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努力维持书生的清高，却也羡慕商人的挥金如土

《聊斋志异》中具有士的精神，能体现士风形象的便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阶层，即书中的儒生形象，他们从小便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以进士为目标，关心人民疾苦，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理想。可惜大多数儒生这条通往理想的路途却过于艰辛，充满了黑暗，于是在商业思想和释道思想的影响下，士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1、对科举的痴迷与怨憎

蒲松龄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虽迫于家计弃儒从商，但却一直坚守“读为立身之本”的儒家思想，并以此来教育子女。从小便受儒家思想教育的蒲松龄，怀抱父亲的谆谆教悔，又受士风民习的熏染，便在心灵深处凝聚了一股浓重的“科举情结”，对科举抱有极大的热情，把它看做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最有效途径。

确实，在明清时代，科举几乎是下层文人仕进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科举中脱颖而出，才能顺理成章地走向政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而终其作者一生的经历和遭际也可以看到，科举几乎成了蒲松龄一生中最重要的内容，初试少年得志的经历更让其对科举之路充满了幻想。

这种幻想和希望在《聊斋志异》的开篇之作《考城隍》中便有所表露，吏人竟在梦中“持蝶牵马，力邀赴试”，因负有才学且有一颗为善之心，宋公得以录为河南城隍一职，从文章“诸神传赞不己”等表述中不难发现作者想通过科举来实现抱负的决心和信心，科举入仕的思想己在作者的心中根深蒂固，科举己成为作者执着追求的目标，这种心态在《聊斋志异》的众多篇目中都有所展现。

比如叶生(《叶生》)、宋生(《司文郎》)、于去恶(《于去恶》)、俞慎、俞询九(《素秋》)等人都是才华冠绝的秀才形象，生前便是科举应试的积极参与者，但却无缘于功名，这样的经历竟使他们死后的鬼魂滞留人世，继续参加科举，以完成前世未完成的夙愿。

这些人物身上都灌注着作者自己真实的感受，他把自己对科举的依赖幻想与刻骨痴迷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幻想也不是作者所独有的，它反映了当时士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科举己同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

对科举怀抱希望的蒲松龄，虽在童试中一帆风顺，但乡试却屡屡不中，才华横溢却久困科场，科举的辛酸失意郁结在作者的内心，失落的情感越来越高涨，于是就有了作品中咏叹有识之士科举失意的主题。

如作者所描述的叶生(《叶生》)，“文章辞赋，冠绝当时”。县令丁乘鹤看到他的文章后对其极为赞赏，还“谷恤其家”助其读书，科考之时，还向主考的官员推荐叶生，叶生考得了头名。“不意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此后的乡试，叶生却屡屡锑羽，科举梦碎的失落、愧负知己的无奈，使叶生抑郁憔悴，“形销骨立，痴若木偶”。

这样辛酸的失意正是作者落破现实与内心凄凉落寞的真实写照。《司文郎》中的王平子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应试者，所作的文章得到了宋生和“最能知文”的廊下盲僧的赏识，认为其可高中。可乡试放榜时，王生竟名落孙山，而那个傲慢无礼、文章令盲僧作恶的余杭生竟得以高中，结果让人意外。在人们烯嘘震惊之余，盲僧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关窍:“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

无论是叶生、宋生还是王平子都是满腹才学的书生，他们踌躇满志于科举，却怀才不遇，屡困场屋，那种压抑郁闷的心情是除作者及所有有如些遭遇之外的人们所难以感受的，作者表达了自己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辛酸与失落，在对科举的迷恋中加入了埋怨的色彩，为其对科举的重新审视奠定了基础。

科场失意的惆怅和苦闷给了蒲松龄沉重的打击，伴随着科举之梦的一次次破灭，场科所见所经历的黑暗与不公，使作者在失意的同时对科举考试有了一个重新的审视，于是他不再感叹时运，而是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昏馈无知的考官。在作者看来，科举考试之所以“陋劣悻进，凡庸高中”，而“英雄失志，佳士被黜”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此。

