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人的性格】科普兰谈南美作曲家（1941）

经销商翻译。

科普兰在上个世纪40年代写的这篇旧文章，不知有多少人读过，面对如此真实朴素的描写，我总是伤心欲绝。(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古典乐老大哥对着“落后”音乐族群的指指点点，而是对于不同音乐族群的探讨、对各类民族文化的尊重，亦有一些不错的创意火花。七十多年过去了，令人惊讶的是，偏见总是能更顽强地一代代传承，来自19世纪的古典乐既定思维模式仍然主导着我们的认知，很难说我们今天对于南美作曲家的了解会比科普兰来得真诚、深刻。更真实的情况是，人们很少能读到如此充满兴致与好奇、愿意不戴着有色眼镜去触碰音乐边界的文章。正如科普兰所语：“谈及音乐，太多人总是根深蒂固地只愿呆在舒服的家中……但依我个人经验来看，真正热爱音乐的人永远会带着一股炽热的激情，试图去认知并熟悉音乐的不同表达。”科普兰七十多年前对于南美音乐的憧憬似乎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或许这些文字可以是不错的契机。是时候将我们黏在凳子上的屁股挪动挪动，出去冒险一番了。

1923年某个下午，在作曲老师娜迪亚•布朗热的巴黎公寓里，我结识了一位身材短小却充满活力的人。有人告诉我这位皮肤黝黑、眼神炽烈的绅士是来自巴西的作曲家海托尔·维拉-罗伯斯（Heitor Villa-Lobos）。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隐约意识到“拉美音乐”的存在。在此之前，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令人兴奋的新音乐一定来自欧洲。一些胆大妄为的灵魂甚至冒失地期盼着，有朝一日，美国将为世界作曲潮流做出贡献。事实上，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许南美才是为世界音乐注入新鲜体验的源泉。

我与拉美作曲家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是在格林威治村。那是仅有一间房的公寓，大约从1927年起，作曲家卡洛斯·查维斯（Carlos Chávez）就一直在如此狭促的空间里生活。他亲自为我演奏了他的墨西哥芭蕾舞剧《四个太阳》（The Four Suns），令我激动不已，“拉美音乐”的概念自此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不久，这个想法在任何地方都得到了支持。近来，全球环境（包括国际间的政治权宜等因素）极大地推动了我们与邻里南美各国的音乐交流与关系，今日的局面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诚然，现在的海托尔·维拉-罗伯斯与卡洛斯·查维斯已是音乐世界众所周知的人物。1932年我第一次到访墨西哥，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访问，却为我打开了广阔的天地，我的兴趣得以极大的扩展；1941年，我再次回归，在南半球九个国家展开漫长的音乐之旅。

我怀疑在秘鲁或厄瓜多尔是否有人曾亲眼见过活生生的美国交响乐作曲家。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你必须和我一样，拥有一颗渴慕流浪与冒险的灵魂。谈及音乐，太多人总是根深蒂固地只愿呆在家中。除非公认的天才站在眼前，否则他们便要浑身不自在。他们更喜欢在业已走过千遍万遍、破旧的老路上漫步，途中立着的指示牌明确写着：“此路通往一首杰作。”但依我个人经验来看，真正热爱音乐的人永远会带着一股炽热的激情，试图去认知并熟悉音乐的不同表达。毋庸置疑，拉美音乐是当今众多音乐表达中最令人感到新奇的一个，幸运的是，对于音乐听者而言，近些年拉美音乐拥有更多机会可以走到人前，为人所熟知。

大多数音乐人希望了解在南半球是否有值得关注的且有趣的作曲家。他们愿意回答“是”或“否”，随后就到此为止。对于真正踏足南美这片土地，亲自拜访当地作曲家的音乐家而言，比如我，答案远非如此简单。我认真检视了大约65位作曲家的创作，在他们中间你找不到任何巴赫或贝多芬的身影。但我的确挖掘出越来越多的音乐，大量受过良好训练的作曲家，一些真正有个性的人，这片土地未来的音乐图景是如此广阔。这足以表明，北美与南美之间建立更紧密、更持久的音乐联系所带来的价值，超越任何政治政策或国家利益问题。

若要了解作曲领域的真实现状，我们必须首先在脑中放弃思考“南美作曲家”的概念。并不存在所谓的南美作曲家。我们常常听到关于“南美”的种种，却似乎从未能完全理解这个地方。南美乃是一系列独立国家的集合体，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独立的传统。他们的音乐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相互间鲜少有、或甚至完全没有音乐上的联络与交流。巴西、哥伦比亚与秘鲁音乐家彼此间的差异如同荷兰、匈牙利或南斯拉夫作曲家，可谓天壤之别。欧洲音乐涵盖了众多领域，这一点在南美亦然。

