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友三 刘万春、鄂友三被扣捕事件——起义之后（二）

之前说到傅作义起义之后谋逃绥远，但不久之后即为中共所发觉。毛泽东指示聂薄派定专人与傅邓联系以安其心，估计傅作义很快即认识到，无论从国共大局还是自身安全考虑，降而复叛这条路走不通。4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的局面更加明晰。故此，1949年8月，傅作义赴绥远安排董其武部起义事项，据中共方面情报系统了解，傅“八月二十六日由平返绥，住麦达召车站，接见他的老部下——绥远省军政要员。张匪（按：指国民党内调局第一处处长张庆恩）闻讯后，即携李宗仁、阎锡山、朱家华……等匪徒们的亲笔函件，及张匪早已拟就的阻挠‘和平建议书’，于二十八日乘路局之压道车前往麦达召晤谈；但傅作义自始至终不加可否，不表示态度，而愿听从各方意见，张匪碰了一个钉子，于当晚返包”。

 

虽然傅作义本人态度已经全然转变，但他的手下仍有部分对起义心怀疑虑甚至不满的人。朝鲜战争爆发后，一度使跟随傅作义起义的某些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国民党政府反攻倒算的机会似乎来临了。这些人蠢蠢欲动，与国民党一方暗通款曲，甚至鼓动叛逃。中共方面亦加强了对原起义部队的控制，于1950年11月下旬由华北军区将刘万春、张朴、鄂友三等3人扣捕（《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上册）》）。

 

事实上，当时中共对于华北国民党军政特各级组织机构渗透很深，辅之以技侦手段，于北平、绥远国民党内部的各种情况，可说是了如指掌。刘万春、鄂友三等与国民党相勾结的事实自然也在中共的监视范围之内。绥蒙公安局在陶卜齐水磨村一带设立了归绥情报站，对“绥远对方军政、党特、警宪之动向，我们均能及时掌握，有的情报甚至是对方上层核心之往来电函抄件”。当时动用的内线情报关系达133人，其中分布在军政部门者27人，特务部门15人，有绥远调统室科长2名，保密局绥远站组长1名，敌军团长3名，副团长1名，“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秘书2名，警察局秘书1名，副县长1名，省府科长5名，归、包警察官等数名。

 

绥远起义后，张庆恩派遣胡尚儒、张培英携六号电台潜伏于第258师张朴部，派遣郭泰、郭嵩携带电台潜伏于第111军刘万春部。其中胡尚儒、张培英台是唯一可以直接和国民党调统总部通报的电台，该电台自1949年10月4日起开通至12月6日中断联系为止，往返电报原件均被中共安排的内线李桂钧【电台译电员】掌握，并抄送情报站。鄂友三在绥远起义后，通过调统电台和国民党政府电函往来，并接受对方的委任，这一情况也是被掌握的。

 

另外，绥远起义后，国民党保密局绥远站站长赵思武以绥远省骑兵整编第12旅副旅长职务为掩护（旅长就是鄂友三），把持12旅驻包头办事处，将绥远军统及亡命绥远的军统分子大部网罗在内。中共绥远情报站成功地拉出了绥远军统的老资格武毓美【武任12旅少校副官主任，掌握军统人事档案。武系军统兰训班早期毕业，在绥远军统圈子里是老资格，了解内部情况多】，利用武掌握了许多情况，其中包括蒋介石和鄂友三之间的来往电文。

绥远起义之前，国民党内调局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绥远向原国民党高级军官活动游说，让王国璋、杜品山起草“和平意见书”，交鄂友三呈递傅作义、董其武，并发动高级将领拒绝和平签署，要求董其武领导全绥军民，继续戡乱到底。绥远起义之后，由李鲲生接替张庆恩继续在绥远活动，据李鲲生所拟之“工作计划”，“张朴部可由田树梅负责进行，田对张有把握；同时田之屯垦部队，尚有一部分武器，只要时机成熟，毫无问题”。阎锡山亦致电孙兰峰，任命刘万春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仍兼111军军长；任命鄂友三为热河省政府主席兼骑兵总司令，统一指挥第11、12、13各骑兵旅，及绥境所有骑兵部队，同时还以刘万春、鄂友三、胡景通兼第9兵团副司令官（阎锡山申马亥五电）。材料中显示，1950年初，李鲲生等发起组织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指导委员会，张朴亦在委员之列。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绥远起义部队在两三个月内即先后发生叛变56起，参加者3270余人。鄂友三亦暗中指使部下叛变，骑4师副师长张汉琏即怂恿2团叛变，结果该团在团长毕宝熙带领下叛逃，并杀害中共派到该部的团政委彭志超等14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导致刘、鄂、张等被抓捕的事件。

网上对鄂友三的结局，说法不同。一说：“1950年11月25日，华北军区以暗通国民党罪，将鄂友三等三人逮捕。鄂先经劳改，不久，即在北京永定门外天桥被执行枪决，从而结束了其罪恶一生”，另一说：“1950年11月因涉嫌“反革命”被公安部逮捕。1958年3月在北京狱中病逝”（http://baike.baidu.com/view/633756.htm）。其实网上关于鄂友三的结局，说法均不准确，根据华北军区有关敌军工作的史料可知，鄂友三是自杀于监狱。被抓捕的3人中，以刘万春地位最高，并未被镇压，六十年代被特赦后还曾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

 

本文除来自中共绥远情报史及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的资料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份绥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1951年2月所编印的材料，《蒋特中统在绥远省之活动概况》，封面有“特请参考资料之一”字样，前言中说明“今为了解该匪特机构，与我历年来所集累的零星材料，互相对照参证，加以选择、审查、研究汇编成册”，“为不失去材料的真实性和参考价值，我们采取了利用敌人原来的材料，照抄汇编”。本册应该是这份材料的第一部分，内容是“伪内政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的情况，分甲（成立经过）、乙（组织人事及活动概况）、丙（“九一九”起义以后的绥远办事处）、丁（伪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戊（伪内调局绥远办事处所属特工人员简历）等几个部分。从部分特工人员的简历来看，中共当时对某些特务分子采取了监视布控、“围而不歼”的手法，如“胡宗年，察省张垣人。张垣伪市党部委员。系‘国防部调统局’察北工作员，曾指示、领导商都、康保安、新民堡等三县特务组织，设有电台一部。张垣解放后，啣领所属十余人，潜伏于鲍贵廷匪部，任该部伪团长。‘九一九’起义后胡某化装商人来绥，于包头布置特务组织，曾派人打入鄂友三部二〇三团一连，阴谋策反。现伪装参加我军官队学习”；又如“马占一，曾任张垣伪副团长。系潜伏组织之‘多伦县游击队’队长。‘九一九’前，于绥东各地，布置、组织‘潜伏’分子颇多。现于鄂友三暂三团佐团长部潜伏”；再如“吴德兴，‘调统室’交通员。系‘潜伏’分子。现在我归绥新城五分局”，等等。情报掌握如此细致准确，收网时自然是“疏而不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