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治失眠专心虎泉 这是一个四个月后重返武汉的故事

刘婧 单读

上个月，单读编辑刘婧来到正值酷暑的武汉。在那里，她见到了出版品牌鹿书的创办者周昀、外卖员张赛，和牛津政治学博士晓宇。疫情爆发时，这三位从事不同职业、身处不同社会阶层的同代人，都被困在武汉，并与文字相伴——周昀完成了他编辑的小说《烧纸》的出版工作，张赛和晓宇则用日记形式记录下各自的疫情生活。

8 月的武汉，几乎恢复到它原本的面貌——人们重新走上街头，街道再度热闹起来，方舱医院已然拆除......一切都像在努力证明，那段日子已经过去了。而在内心深处的记忆，是否像口罩一样，可以被轻易摘下并丢弃？

武汉的感觉

撰文：刘婧

1

2020 年 8 月，游客几乎已经察觉不出这座城市曾经历过的一切了。

除了在某条繁华的小吃街上，突然蹦出的几间闭门歇业的苍蝇馆子，金融大街的一栋大楼上贴着的标语“武汉同心”，路过的某家医院门口定期还有演出，致敬几个月前来到武汉的医护人员，不知要到何时告一段落。

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不同程度地展现出被这座夏日熔炉锻炼的火爆脾气。我问起武汉曾建起的医院，司机用电视新闻上的语气讲解方舱医院已经拆除，让它们“回归原本的功能”，接着说，但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还保留着防止……他没有说下去，我也没忍心往下接。

▲前进五路上的这条小吃街非常有名。

上一次来到武汉，已经是九年前的事。那一年，父亲的工作已在武汉落定两年，我们一家人，同样是在一个酷热的八月，头顶硕大的太阳穿行于武汉的各个景点，一天内需要数次穿过长江。这是座不可思议的城市。盘踞于长江之上，烈日下一片白茫茫。

尽管因为父亲的关系，武汉好像一直是我们家庭的一部分。父母甚至种起了武汉人痴迷的紫菜薹，再千里迢迢载回老家炒给我吃。他们偶尔使用“过早”这样的方言词汇，且必在此时提及热干面的名字。

九年里我很少回忆那里，直到 2019 年年底。父亲非常幸运地提前回家了。二十天后，疫情再也按不下去，封城旋即启动。我模糊地想起那座城市的硕大无比，它众多的人口和庞杂的交通系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克服的困难，但目前看来，它似乎已经被克服了。

在我抵达武汉的几天前，一名武汉协和医院的护士跳楼自杀了。有新闻说，起因是她举报疫情期间不顾医护人员安危的主任。一条几乎隐形的消息。就像这座城市的很多隐痛，它们被淹没在日常生活那股惯性的大潮中。人对于遗忘痛苦的本能，和一个更大的力量想要人遗忘的动机媾和起来，在短短的四个月后，汹涌地掩埋掉了一切。

八月，江汉路步行街在一个周五的下午人潮汹涌，雪松路直到深夜还有人为夜宵排队，楚河汉街在等待武昌的大学城九月复苏。

这是一个在解封四个月后重返武汉的故事。它将从武汉行至十堰，再回到武汉。一座成为灾难中心的城市，以及它的人民，会如何回忆、记录、重述自己的历史？这潮水般的四个月，对此刻的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三年前回到武汉的周昀，不会想到自己退守的二线城市，有一天会成为世界舆论的中心。几个月前，张赛还住在武汉，外卖员的职业让他成为少数不得不在封锁期暴露于病毒威胁下的人。而长年游学海外的晓宇，在成年后第一次如此长时间地生活于这座城市，以这样残酷的方式。

2

一路搭车从汉口到洪山，时隔九年，我再一次横跨长江，从江汉区到洪山区，前往周昀位于虎泉站附近的办公室。跟老商业区汉口相比，洪山区作为大学城所在地，因为学生们的缺席而显得清冷了不少。

武汉的环线分布是这座城市的特色，它们以长江上的几座大桥为界，比如长江一桥与长江二桥环出了武汉的内环线，以此类推，将这座以长江为轴的城市分割，每一环都享有江水的滋养。