然而，适当的概括是可行的。其中发展最快的是那些拥有最丰厚民间文化资源的国家。但究竟民俗主义强大与否，事实上，现代法国学派已渗透南美各个角落，占据主导地位。所有的艺术都是如此，但在音乐领域格外凸显。一些创作手法比较复杂的作曲家对早期斯特拉文斯基非常熟悉，并且在创作过程中时常会被这种认知所左右。至于勋伯格或欣德米特，人们熟知他们的名字、钦慕他们的音乐，但二人迄今为止在南美音乐圈所留下的痕迹极少，几近为零。 南美艺术的拉丁血统很强大，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将持续下去。

所有南美当代作曲家的创作过程都会遭遇严重的阻碍、困难重重。整个南美洲唯有五到六支一流交响乐团处于正常运作的状态。相对而言，这些交响乐团较少上演新作品，当地广播电台也是如此。篇幅较短的作品不时会被出版，但音乐出版商对于长且严肃的作品丝毫没有兴趣，导致大作品出版完全是一片空白。大量作曲家处于独立创作的状态，甚至有些与世隔绝，他们的音乐几乎不可能接触到任何现场观众，希望极其渺茫。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有种种不利因素，南美每年依然诞生出大量的新作品。

每个国家的音乐发展程度不同。有些国家的作曲家更具个性化，有些国家的音乐组织机构更为健全完善，另有一些国家的音乐会活动尤为丰富。通常而言，具备最深刻印第安血统亲缘性的国家似乎在未来最有可能有所成就。观看南美创作的最佳方式便是走近他们，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从那些最为知名的、音乐活动最为集中的地方开始，比如南美ABC三国 。

阿根廷Argentina

在我看来，乐界似乎一直存在着低估阿根廷作曲家创作的倾向。到目前为止，老实说，我们尚不能确切地说存在有“阿根廷流派”，因为这些音乐缺乏明显的本土特征。然而，作为一个整体，阿根廷作曲家比起拉美地区相类似的创作族群更具教养，在专业层面也准备得更为充分。此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音乐生活真正具备国际化视野——在那里可以听到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家的作品，并且每一乐季有大量不为人熟知的音乐上演。

掌控政府音乐政策的官员是一群思想保守的音乐家，现当代音乐的发展因此遭受重创。在一个需要通过官方渠道补贴大量活动的国家，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同样会造成严重危害的是普遍流行于当今文明音乐圈的一种迷信——认为唯有受阿根廷民间音乐启发的作品才有可能是佳品。胆敢无视不成文戒律的作曲家将面临作品无法上演的困境。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的大多数新作品出现于革新集团（Gruporenovación）或新音乐（La Nueva Musica）主办的音乐会上，这是致力于推广现代音乐的两大协会组织，相当于我们的作曲家联盟（League of Composers）。资格较老的是革新集团，其主要作曲家成员包括雅各布·菲谢（Jacobo Ficher）、奥诺里奥·西卡尔迪（Honorio Siccardi）、路易斯·贾内奥（Luis Gianneo）以及何塞•玛丽亚•卡斯特罗（José María Castro）。在我看来，卡斯特罗是这些人当中拥有最强创作力的一个。（非常有必要在这里多作一番解释，何塞•玛丽亚一家四兄弟皆为音乐家，何塞•玛丽亚年纪最长，而胡安•何塞[Juan José]是阿根廷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兼指挥家，近来非常活跃。）实际上，何塞•玛丽亚的音乐在这里不为人知，我们可以轻易地将他的创作归入两类：要么是散发光明与喜悦的新古典主义——这在南美实属罕见；要么是夹带着苦味与甜蜜的新浪漫主义，完全属于作曲家自己的私人体验。无论是哪种情况，他所写的音乐毫无做作——简单而直接、清新怡人，恰如他自己留给世人的印象。卡斯特罗应该为更多人所熟知，不仅在美国，在他自己的祖国理应得到同样的认可。

另一个音乐组织“新音乐”则由阿根廷作曲家胡安•卡洛斯•帕斯（Juan Carlos Paz）领衔。在我所认识的南美音乐人中，帕斯比任何人都要更了解现代音乐，对现代音乐曲库的涉猎也最为广泛。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人——严肃、博学、独来独往，某种程度上是为事业献身的殉道者。帕斯是南美唯一一位将自己与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相联系的成熟作曲家。最特别的是，帕斯的十二音体系中丝毫不见哀鸣或刺耳的尖叫。它像图表一样冷静、超然、精确，即便这音乐听上去并不总是那么入耳，但乐谱看上去永远叫人赏心悦目。身为作曲家，他最缺乏的是发自内心的抒情冲动；他的大多数创作呈现出苍白灰暗的面孔，最终，音乐不免令人疲累。技巧方面，这绝对是一流的创作；但就艺术而言，帕斯的创作只能说卓绝，并不那么激动人心。

