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助烈士像。

福州日报记者 林奕婷

27年的人生能做什么?王助给了我们答案。

从照片上看,这是位梳着偏分头、戴着一副眼镜,体质较弱的青年,然而他曾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要小看我是个身体消瘦、眼睛近视的文弱书生,有朝一日揭竿造反,我坐不改姓,立不更名。”

如其所言,从马尾海军艺术学校到燕京大学,他不断求索于真理和救国的道路。从工农红军闽浙赣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到中共福建省委委员,他不曾间断地用行动助人民民族意识之觉醒,用力挺起革命的脊梁。

辗转多所学校,革命斗志始终不变

王助生于1914年的闽侯县亭江乡(今马尾区亭江镇),从小目睹外国水兵对中国同胞趾高气扬的欺凌,让他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因不满马尾海军艺术学校的高压控制,参加罢考被勒令退学。

16岁时,他转入英华中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发觉这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救国救民道路,立即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次年,他被委以重任,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大同盟远东大会。同年冬,王助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王助,如一颗火种,决心要将黑暗照亮。他组织读书会、组建党小组,在学生集会上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残害青年的罪行,宣讲党的救国理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入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然而,基督教青年会却不合时宜地放映起反战影片《西线无战事》,别有意图。王助和几位进步同学提前印好揭露国民党恐日、反共罪行的传单埋伏在楼座四角,待灯光熄灭,电影开映,无数传单瞬间向观众纷飞而来,观众夺来传单阅读。趁此混乱之际,王助等人悄然离开。

王助看似文弱,实际上浑身是胆。他会将传单突然塞给坐在黄包车上的国民党警官,大白天在街头散传单、作演讲、与反动军警周旋也是常事。考入燕京大学的王助更是积极从事学运、工运,深入到黄包车工人中,甚至还到西苑兵营开展兵运工作,鼓动东北籍爱国官兵“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

王助逐渐引起当局的注意,为了保护他的安全,组织决定让他返回福州继续领导学生运动。1933年他转入厦大经济系,厦大的学运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很快打开了局面。

王助烈士墓。

勇于担当,迎击敌人的枪林弹雨

1933年,王助离开厦大,到江西瑞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此后他不再以学生的身份参加革命,开始了戎马生涯。

担任红军闽北独立师政委兼闽东北军分区政治委员的王助,随部队进行了长达3年的游击战争。有一次在屏南县岭下乡上楼村,他率领两个红军连与国民党的一个团交战两个昼夜,歼敌数百人。最后红军弹药用尽,但是敌人的子弹仍接连不断地扫来,在这紧要关头,王助不顾头部负伤,镇定地指挥部队撤出阵地,安全转移到预定地点。就这样,王助带领部队不断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发展和巩固新的游击区,粉碎敌人的计划。

1938年2月,王助回到福州担任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其间,他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恢复、创办《战友》和《救世报》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推动全民族抗战;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同时,还广泛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新四军,为抗日前线输送一批干部。当时,国民党制造了“泉州事件”,包围缴械了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企图将之吞并。王助得悉,立即与范式人找国民党当局交涉,据理力争,使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不得不同意把扣押的人员和武器在3日内交还。闽中红军游击队的队伍得以保存,并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

1939年王助被选为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兼任省委武夷干校副校长。1941年福州沦陷时,王助奉命带队在建瓯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建阳东坑头带领游击队伍奋力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这一年,他27岁。

王助的生命短暂而热烈,为革命事业奉献了一切。马尾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韩青介绍,为纪念王助,王氏家族的海内外族人筹集资金在王氏祠堂内修建了王助纪念馆,史志部门也一直在征集、整理和研究王助的历史资料,还原他的革命足迹,让革命先烈的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

【责任编辑:马春林】

来源: 福州新闻网 作者:林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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