这半年里，周昀的编辑工作计划受到了难免的耽搁。因为夫妻俩都是编辑，平日的工作要求、也允许他们，过着一种安静、居家的生活，所以总体而言，除了没办法通勤，生活习惯倒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疫情缓解后，周昀编辑的《烧纸》一书问世，反响热烈。一次不小的成功。但更大的进展似乎发生在心灵深处。在这段受困的日子里，他像是获得了一种新知。

《烧纸》

[韩]李沧东 著

金冉 译

鹿书 deerbook丨武汉大学出版社 出版

2020-5

2003 年，周昀从老家麻城考入武汉大学的经济系，毕业后辗转了几回，终于回到武汉的一家出版社，创办了出版品牌鹿书 deerbook，真正立业成家。三年后，2020 年的初春，他与 1100 万武汉人一起困在这里，度过了至暗的三个月。

2020 年 1 月 20 日中午，周昀去药店买口罩，二三十块钱买了十几个。当天晚上，钟南山首次在电视上向全国确认新冠病毒人传人。事后，周昀后悔没再多买一些。而就在几天前，一个从北京来武汉、借住他家的朋友，临走前还给他们留下了几个口罩，叮嘱他们小心。彼时他和妻子还没有感受到紧张。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当天早上醒来后，周昀收到了很多朋友半夜发来的消息：武汉封城了，你们还好吗？

三天前的晚上，他和妻子商量退掉了回她老家江苏的车票，本可以驱车回的麻城老家，他也决定不回了。

23 日早上七八点钟，周昀驱车前往超市囤一些食物和日用品，给车加满油。在超市花了 513.44 元，其中有 150 元都用来买了饺子。那张小票他至今还留着。

封城之后，最糟糕的日子很快来了。“最恐慌的是过年那几天，尤其是大年三十那天晚上，”他停顿了一会儿，“当时真真假假、耸人听闻的消息太多了。”很多事情到今天都不知道真假，也不知道结果。

二月初，更紧急的状况发生了。妻子的一位同事和自己的父母、孩子，一家四口人出现感染状况。她的母亲因病情危急住进了 ICU，父亲在家等待六天后被收入康复中心隔离。而她和孩子都排不进病房，无法接受专业的治疗，丈夫又远在广州无法回家。

那几天，周昀和妻子，以及她的同事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网上求助，在自己的微信群里发布消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帮助。“当时有很多渠道，人民日报、国务院，微信可以登记，微博上好像也有，就是把你的信息、情况、电话留言上去。我们到处去给她填信息、打电话问。”

两天之后，终于排进去了。事后想想，周昀也不确定是他们的努力起了效果，还是正好轮到了而已。他感觉必须帮这个忙，“之前的人生没有被推到这种境地过，离一个人这么近，能够体验到她的那种无助。”

现在，让一个彼时被困城中的人，讲述那些日夜的细节体验，是一件对双方而言都不容易的事。周昀跟我说起几个记忆犹新的感受。当时，一些城外的朋友不断给他们发一些不知真假的消息，情况多么糟糕，政府多么无能。周昀感到哭笑不得、无法回应，他理解对方的好意，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依靠什么渡过这一切。

情况最严峻的时期，武汉为了疏散受感染的人群，方舱医院很多都是征用大型体育馆建成的。这些临时隔离病房的照片，一度在网上传得很广。周昀看到一个自己非常尊重、拥有一众读者的书评人，对此大加评价，表示这样的地方自己宁愿死也不住进去。周昀被这样的刻薄和无知震惊到，“很多人认同这个说法，认为方舱医院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但其实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建方舱的原因。后来证明它们是非常有用的。”

这件事给了周昀非常大的触动，他意识到一个人可能看过很多书，有很好的表达能力，但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仍然可能发表异常愚蠢的言论。“我觉得这可能是读书人或者知识分子容易犯的一个毛病，觉得自己看了一些书，好像对什么都可以指点了。”

