线。这样，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先秦已有的各地交通线的基础上，通过修筑驰道、直道等等，构筑起了全国性的交通网。这是秦王朝缔造“大一统”的又一重要内容。

（6）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秦始皇灭六国后，继续向西南、东南和两广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并在北方修筑万里长城，有效地遏止了匈奴族的骚扰，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发展。

就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昂首屹立在了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到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大海的辽阔土地上，成了东方的巨人，也是世界的巨人。

（7）创立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

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8）废分封，置郡县。

秦国统一天下后，围绕地方政权究竟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在大臣中展开了一场争论。丞相王绾认为，由于刚刚清灭六国诸侯，对那些辽阔而遥远的燕地、齐地、楚地等，中央无力统治，不如设置一些王，让他们到那里去加以镇服。王绾于是向秦始皇建议，对诸公子分封领地，建立属国，以维护中央。

对此，秦始皇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把王绾的这一建议交给群臣讨论。大多数官员都以为分封可行，支持王绾。但廷尉李斯力排众议，反对封地立国。

他说：“当初周文王、周武王分封了那么多的子弟，可他们到后来视若仇敌，互相攻击。周天子不能制止。现在幸赖始皇帝领导的统一战争获取胜利，天下一统，各地都设立了郡县，各个子弟和功臣用国家的赋税收入重赏他们，这样做就很容易控制，使天下没有二心，这样才是安定国家的政术。设置诸侯不利于治理国家。”

秦始皇听后，十分赞同，说：“这么多年来天下征战不休，其根源就在于有诸侯王。仰赖宗庙先祖的神威，天下刚刚平定，又要重新设立王国，这是在种下战争的祸根，而想求得天下安宁发展，岂不是非常困难吗?”

于是秦始皇果断地决定，不采用分封制。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评价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伐之患。”

这话道出了秦始皇不搞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是利在后世的大举措。

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秦始皇构建的一套严密而又完整的地方与基层的政权系统，强化了国家对老百姓的管理。这套系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华帝国的基本形态。

通过以上一系列举措，秦王朝在新的生产力基础和文明程度之上，继承和发展了商、周二代的王朝传统，将“统一”的中国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形态——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帝国。

为此，秦始皇从“千秋万代”着眼而精心构造的帝制和一整套国家制度，开创了此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的基业。若是假以时日，始皇定下的各项制度政策想必更能更好的走上正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