作者对试官的另一批判原因是受贿索贿、利欲熏心。《考弊司》中的司主虚肚鬼王，表面上“气象森凛，似不可入一词”，又标榜“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然而在与士人初见时竟要他们按例割牌肉，又言“不必有罪，此是旧例。若丰于贿者，可赎也。”这便是当时考官营私舞弊的真实写照，他们满口仁义道德却公然索贿，这种看似公正，实则充满黑暗的科举制度，让作者愤怒疾呼:“惨惨如此，成何世界”。

《辛十四娘》中颇具才华的冯生屈居于银台楚公子之后的原因是“场中莫论文”，即权势的作用。《僧术》中考生名次的高低直接取决于金钱的多少，书生要想考取功名必须具备“进取之资”。对于这些昏庸腐败的考官，作者恨之入骨，在书中对他们进行强烈的批判和惩罚，在《素秋》中，称考官是“糊眼主司”，在《三生》中痛骂试官是“黑出佳士而进凡庸”的蠢才，要“掘其双睛，以为不识文字之报”甚至“剖其心”才能消解内心之恨。

作者在揭露科场不公和黑暗的同时，还以辛酸的笔调描写了科举带给士人的精神摧残和命运的悲剧。《王子安》一篇写名士王子安屡因场屋，在一次放榜前喝醉后，梦见自己高中的故事。在梦中他己殿试翰林，喜而大呼赏钱给报子，又想“出耀乡里”，因长班迟到，而对其捶床大骂，醒后才知一切皆为虚妄。在“异史氏”中作者又将秀才入闹的七似描绘得细致入木，这种种荒诞的故事和情节却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科举带给书生心灵的栽害。

《聊斋志异》中对士人、考官和科场的种种描述都说明了蒲松龄对科举制度所怀有的复杂矛盾情感，也深刻体现了作者一生对科举由热心期盼到失意落寞再到愤恨批判的情感交错与变化历程。其实在这条情感链条的最后，作者对其有过改革的设想，如《于去恶》中的“凡进必考”，对帘官加强选拔，整顿考风考绩；通过推荐贤官和清廉官员的巡视来监督消除科场的不公等等。

但在整个描述批判科举制度的过程中，作者对待科举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对科场的黑暗和堕落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他仍旧痛苦不己，对科举念念不忘，因为科举仍是他幻想实现政治理想的唯一途径，而这种复杂的情感也决定了蒲松龄不可能对封建科举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批判。

他只将自己的失意归咎于科场的黑暗和试官的昏馈，关注的是人为导致的科举制度运行中所出现的错误，却从未深入地体察科举制度本身的腐朽，从未怀疑过科举制度本身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科举制度批判的力度。

其实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早己失去了先前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种种弊端己暴露无遗，而作者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科举情结的束缚，无法对科举制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根本的批判，是思想上的一种局限，但也不能否认作者对科举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积极性。

2、对士林文化的新思考

清代己处于封建社会的末世，官场腐败日益严重，各种社会弊端也日渐显露，伴随着社会矛盾的升级，在思想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声音，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开始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反对程朱理学和八股取士的官员任用，这些思想自由之风对作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时，明中叶以来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在经过了明末清初的动荡之后，在清代前期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市民阶层得以进一步壮大，而作者也自然受到商业意识和市民意识这种时代气息的影响，于是在《聊斋志异》的不少篇目中着力反映了商业意识形态的内容。

这其中最能反映蒲松龄对商业发展及商人态度的就是《黄英》一篇，文中有两个主要的男子形象，分别代表了儒、商两种思想。文中的马子才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仗义善良，尤甚好菊，因与陶生“论艺菊之法”，将茅庐借其暂住，为人烙守原则，但又有些过于保守。而陶生则是另一种新兴商业文化的代表。

二人由于思想的差异而性格迥异。当生性旷达的陶生看到马子才家境清贫而想卖菊谋生时，二者的矛盾便产生了。马子才认为“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而陶生则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这里便可以看出马子才所固守的正是传统士人清高安贫、重义轻利的人格范式，而将行商看为是贱业。