封城之后，民间自发组织了一些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车队，他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安心，他加入了一个车队的微信群，再三犹豫。“年轻的时候一个人，我可能就做了；但现在如果我感染了，再传染给家人，这对家人也不负责。”经历过这样的抉择之后，周昀再一次重新认识自己。

年轻时，周昀是哈耶克的信徒，如今，被哈耶克打开的视野渐渐增加了新的维度。这种转变，“是从经验里来的”。他需要面对的，更像是雷蒙德·钱德勒所描述的：一种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矛盾。“我们这一代其实没有经历过什么磨难，觉得自己一个人怎么着都行，不需要什么集体。说到底这是对自己特别自信，”但是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周昀的想法起了变化，“集体当然会扼杀一些个人自由或个人特质，但它其实也是一种人道主义。”

疫情期间，他看到许倬云的访谈。节目里，许倬云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人们如何扶老携幼，这场景让他坚信中国不会亡。说话间这位老学者突然泣不成声。周昀很难相信年轻的自己会被这一幕打动，但是那天他流泪了，“大家互相帮助，挺过难关，我感觉我正在经历和他同样的事情。”

周昀想起自己最初做出版的心情。一个念经济的人，一心想要进入一个物质回报微薄得多的行业。他心里明白，做金融无法给他意义，而是“一种泡沫感”。

在鹿书的豆瓣页面上，有一篇他写于 2020 年初的文章，“十年前，我相信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相信思想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美国街头随便一个出租车司机，如今都懂得两百多年前开国者所阐述的三权分立的原则”，思想的提出，到演化、传播，并最终实现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实在的过程。

十年之后，他将哈耶克的句子真正化为己用：“做出一本书，哪怕只有一个人看到、受到影响、改变想法，那这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值得为之付出的事物。”那些专注于自我提升的、向内的意义感，正在转向一个朝外的方向。“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辐射那么大的范围；在价值判断上，我个人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谈话里，我谨慎地问起他对方方的看法。在疫情开始的第一周，周昀也曾试图写日记，写了两天之后，觉得自己所写的“毫无意义”。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确认方方日记中那些信源的真实性，却要承受它们给他造成的巨大的情绪负担。从这个角度说，他无法认同方方日记。“但我也不赞同对于方方动机的揣测，至于观点和内容，不管是宣传正能量，还是揭露负面信息，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真实，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一旦进入一个人完整的表述和具体的经验，我就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语去概括他。周昀的身上没有那种典型的麻城气质。他告诉我，麻城有两大“黑历史”：“大跃进”时的亩产一万斤和余秋雨所写的敦煌的王道士，汉学家罗威廉也以麻城作为一个暴力县城的样板写过书。相反，周昀温文、腼腆、谨慎，身材瘦削，声音像低语般轻柔。

熟悉周昀的朋友，说他这几年变了，变得更愿意走出自己的局促和羞涩。或许是从北京回武汉之后，独自承担起整个鹿书的工作，现实逼迫他再向前迈出一步。

整个疫情期间，周昀埋头阅读《数学简史》，后来还重学了一遍大学的微积分。解封一个月后，他又拿起了《陶哲轩实分析》，一本对普通读者而言非常艰深的数学类书籍。周昀从数学中发现了一种文学性的美感，以及更重要的，数学逻辑的确定感，与纷繁的流言恰恰相反。“但是半年只读了 100 页，太困难了。普及这样的内容，未来我想要试一试。”

几天前，周昀送妻子上班，妻子指着路上偶遇的人告诉他，这就是那个被感染的同事。她已经恢复健康，继续工作了。

那个不经意的会面的场景，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相信他们不再多言，共享着一种幸存的喜悦，至少在那一个瞬间，尽力地不去重提那些被绝望笼罩的日子。

▲江滩公园因为几个月里上涨的水位，在八月处于关闭状态。

3

在疫情吞没了整个武汉时，作为维系这个城市运转的人之一，外卖员张赛几乎跑遍了它所有的街角巷道。这期间，他观察、记录、发声，以缓解死亡带来的巨大的恐惧。事实上，他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他早已关闭写作的闸门，大量的时间都在为生活奔波。

