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生投毒 复旦学生为投毒案被告上书 称其非恶贯满盈之徒

2月18日，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其父法庭外掩面哭泣

复旦177名师生签名的“求情信”

　　5月6日中午，新民网一则“复旦177名学生联名上书上海高院为林森浩求情”的消息，让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再次成为焦点。

　　这封“求情信”希望法院不要判处“死立决”。它迅速导致两种对立观点的激烈交锋—一种认为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量刑过重”，另一种则痛斥“求情”是投机，“慷他人之慨”。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上书求情”的参与者、持不同意见的复旦学生、本案被害人黄洋的挚友以及林森浩的律师。尽管观点迥异，但几乎所有人都提及谨慎对待生命。

　　审判是法院的事，有无一封“求情信”对最终结果不会、也不应该有影响。但这封信带来的关于“生命”的思辨讨论，值得关注。

“求情信”“他并非恶贯满盈之徒”

　　177名学生签名的“求情信”，以“复旦学生”的名义直接发给本案二审法院—上海高院，请求不要判处林森浩死刑立即执行。仔细分析这封信，主要主张有二：

　　首先，生命是珍贵的。世界上已有127个国家废除了死刑。美、日虽未废除死刑，但都极为慎重。中国经济社会在高速发展，“以渐进方式逐步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应该从林森浩案这一个案开始。

　　信中还说，林森浩的同学们了解后认为，林除此次涉案的严重行为以外，并非一贯凶残，即“他不是一贯的恶人”。他平时的表现恰恰是比较好的，如“对学弟学妹热心，肯帮助他们”，“对病人是负责的，态度是认真热情的”，学习、医疗实践认真踏实。他性格十分内向，喜怒不现于形，讲话直来直去，但学习和科研能力很强。又如，参加研究生会的义诊热情积极。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家境贫寒的他从生活费中省吃俭用捐出800元，是同学中捐款最多的人之一。发表过8篇学术论文，得到过国家奖学金。此外，病人送的“红包”，他坚决拒收。他平时节俭、朴素。

　　总之，致信的学生们认为，林森浩不是恶贯满盈的人。信中提到：“今年全国两会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强调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故建议不要判林森浩死刑立即执行，给他一条生路，让他洗心革面，终生痛悔自己的罪行，并在将来有机会照顾好黄的父母。”

“被代表”署名者尚不及复旦师生1%

　　在网上读到这封信，复旦新闻学系2011届的学生周扬清很不舒服。5月7日，《法制晚报》追踪报道了新民网的消息，当晚，关于“177名复旦学生为林森浩求情”的词条成为了人人网的热门专题。“我翻了下，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一共有40多页，大多数人还是反对求情信里的说法的。”周扬清说。

　　不想“被代表”的周扬清，在自己参与的学生社团“复旦新闻通讯社”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痛心那位复旦教授和177名复旦学生》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位复旦教授和177名复旦学生，在媒体舆论方面似乎造成一个刻板印象—那就是复旦人的集体意识。”“但是，凡事都要讲究真凭实据。我们复旦大学约有2700位专任教师和2.9万名学生。联名写求情信的教师和学生，分别占0.37%。和0.61%，均不到总人数的1%。”

　　复旦青年法学会在人人网主页发表时评认为，联名信上有65位法律专业同学署名，作为专业学生，在这封混杂着复杂同情心和悲悯心、缺乏法理逻辑性的联名信上签名，值得反思。

　　更大规模的批评浪潮在校外。网络上对这封信几乎是一边倒的骂声。有网友说：“以为怜悯生命就是善，给恶人机会改正就能被救赎的，都是慷他人之慨的投机者—无论是用这种手段来获取他人对自己的善意认知，还是自我心理满足。”还有人说：“那些求情的人，觉得有知识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就是价值比较高的人群，是优于普通人的。他们不是在为自己的同学求情，他们只是在确认自己的优等地位罢了。”

“没私心”“林森浩的父母也很可怜”