当他看到陶氏因售菊而门庭若市，生活富裕时，便“心厌其贪”，在迎娶黄英之后，也是爱其丽而耻其富，当“家所需，黄英辄取诸南第”，“不半岁，家中触类皆陶家物”，“享用过于世家”时，他立即遣人将物品一一贵还，与妻“作南北籍”，欲分明财产，可最终却“不复稽”、“不能禁”、“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矣”。这使他深深地感叹“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

可以看出其重本轻末的思想虽然很重，但己有了松动的迹象。而黄英的回答则显示了商人尊重自己人生选择的坚定:“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己，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于是在园中筑茅茨，使马居，马安之。然数日后马“苦念黄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己，反就之。隔宿辄至，以为常”，当黄英以“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笑讽马时，马“亦自笑，无以对，遂复合居如初。”

这里，马的实际行动己显示了他的妥协，士与商的思想得到了融合。在整个的变化过程中，马子才的态度由“甚鄙之”、“厌”之、“耻”之，变换到“惭”、“不自安”再到“自笑，无以对”。这正是士的清高安贫、以利为耻与商的取之有道、不务求贫的价值观的冲突、整合，最终融而为一的过程，是商的观念对士的观念不断影响、规劝的过程，也正是作者士观念的转变过程。

而异史氏中，作者也明确表明了对陶生的喜爱，这也正是对商人的正面肯定，说明在作者浓重的儒家思想中己渐渐地融入了商业和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儒家思想、传统的士人观念己出现了新变。而这种士风观念中的商业思想渗透不单单体现在作者的身上，作品中的众多商人形象，如乐云鹤(《雷曹》)、马骥(《罗刹海市》)、任秀(《任秀》)、慕蟾宫(《白秋练》)等都是弃儒从商的典型，可以说这一类形象是作品对当时社会士风新变的反映，说明商业思想对当时的士人观念是有一定影响的。

再者，传统士风的变化除商业观念的渗透之外，还有与释道思想的融合。自古以来，积极入世的士子多持儒家的处世观点，而一旦科举梦碎或仕途不顺，积极的态度便会变得消极，思想便会向道家或佛家倾斜。作者也不例外，久试不第、屡困场屋的挫折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和痛苦，而道家所提供的心外无物，追求自由洒脱的生活情趣便是给了他弥补精神痛苦的一种方式。

在《成仙》一文中作者便叙述了成生、周生得道成仙的故事，而使两人决心归隐的原因就是现实的黑暗和虚伪。在《仙人岛》、《翩翩》、《贾奉锥》等许多作品中也都流露出了作者的避世情绪，他所向往的那种富贵、不为凡俗所累、逍遥自在的生活在仙境中凭借神仙的法术便都可变为现实。在那里，他的心灵得到了些许的宽慰，内心的苦痛与失衡得以消解，同时也给与其有同样经历的士人以慰藉。

《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塑造与佛教文化的渗透也有密切的关系。佛教在东汉末年由印度传入中国，后逐渐汉化，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思想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在中国历代许多著名的文人身上都有三教合流的反映，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佛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更加地深化了，而蒲松龄的思想也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在《聊斋志异》中他充分运用因果轮回、“诸法皆空”等佛教观念来塑造人物，用幻化来营造理想世界，并通过僧侣的形象来惩恶扬善，对民众进行规劝，表明自己的道德观念。如《考城隍》中所宣扬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佛家善恶观；通过《西僧》中的二僧和《死僧》中的僧人贪恋富贵而终无所得的故事向人们说明“谐法皆空”的道理；《连城》、《续黄梁》等篇以及《乐仲》中的乐仲和《长清僧》中的僧人等形象都向人们宣扬了及时行善和佛家轮回因果报应的观念。

释道观念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而对士人的影响则更为深刻，他们无法在现实世界里实现抱负，便多会向释道观念倾斜，以其自由任性、洒脱不羁的精神来开解自己抑郁的心情，从而使士风发生变化。

蒲松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其对科举复杂的情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士人的辛酸历程，同时，以佛、道思想为双翼，希望通过幻想给心灵以慰藉，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整体，又受到当时新兴思想如商业思想等的影响，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社会士风的转变。

撰稿/张聪【读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