2019 年 4 月，张赛前往武汉的一家生鲜超市送外卖。八个月后，他和暴增到 100 多人的站点同事一起，亲眼见证了一座空城的日与夜。

那时，原本跟妻子在城中村大洲村租的屋子被拆，地产的广告很快挂了起来。他在哥哥的饺子馆里打地铺，原本就打算这个年不回家过了。他与妻子的娘家一直存在嫌隙，当初，因为他河南人的身份，老丈人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头两年没跟他说过一句话。他决定就在饺子馆的地铺上过年，过年期间的工资还能多挣点。

因为前一年在十堰市的偏郊买了房子，小两口几乎花完了所有的积蓄，生活的压力陡然增加。自那之后，张赛默默给自己定了目标，每天赚够 300 块钱，不够就靠打点其他的零工凑。

一月底到二月初，张赛陷入了最大的绝望。在这座城市，他没有朋友，他的职业也不允许他居家等待。2 月 11 日，封锁小区的命令下达，所有的街道一下子空空荡荡。除了外卖员，只有像急救车这样的公共车辆，以及一些运送物资的货车。

等真正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时，张赛猛然想起 1 月 15 日，在那个难得的假期，他在位于汉口的一家书店待了整整一天。“密闭的空间，离华南海鲜市场又不太远，我想想觉得特别后怕。”那天，张赛读了一天的《乌合之众》。

站点只在情况严峻后某一天异常安静了一瞬间，之后迅速恢复日常状态，大家的话题重新变成“你今天跑了多少单”。张赛的防护措施只有一个口罩，他不知道那些戴上护目镜的同事是从哪里搞来的装备。

在站点通知外卖只送到楼下不要上楼时，仍有人要求送到家门口，但张赛当时决定自己绝不上楼。直到有一次，有人为独自在家的老人下了单后，坚决要求张赛送上去。慌忙中张赛按下了小区的电梯按钮。他一路举着这根手指，像沾染了某种致命的毒药。直到回到站点用酒精清洗干净。

那时候，他每天下午三点之前下班，挣得比平时还多。他打算回家后写作，但绝大多数时候，他放大音乐，在屋子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像个机器人一样。他坠入一种矛盾的心情：非常害怕，甚至想到死亡，但从没想过逃走。“当时就想着有可能活不了了，小孩怎么办？自己的亲戚肯定就不用交代了，觉得也要给朋友打个电话交待一下。”

从疫情开始，他重拾搁置了近十年的记日记的习惯。2020 年 1 月 28 日，他将自己的一篇疫情日记投给《单读》。很快，几家新闻媒体找上他，还包括一家海外媒体。

四月，武汉解封，国内疫情见缓，再没有人知道张赛的生活。不过对于张赛而言，很多事情再也不一样了。按照他的话说，“疫情让人闭嘴。我想说话了。”

此时，他已经离开武汉，来到妻子的家乡房县，和她以及两个孩子，在难得的共处时光里，暂时地放下生活的重压。

房县是武汉市西北方向近 500 公里的十堰市下的县城，到十堰市的直线距离也有 70 公里。从武汉到房县，最省钱的办法是搭乘大巴，120 元，近七个小时的路程。除此之外的其他方法，张赛从来没试过。

因为处于武当山地区，驶近房县，山势地貌开始显现。街道起伏，远山淡影。和中国的每一座小县城气质类似，在稍显低矮、局促的建筑物中间，低价卖场、烧烤摊、各式车载小摊位，占据着有限的公共道路。就像商量好的一样，每座县城都少不了的是市民广场，彰显着它们的居民们对于聚集在一起这件事不懈的热爱。房县县城里的诗经广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2020 年 6 月初，张赛辞掉了在武汉送外卖的工作，在这里摆摊卖些小玩具。因为距离疫区中心武汉较远，即使在疫情期间，十堰受到的影响也有限。这波振幅再往小县城里扩散，余威就更小了。解封后的第四个月，在这个人流量巨大的广场上，张赛几乎是唯一戴着口罩的人。