不过，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日后有望为阿根廷音乐带来成功与荣耀的当属年轻的

阿尔伯特·吉纳斯特拉（Alberto Ginastera）。吉纳斯特拉颇有作曲天资，善于写出具有法国-西班牙风情的作品，这种音乐往往能够点燃听众的热情，效果出彩；

时而借由对地方性旋律乐句的恰当引入以赢取更大的音乐魅力。此外，他还拥有一种不寻常的本领——总是能呈现出明亮的声响质感的配器手法。日后的吉纳斯特拉可能会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并学会从自己内心深处寻找、挖掘更深层的资源。不过，以他今时之成就，任何关于阿根廷音乐的报道都一定会提及他的名字，否则必定是不完整的。

巴西Brazil

海托尔·维拉-罗伯斯这个名字，是一切有关巴西音乐创作话题的主宰。当然，维拉-罗伯斯不仅是巴西的重要人物，他的影响力遍及整个南美地区。不过应当认识到，这个事实并不能抹杀这个国家其他有价值的人的存在。巴西与墨西哥一样，以拥有纯正血统为荣，他们的音乐自成一派，完全不同于欧洲或其它任何范式。近来巴西音乐开始浮出水面并崭露头角归因于以下事实：巴西作曲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对本土民间文化的挖掘。这是一份异常丰厚的资产，基于四种不同的民族文化样态——黑人文化、印第安文化、葡萄牙文化，甚至西班牙文化。多元的文化相互融合，加之巴西人极具鲜明特征的气质，毫无拘束、坐享安逸、凡事不挑剔、浪漫，于是乎，你听到的音乐比其他任何拉美国家都更具多面性，拥有更丰富的表情。

然而，完全依靠并采用民间素材进行创作同样存在着一定风险。在巴西，这势必会使视野变窄，继而创作行为受到局限。大多数作曲家安于书写多愁善感或疯狂的、狂欢式的情绪，很少出现中间情绪。此外，巴西鼓励一种浪漫主义的调调，这为他们的音乐带来老派的韵味——好似一切精髓早在旧时就已说尽，并不添加典型的巴西风味。在这方面，墨西哥作曲家更幸运些。墨西哥人的性情更讲究纪律规则，相应地，对于新音乐总体偏于严肃冷静的风格有天然的亲近感。

除却过于排外的民俗偏见，当今巴西音乐还受到另一层面的影响：缺乏所谓适合音乐生长的“环境”（ambiente）。这里的环境或氛围显然不够开放，带着地方性的狭隘，头脑清醒、渴望紧跟时代步伐的作曲家们缺乏足够的外围刺激，导致我们很难在巴西音乐创作中看到篇幅较长或精雕细琢的作品，这真是令人吃惊的现象。其中有若干芭蕾舞剧与歌剧，但鉴于交响乐作品的数量极度匮乏，这份成绩单依然呈现出极度不平衡。另一方面，近几年来，确有数百首引人入胜的歌曲与钢琴作品涌现而出，大多数作品得以出版，甚至有少数作品以自己的方式登上美国音乐会舞台。这都是些人们最容易听到的巴西风格——蜿蜒的旋律、源于黑人文化的节奏韵律，不断重复地、激烈跳动的音符，以及非常独特的怀旧情绪，他们用美丽的词“saudade” 描述对渴求之物的回忆。

对于巴西艺术而言，很难找到比维拉-罗伯斯更具代表性的人物了，然而，任何想要评估其作品的人都将面临繁重且艰巨的工作。维拉-罗伯斯对各种类型的音乐均有涉猎，每种类型的创作数目高达几百首。个人认为，维拉-罗伯斯的音乐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质——丰厚多元，这是最主要的优点。与此同时，时常极具画面感，没有丝毫音乐的偏见，充满节奏动感，有时由于过分沉溺华彩装饰而显得低俗——有时却也惊人地叫人耳目一新，富有创造性。这些作品通常在结构上采用十分松散的联结方式，给人的印象好似多元混杂的真实巴西韵味加上全然是现代法国做派的创作笔法。写出上乘之作的维拉-罗伯斯好比风趣十足的巴西“法雅”（Falla） 。而维拉-罗伯斯最糟糕的作品跟咖啡馆音乐简直毫无二致。他天赋异禀，永远是一个引人入胜的作曲家，人们永远无法预知他的下一首创作会呈现怎样的风貌，一切皆是惊喜。