　　采访中，羊城晚报记者大概了解了“求情信”的始末。

　　签名学生普遍愿意呈现的版本是：悲剧发生后，复旦医学院很多学生自发通过自己的途径帮助受害人黄洋的父母，包括组织了四次捐款、帮助安排他们在上海的起居、帮助黄洋的母亲看病等等。在林森浩一审被判死刑后，有些同学觉得林森浩的父母也很可怜，他们在上海这个举目无亲的大城市几乎得不到任何帮助。

　　有几个医学院的学生就私下里沟通，是不是可以为林森浩父母做点什么。“最初提议的人里，很多都为黄洋父母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单方面地要帮林森浩。”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只是因为，已经失去了一位同学，他们不想再立即失去另一位同学。求情并不是请求放了林森浩，他犯下的错误不可饶恕，但死缓、无期徒刑也可以让他忏悔，并做出更多事情来宽慰双方父母。”

　　求情信公开后，遭到舆论一边倒的批评，这让签名的177人很委屈。记者找到好几位签名学生，都婉拒采访。其实医学院牵头的几位同学一开始就预料到了这个情况，因此也很犹豫，怕黄洋的父母误解，怕外界不理解。在咨询了法学院同学联名上书给法院是否可行、请求改判死缓是否有依据之后，这封信由法学院研究生带回宿舍先征集签名，征集到65个签名之后，医学院几个牵头人才打消顾虑，在医学院内征集到35个签名。剩余的签名，在某位教授的课上公开征得。

　　“这事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肯定是吃力不讨好。林森浩杀了人，公理都在黄洋父母那边。但是我们没有私心。林森浩父母一共只有两万元存款，农村家庭即使砸锅卖铁也没多少钱，我们图什么呢？我们只是觉得生命很珍贵，死刑要慎重；只是觉得有不一样的声音就表达出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者说。

　　上述知情人士还透露，本来通过签名学生的努力，已有两位企业家答应出资共50万元成立基金，为黄洋父母以后的生活提供保障。但面对“求情信”招致的批评浪潮，这两位企业家也犹豫了。他们提出，暂时不捐，若法院判决“不杀”再捐。“这些企业家也没有私心，若因此背负骂名当然不愿意做。”

论死刑“立即废止难获民意支持”

　　但是，也有学生透露，最后课堂上公开征集签名时，林森浩的一位二审律师赶到现场，向学生介绍案件最新进展。他还提到，案件的一审判决，可能受到舆论影响，他还举了药家鑫案的例子。

　　林森浩的另一位二审代理律师斯伟江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否认了律师主导催生“求情信”的说法。他认为，这封“求情信”对二审结果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还没有看到过这封求情信。相反，我们在一审卷宗里倒是发现有复旦学生要求判死刑的书面材料。但有这样的声音，我们也乐见其成。既然有说该杀的，有要求不杀的也很正常。”斯伟江说。

　　斯伟江介绍，今年4月，林森浩写了一封道歉信，托人转交给黄洋的父母，但是遭到拒绝。“我们完全理解黄洋父母的心情。希望得到谅解，但也不能强迫他们谅解。”他透露，法院说本月底会开一个庭前会议，目前他作为代理律师对死因鉴定提出了一些质疑，希望法院能重新鉴定黄洋的死因。检察院也已向法院要求延期开庭，预计二审开庭会在下个月。

　　斯伟江透露，林森浩父母正在考虑卖房子，并借些钱，力所能及地“补偿”给黄洋父母。“不管他们收不收，我们还是想尽一切可能表达诚意。其实林森浩父母连律师费都给不起。”

　　对于“求情信”，黄洋的父亲黄国强表示，这是林森浩的辩护律师采取的一种方式，他不接受这封信的内容。他认为，学生们在信中说愿意代黄洋尽孝，只不过是想以此换得“林森浩免死”。

　　复旦大学宣传部部长萧思健表示，学校正在了解“求情信”事件。写联名信表达自己的诉求是学生作为公民的正当权利。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有人觉得量刑过重，但最终还是要通过司法来解决，由法院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萧思健表示，这仅代表个人看法，不是校方意见。

　　学生给法院写信“求情”看起来更像是一出闹剧，但由此引发的关于“珍视生命”的讨论，甚至延续到死刑的存废问题上。斯伟江认为，死刑在我国有非常强大的文化基因，要一下子废除，在当下或近期都很难获得大多数民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