每天下午五点，张赛把收起来的条桌架在旅行箱上，缓缓地往广场推。他需要提前占领摊位。把条桌展开，小板凳围桌放下，准备售卖的小玩具在桌上码好。很快，小吃摊和各种小商品摊位，将广场的地面铺得满满当当。而广场的上空，属于广场舞团队、卖唱歌手、叫卖的大喇叭，所发出的震天的声响。大约两个小时后，晚饭后的人群往广场聚集，生意开始。

张赛挑选了半个月才选定他要卖的玩具。他总想玩些高阶的东西，买回来的显微镜，成像像是画出来的；后来又试了天文望远镜，能看到远处的高楼，他等啊等，等了六天也没等到一个有月亮的晚上，第七天赶紧退货了。这个群山环绕、天气诡谲的小城，并不知道什么“七日后不可退换”的规则。

最后还是妻子拍板，选定了海洋瓶。海洋瓶中彩色的胶状物，原本是一些遇水可变大的小球。孩子们从小水盆里捞出它们，挤碎，注入瓶内。力气小的孩子，得花费一二十分钟。张赛的摊位不仅买家流动缓慢，而且很多时候，这里就像一个小型托儿所，家长们把专注游戏的孩子寄放在这里，以获得片刻的喘息。

▲张赛的小摊位

两个月里，一张一米五乘一米的长条桌，四张小凳子，一个装着货品的箱包打开摊放在地上。这是他每天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的全部生活。除此之外，张赛每天活动的区域主要限于家里的客厅，那是他写东西的地方。

卧室的一个大箱子里堆放着十七本日记本，那是他十多年积累的“话”。这些年，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舍得丢下它们。几乎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汉字，偶尔重启下一篇时出现的空白部分，如今也布满了五岁的双胞胎儿子的画。通常是爸爸画出一个形状，孩子们给这些圆圈和方块涂色。两代人的笔迹，此时就安静地躺在床脚的这口箱子里。

两个孩子还不识爸爸的字，只知道温顺地服从爸爸的命令，“不要画在有字的地方”。他们说爸爸是“书呆子”，总是在看东西或者写东西。在他们五年的小生命里，爸爸并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陪伴他们。

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家里拮据，加上中等的成绩，张赛辍学，从老家河南泌阳县前往福建的一家纸厂打工。此间几番辗转。这些年里，唯一与他相伴的是自己那点写作的劲头。

“也许是我妈妈喜欢看书的原因，家里书比较多。”妈妈在他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因为意外去世，他清楚地记得那是 1998 年，发洪水的一年，但无法确定妈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毕竟转眼已是 22 年。

张赛只模糊地记得那个“顿悟”的一天。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他写了一篇类似作文的东西，写完放下就跑出去玩了，回家后无聊拿起来看，感觉写得蛮有意思。慢慢地，他对于写作的情绪不一样了。

打工的这些年里，张赛觉得自己是个被解放的书呆子，学校里除了教科书也看不到其他书，“所以一打工就撒欢，每天看书。”晋江有个图书馆，叫陈延奎图书馆，离打工的地方有两三公里，张赛一得空就走过去借书，“开始图书馆一次性能借三本，押 50 块钱；后来规矩改了，押 100 块，并且只能借 100 块的书。”世道的变化，也就是几年的工夫。

回想几个月前的黑暗时光，张赛一直没能说清是什么让他留了下来。无法从疫情里逃走，无法从生活里逃走。

四年前，张赛到武汉跑快递。跑快递虽然累，每天睡不到几个小时，但他在武昌开餐馆的哥哥和在奶茶店打工的妻子，常深夜帮他打包，再拉去站点。有一年“双 11”，他跑了 14000 块钱，到今天还记得。张赛一干就是三年，结果快递公司的老板带着员工们的工资跑了。