对维拉-罗伯斯作品的关注与研究有利于我们拓展开去，了解另外几人的音乐创作：弗朗西斯科·保罗·米戈农（Francisco Mignone）、卡马戈·瓜尔涅里（Camargo Guarnieri）以及洛伦索·费尔南德斯（Lorenzo Fernandez）。

卡马戈·瓜尔涅里现年约三十五岁，在我看来，这是南美地区最令人兴奋的“尚不为人所知”的天才。他的创作相当可观，理应赢得更广泛的知名度。瓜尔涅里是一位真正的作曲家。他拥有一切必备的质素——独有的个性、完善的技巧以及源源不断的、丰富的想象力。与维拉-罗伯斯相比，瓜尔涅里的天分更侧重于对秩序性的理解与运用，但这种秩序依然未跳出巴西文化的范畴。与其他巴西人一样，他十分多元，具典型的浪漫倾向（有时候，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音乐非常接近于欧内斯特·布洛赫），以及极为常见的复合型节奏运用。关于他的音乐，我最为欣赏的是健康的情感表达——它真诚地呈现人们的感受。另一方面，其音乐在任何层面都算不上特别具有独创性。瓜尔涅里懂得如何为音乐造型，如何实现配器的平衡，如何有效地引导低音旋律线。音乐中的温暖与想象令所有人着迷，那些深深打动人心的情感正是血脉中最深刻的巴西风情。瓜尔涅里最好的作品堪称来自“新”大洲的清新、活力之音。

智利Chile

智利位于南美的西海岸，因此拥有截然不同的音乐历史，音乐生活相对独立，与其他南美各国始终维持着较为松散、较表面化的关联。于是乎，智利首府圣地亚哥发展出特立独行且自我完善的音乐存在。在这里，作曲家始终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就音乐组织而言，智利远比其他拉美各国先进。大多数有趣的音乐活动都在智利大学艺术系教师的主持下进行。由于大学是自治机构，依法享有政府津贴却不受政府控制，学院院长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位推行重要的音乐文化工作。好比智利交响乐团（OrquestaSinfonica de Chile）由艺术学院负责管理运营，乐团的所有行政职位向作曲家开放。指挥是颇具天资的智利人阿曼德·卡瓦哈（Armando Carvajal）。显然，这里的操作模式完全不同。大部分决策得益于现任院长，多明戈·桑塔·克鲁斯（Domingo Santa Cruz）博士的努力，一位活力四射且实干的音乐家。

就音乐创作而言，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某种集体倾向，关于这一点存在大量有力的作证——很可惜，这一回的引发的结果并不那么乐观。智利音乐缺乏外界空气的介入。由于仅仅是形成很小的圈子（尽管与圣地亚哥的面积相比，作曲家人数已是相当惊人），导致智利作曲家相互间的影响过大。他们的音乐也就不再保有可贵的新鲜度。智利的音乐的确过分强调怀旧感——某种类似拉威尔的怀旧情结，加之复合半音和弦的使用使音乐质感更为厚重，如此复杂实属毫无必要。我怀念大胆且积极自信的质感，面对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人们理应期待拥有这样的音乐。不过，我要赶紧再补充一句，我与一些智利作曲家有所交流，他们似乎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局限，并开始有意地拓展民族音乐创作的边界。

毋庸置疑，多明戈·桑塔·克鲁斯是一名杰出的作曲家。他的技巧极其稳固扎实，远比西岸大多数作曲家来得出色，技法也更为先进。然而，如同我国的罗杰·塞欣斯，桑塔·克鲁斯更接近于哲学家型的作曲家，而非单纯的音乐写作人士。近期的几部创作尤为明显，他的音乐学究气十足，人们更有可能对此表示尊重而非喜爱。不过，新作《为管弦乐队而作的五首短篇》（Five Short Pieces for String Orchestra）在新古典的框架内注入温暖与热情，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于桑塔·克鲁斯“善于发问、质疑的大脑”的兴趣。

阿连德（Humberto Allende）如今已是约六十岁高龄，最感性的南美作曲家之一。他最好的创作易于被接受、欣赏，但无疑缺少多样性。为钢琴而作的《十二首小品》（Tonadas）是阿连德最出名的作品，音乐忧郁且富有诗意。在巴黎式的装饰下，这种伤感与诗意如此真实，仿佛回到复古的1923年。阿连德教导过许多年轻人，深受同行的爱戴。