张赛经常怀念他刚到武汉的那三年，一切很有奔头，热火朝天的日子。只在一些偶尔的瞬间，他会想起没有上大学的遗憾。

年轻的时候，张赛想过靠写作、赚稿费就能养活自己，“慢慢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很早之前，他给几家著名的文学类期刊平台投过稿，石沉大海。疫情期间的这次尝试，是他第一次投稿成功。

“收到用稿回复的那天，你开心吗？”我问。“那个时候，很难有开心的情绪。”张赛的记忆迅速回到那些黑暗的日子，对于那时的他而言，在成功发表文章的喜悦之前，是一种表达冲动的纾解。“写作灾难，首先你心里要有人，其次才是才华。这跟平常的写作是不一样的。”

那天他把发表的文章发给妻子，“有点炫耀的心情”。当时，妻子正和一大家子人困在房县的乡下，她把文章转发给自己的姐姐。这么多年里，她的亲人一直没能真正肯定她对丈夫的选择，这一次，她想要证明一点什么。

妻子羡慕张赛有长时间坐在一个地方看书的能力，也知道自己没法进入丈夫的这片世界，但她常常希望他能多跟她说说话，能开心一点。夫妻俩用古文中两个没有实际含义的语气词，兮和矣，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起了名字。“不要那么多意义，想让他们这一生过得轻松一些，”他向我解释。

张赛的房间里，放着两个打包好的行李箱，箱子上还架着大包小包、准备一起带走的物品。摆摊一个多月之后，他们勉强收回了购买小玩具的成本。房县不宜久留。

妻子已经想好去处，要到武汉的一家蛋糕店学习做蛋糕。儿子们八个月时，她为了养家被迫重新上岗，每次拿起儿子的照片，都忍不住抹泪。相别两年多之后再见，性格腼腆的小儿子过了两个月才愿意叫她妈妈。明年两个儿子就要上小学了，她决心学好这门手艺，办起家庭小作坊，从此待在他们身旁。

张赛还没有想好去哪里。也许再度前往南方，就像他十几年前，第一次离家打工时一样。我劝他留在武汉，还是离家人近一些好，我对他说。这个少言寡语、很多时候显得闷闷不乐甚至笨拙的男人，比他能够表述的，更需要他的家人。

他在疫情期间发表的日记，得到了一家出版社的出版承诺，尽管只是口头的。张赛认真修整这些日记，已经积累了 17 万字。他开始在希望和无望之间徘徊，但出版界一个公认的现实是，疫情话题的书目，目前几乎不存在出版的可能。

最后一次摆摊那天，张赛告诉我，他担忧一种不可知的变化。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加剧，“管控会越来越厉害，事情也会受到更多的约束。如果历史倒退，我们现在的这一切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时，远处高大的市民活动中心大厦把燠热的余晖遮住，人在这酷暑里松了一口气，翻涌着向家门外攒动。人声渐渐沸腾起来。

4

抵达武汉的几日里，我亲眼所见的这座城市恢复的速度和强度，那种勃发的生活气息，以及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日常感，所听到的人们对于这场疫情和封城的反应，都让我大为震动。在这座热到让每一个没经历它的夏天的人，都想匆忙逃走的城市，新的认知和新的困惑，像每一条无风的街道地面上的酷热蒸汽，升腾、盘旋，笼罩住我。

某一些瞬间，我会想起晓宇在疫情期间持续更新的“疫区日记”。在武汉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终于见到他。我们坐在一家在当地非常有名的酒馆里，跟音乐、人声争夺着话语权。

除了浅谈几句的出租车司机，晓宇是我在武汉的最后一个聊天对象。相较于常年居住武汉的周昀和在武汉谋生的张赛，十七八岁就离开，之后又前往海外求学、定居的晓宇，更像是这里的过客，因为一场意外而被迫滞留于此。

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刻起，他就开始了高强度的讲述，从也门油船泄露危机，到他刚刚经历的惊险的云南瑞丽之行。我一直在等待他主动讲起武汉，但是始终没有。于是我强行开启这个话题。

三月的最后一天，晓宇完成了“疫区日记”系列的完结篇。日记里他写道，“没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我和困扰十多年的身份，做了和解。只是，这样和解的代价太大了。我情愿，它以其他方式，在更远的将来”。

来武汉的这几日，他向我推荐了不少吃喝玩乐，尤其是年轻人喝酒谈天的去处，一派本地人的劲头。我们约在当地非常有名的 18 号酒馆见面，这里有武汉最有名的精酿，也是他的推荐。

“这些都是近期发生的，”他坦言，“如果你在一年前来武汉，问我说什么地方值得去，我可能只能打开大众点评。”

或许因为从小在一个集体大院里长大，那里人口的地域、文化属性多元，晓宇一直没有学会讲武汉话，一个不会讲武汉话的人，要怎么说自己是一个武汉人？又或许是因为他成年后就没有在武汉生活过，武汉变成一个家人和户口所在地。再或者，跟他的研究方向有关，在牛津大学专攻国际政治的几年里，他前往中东等大量国际冲突地带观察、研究，进入了更大的世界。

“解封之后，我在不断重新发现武汉，但并不是从一个本地人的角度。”晓宇告诉我，当地的朋友带着他到处逛，他们研究这座城市的规划，重新复习它的历史。这期间，他还和朋友共同创作了一个以武汉为背景的剧本。同时，他们与本地的独立导演、独立音乐人、艺术家会面，对武汉本地的流行文化，也有了全新的认知。

在这个过程中，他似乎察觉到了一种“很武汉的感觉”。什么是“武汉的感觉”？

▲雪松路的小吃街。地摊经济在武汉红红火火，疫情之后更有了不一样的况味。

我对他说起夜半的雪松路，小吃摊把人行道摆满。人们摘下口罩，重新拥挤在一起，在香味四溢的餐馆里吐沫横飞，垃圾散落在人群散去后的街道两侧。被大水淹没的江滩上，一对中年夫妻从武昌驱车前来延时拍摄，为了参加武汉正在举办的一场摄影比赛，几位本地的大爷对着被大水没过大半截的树木、路灯，钓鱼谈天……

一种在此时此刻，显得不合时宜的燥热的生活。

“有人可能会说，比如码头感或者江湖气息，更像是一种可以描述武汉的气质，我觉得是其中的一种非正式性，”晓宇这样向我描述，“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享乐主义，我觉得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态度，那种‘不信邪’的感觉。”

疫情之后，被憋坏的家人，一下子散到各处，工作，休息，喘息。晓宇也一刻没有停下，独自创作、到处游览、与人谈天。“疫区日记”完成之后，他以惊人的速度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创作了一部剧本并进入深度修改阶段，同时继续他对于国际政治事件的关注和参与，还通过线上课程履行他在澳洲一所大学的教学任务。

这个身上少有那种典型的“武汉感”的武汉人，他表现出的温和有礼、克制冷静，似乎正是它的反面。只在某些瞬间，我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对规则的冒犯的冲动。这种冲动，同样被他下意识地融进自己的严肃思考当中。

晓宇跟我谈起一次朋友聚会。聚会上，秉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朋友，对疫情期间国内政府的种种举措非常不满，数据到底是不是真的，为什么举措那么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谎言？而刚回国的朋友则非常愤怒，用自己在国外更糟糕的亲身经历进行反驳。

晓宇发现自己不站在任何一方。他无法认同这种将两边的政府放在一起比较的观点，也不认为此时可以将无政府作为一条实际的出路。

疫情期间，他加入了一个志愿者组织。“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志愿者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机的基层组织模式，但它没有办法调动资源，只能去分配资源。民间组织以及个人捐赠的物资，存在多数不符合医用标准的情况。如果一个志愿者团队能够配上一个非常专业的医学团队就很好，但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怎么来做有机的搭配？专业性怎么保证？物资怎么协调？在这方面，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能够完全替代主权国家的模式。这是我的困扰，倒不是说我对国家模式有多大的迷思。”

5 月底，他参加了一场线上的国际研讨会，主题是讨论中国的抗疫经验。在开场的 15 分钟发言时间，他怀疑“中国模式”是不是中国独有的经验，解释类似举措如何在亚洲国家出现，中国举措更像是居于新加坡和越南的经验之间。这个左右不讨好的观点，让他迅速成为全场的众矢之的。