卡洛斯·伊萨米特（Carlos Isamitt）既是画家又是作曲家。他的音乐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基于阿劳干印第安族群（Araucanian Indian）的传统旋律进行创作；另一类则完全不使用民间素材。我个人更喜欢那些阿劳干题材的作品。另有些作品和声建构过于古怪，极不真实，大大减损了音乐的质感。如果伊萨米特能在作品中注入自己个性中极富魅力的宁静意趣，那么他的音乐将得到极大提升。

较年轻一辈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雷内·阿门瓜尔（Rene Amengual）与阿方索·莱特列尔（Alfonso Letelier），两人皆三十出头。莱特列尔包含更多自发性与开放性，阿门瓜尔则更善于技巧。他们都需要更广泛地接触、体验整个现代音乐领域。

其他国家

乌拉圭的音乐生活相当活跃，虽然几乎完全局限于首都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遗憾的是，乌拉圭疏于挖掘自己的作曲家，本土作曲家少之又少。不过全南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新人之一恰恰是乌拉圭人——赫克托·托萨尔（Hector Tosar）。这位安静、略显焦虑不安的十八岁年轻人在学习音乐的同时兼修法律。托萨尔拥有生动的想象，锐利且充满活力；他的音乐让我联想起肖斯塔科维奇的些许笔法。自然，他的音乐仍属于学生创作，但日后必定很有看头。

哥伦比亚、秘鲁以及厄瓜多尔的音乐创作处于起步阶段。（据说巴拉圭、玻利维亚与委内瑞拉的音乐现状更是如此 ，对此，我暂且无法通过个人观察给出确切的论述。）这其中有几个因素——作曲家缺乏严格的训练，学生们大多抱着一种悠哉悠哉的安逸心态学习音乐，加之音乐活动相对贫乏。值得关注的作曲家唯有来自哥伦比亚的吉列尔莫·乌里韦·奥尔金（Guillermo Uribe Holguin）与秘鲁的安德烈·萨斯（Andre Sas），皆在欧洲接受音乐训练，两人的作品值得细细品味。

萨斯生于比利时，后加入秘鲁国籍，于秘鲁首都利马生活长达近二十年。他的作品大多为歌曲、钢琴或小提琴小品，多采用法式手法呈现出雅致与精美。萨斯宣称自己忙于教学，因而无暇写作长篇交响乐作品。许多作品都基于印加素材展开，但不得不说这些元素不过是装饰性的细节而已，毕竟在精神上，萨斯是一个欧洲人。在利马，我有幸听到当地一个表演团体“ConjuntoVivanco”的演出，他们用自制的竖琴、小提琴、长笛、摇铃以及羊角号制造出意趣盎然、令人陶醉的音乐。或许有一天，某位秘鲁作曲家可以结合交响乐的手法将我听到的音乐再造，正如查维斯为墨西哥本土音乐所做的贡献。

乌里韦·奥尔金多年来一直是哥伦比亚极具代表性的杰出音乐人。时年六十岁的他写有大量的作品，我只能查找到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作品。作品显然深受法国影响，对于一个在巴黎求学、师从丹第的人而言，这一切再自然不过了。虽然音乐质感怡人讨喜，但就完成度而言，给人留以仓促、不够精细的印象。

一份关于南美作曲家音乐创作的综述通常不包括古巴，然而毫无疑问，不论是在文化层面还是音乐层面，古巴都隶属于拉美国家。古巴的严肃音乐由于两位领军人物的相继逝世而遭受重创——阿马德奥·罗尔丹（AmadeoRoldan，于1939逝世）与亚历杭德罗·卡杜尔拉（AlehandroCaturla，于1940逝世）。如今唯一写作大型作品的重要作曲家是三十岁的何塞·阿德沃（Jose Ardevol），西班牙裔古巴人，他接替罗尔丹成为哈瓦那地区众多年轻作曲家的导师。阿德沃近来的创作直接源自新古典主义美学，有时给予作品的风格与情感内涵太过于千篇一面。不过，这些作品依然值得走出古巴，它们理应被国内外更多的人听到。

古巴对于民族音乐的兴趣可与巴西相较。罗尔丹与卡杜尔拉常引用民间元素作为严肃作品写作的基础，然而似乎没有人继承这样的传统。最接近这个传统的是吉尔伯托·巴尔德斯（Gilberto Valdes）为其广播乐团所写的《本土音乐》（musicatipica）。巴尔德斯受过更全面的音乐训练也更讲究音乐规范，他或将成为古巴音乐的“格什温”。

今天，我们或许会开始疑惑为什么对南美音乐如此提不起兴趣。但从现在起，无论世界危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可以确信无疑地说，我们与南美邻居的音乐关系将与昔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