“我不是很喜欢‘小共同体’这个概念，即使是小共同体也容易形成信息闭环，可以变得很龌龊，同样不喜欢异见者。我最理想的社会，是一个能够允许个体充分流动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可以迅速成圈或者成集体的地方。”

重新熟悉武汉，却拒绝“武汉人”的身份感，或许也是对某种地域集体性的反抗。但经历了这一切，他再没有办法从完全的外部人视角观看这座城市。这半年里，他“第一次和武汉的情绪在同样的频率”，在最后一篇日记里，他几乎以一种罕见的温情写下了结尾：此时，武汉的所有，无比的新鲜，无比的永恒。

酒吧的音乐不知在何时响起来，我们几乎在对彼此吼着说话。也许是大声说话消耗了他太多的气力，也许是长时间高密度的讲述让他疲累，他的语速放慢了。

他说起自己这段时间的状态，强迫性地工作、工作、再工作。与妻儿异地的状态让他无法入眠，完全不能放松。有孩子后的三年里，他感觉自己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孩子被带走之后，他进入无法解释的失眠状态。他谨慎，或者说克制地，使用了一次“想念”这个词。也许他所受的教育和认可的表达方式，不允许他陷入情绪的漩涡。

5

离开武汉前往房县之前，我在前往汉口火车站的路上，企图寻找华南海鲜市场。

时间逼近正午，九年前那种无处可逃的炙烤，再次袭上我的每一寸皮肤。我举着定位在新华西路和发展大道的交叉口，来回走了两圈。一人半高的蓝色铁皮栅栏，牢牢阻挡了我的视线。我曾多次想象过它的样子，但没想过我会完全看不到它。

一块目测是入口的地方，竖着半人高的黄色围栏，写着“消防通道，禁止停车”。一块倒下的铁皮上，贴着一张加强住宅小区封闭式管理的公告，定于 2020 年 2 月 18 日，在尘土、雨渍、日晒中，日渐变得肮脏、破败。

对面的大武汉 1911 商区鲜有人迹，偶尔几个外卖员穿梭其中，不知道是从哪家死里逃生的馆子里奔向下一个目的地。沿街的小商铺，多迁走或彻底歇业，我无从得知。想从唯一一家开张的小超市的女主人那里，打听附近吃饭的去处，她眼不离电视，让我去别处找。

继续沿着发展大道往西，另一个入口处，停着几辆黑色货车，几个安保人员匆忙地走动。门口弥漫着令人紧张的消毒水的气味，像一个散发着酒精味道的伤口。我没有久留，紧绷着往前走，迎面碰见一个提着半个西瓜的大爷，慢悠悠地从我面前走过。突然之间，我去想象他这几个月的生活，想象他彼时的波折和此刻的安宁，等待着不管哪一种未来。

▲被关闭的华南海鲜市场

八月底，父母从家返回武汉。这个事实，似乎从某种个人层面上，向我宣告这场灾难的彻底结束。

他们早上四点就驱车出发，急不可耐。我想问问他们阔别多日后，重返这个曾经的新闻中心是什么感受。妈妈只觉得家里灰很重，打扫了很久；爸爸在另一边翻着日历，数着离开武汉已有 232 天。232 天没为工作操劳，愧疚吞没了他们。那天晚上，他们匆忙挂掉电话，准备明天一早，投入火热的工作里去。

另一个画面从我脑海里浮现出来，那是晓宇告诉我的。刚解封的武汉有一派特殊的奇妙景象，外出吃饭的人，往往会在交谈间，跟邻桌拼起桌来。两桌完全不相识的人，迅速建立话题，交谈起封城期间自家发生的事情。两个多月里，他们共担着一种相似的痛苦。他们前所未有地需要彼此，需要所有新鲜，同时亲切的面孔。

那时候，武汉刚刚做完全民核酸检测。像每一个获得新生的生命体一样，它感到安全，充沛，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