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 尹继武：中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

引子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期。从2018年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到2020年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战略竞争的形式、程度和领域呈全面扩大加剧态势。2019年5月中美经贸磋商出现重大分歧和争端是中国战略决心表达的分水岭,美国低估中国的主权原则、民族情感与政策底线,引发中国升级战略决心信号,此前中国虽有反制,但较多以合作、磋商和诚意等策略应对。中国对美战略决心信号的升级,表现为冲突代价可接受度上升和战略专有资产的外交信号呈现增多,体现出模糊性、决心与合作信号并存等特性。中国战略决心信号升级取得一定效果,但美国对华战略意图认知、政策调整受到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因素、对华战略共识、特朗普政治需求与策略的制约。中国对美战略决心信号成效的理性逻辑,取决于冲突代价的可接受程度以及战略专有资产信号呈现的结合。分析中国战略决心信号的类型、特性和成效,有助于建构新时期中美大国关系的战略互动基础,为促进中美良性战略竞争提供微观战略支持与政策建议。未来中国必须保持对美清晰、坚定的战略决心信号,推动中美关系稳健发展。

2017年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随之进入了战略竞争时期。由于2017年朝核问题成为美国政府的优先安全问题,特朗普政府需要借助中国的战略支持,因此在2018年初美朝关系缓和前,经贸争端并未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主要议题。2017年7月美国开始对华实施“301调查”,2018年3月特朗普发动对华关税战,且不断升级关税加征期限与金额,实施对华经贸“极限施压”谈判策略。两年多来,中美为了解决贸易争端前后进行了13轮谈判,至2020年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19年4月底前,中美就经贸摩擦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战略沟通与磋商,两国领导人也通过电话热线与首脑峰会维系经贸磋商的大局。2019年5月初,特朗普在推特发难,美国随后开始加征关税,从5月10日开始不顾中国反对,强硬征收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25%的关税,引发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反制。自此,中美经贸磋商进入升级阶段,起因在于美国政府低估了中国对于贸易协议的主权敏感性,相关条款及其执行措施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中国政府维护主权与国家尊严的集体决心也随之升级。6月29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日本大阪APEC首脑峰会上会晤,达成了以继续磋商的方式保持沟通、美方暂停新的关税征收的共识。而后特朗普又以中国并未购买美国农产品为由,威胁将于9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关税,经双方战略沟通后,美国推迟实施相应措施。2019年12月,双方达成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至此,中美经贸摩擦第一阶段落幕,总体上,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实现对华大幅度加征关税要求以及结构性改革等附带政治性的企图。鉴于美国不顾大局提出的磋商协议损害中国国家主权与民族情感,中国展示了立场坚定的战略决心,尤其是向美方表达了可承受巨大损伤代价的战略信号。

从理论解释来看,基于现实主义的逻辑,中美战略竞争及其后果的决定性因素是双方的国家权力或实力对比。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内政治是中美走向战略竞争的重要因素。而在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下,中美竞争者角色和观念的形成而非权力对比等因素,则是决定双方关系的核心变量。总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更重视中美关系走向的宏观权力结构、国家层次的国内政治等因素或者观念的塑造作用,但是从战略互动的路径来看,中美双方的战略行为以及如何看待对方的能力、意图与决心,则是更为关键的甚至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变量。美国在经贸磋商中不断施压与升级的策略,恶化了中美战略竞争的矛盾,双方战略行为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场关于战略决心的博弈。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美战略竞争与经贸争端的研究不胜枚举,大体可以分为如下路径:其一,中美经贸争端的政治经济起源研究。这类研究着眼于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微观基础,试图辨析美国对华贸易战背后的金融、产业布局与经济结构等各项要素的作用,同时揭示美国国内对华战略意图负面认知共识的形成及其影响。其二,中美经贸争端的战略行为分析。基于中美经贸磋商的具体事件和阶段性进展,分析中美经贸争端中各自的战略举措及其动机、研判双方能否达成共识等,这些研究大多为动态政策分析,重在辨析双方的战略意图及其谈判风格。其三,中美经贸争端的影响及其管控。中美贸易战对各自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相关研究重点剖析贸易战对于美国经济、中国产业与经济布局的影响及其对策,以及对国际贸易制度与规则的冲击等。

总体而言,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既有研究可以归类为“事件分析”,即探讨这一重大国际经贸争端的起因、过程及其影响,聚焦于可见的政治经济要素以及战略行为特性,可以说较好地还原了“中美经贸摩擦事件”的前因后果,但并没有系统探究经贸摩擦中“非物质性”战略要素的作用,尤其是未能考察中国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及其成效。2019年5月中美经贸摩擦升级,本质上是美国低估中国对于经贸磋商的主权敏感性、引发中国升级战略决心的典型案例。基于此,

一、中国战略决心信号表达的升级及其逻辑

2018年以来,中国的主流政策舆论与回应是坚持“贸易战没有赢家”,强调从共同利益、合作共赢角度协商谈判,其基本前提在于期待以谈判与合作解决中美经贸摩擦,试图通过沟通与协商达成谅解。在美国不断升级的“关税战”和“技术战”面前,中国虽有反制,但仍较为克制,呼吁双方保持理性沟通、争取合作解决。中国这一态度集中体现于2018年9月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白皮书总体强调了中美经贸的双赢结果,辨析了美国破坏全球经贸与中美经贸的事实,进而明确宣示了中国对于经贸谈判的政策立场,即“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中国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概言之,在以经贸摩擦为主线的中美战略竞争第一阶段,中国仍坚持以合作与协商为主的政策。2018年中期,中国相关社会舆论也发出了比较强硬的声音,这种声调一段时间内还甚为突出,比如“打一场史诗级的贸易战”。而中国通过大豆等农产品的反制措施以及对美对等加征关税,也是一种坚定决心的信号表达。但总体来说,在前11轮贸易摩擦磋商过程中,为了给高层领导人会面提供较好的协商解决氛围,中国的战略决心表态趋于克制、忍让,以谈判解决为主。

2019年5月初,特朗普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先是推特发难,继而单方面宣布强征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25%的关税。美国低估了经贸磋商给中国带来的主权和尊严伤害,随着中美经贸磋商出现重大分歧与争端,中国战略决心的外在表达也发生了实质的变化。无论从信号的多样化方式、话语和行为的严厉程度,以及相关战略配套措施的实施,均表现出中国升级了战略决心,表明中国已在充分考虑接受与美冲突、脱钩的长期化代价。其原因在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最为重要的是其无视中国的国家尊严和主权原则。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谈判态度和行为触犯了中国的底线和原则,对此,2019年6月2日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集中陈述了中国的官方态度。虽然中国一直强调合作是解决中美分歧的基本立场,但“合作是有原则的,磋商是有底线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决不让步”。白皮书指出,“磋商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对方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发展道路和权利,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不挑战‘底线’,不逾越‘红线’,不能以牺牲一方的发展权为代价,更不能损害一国的主权。平等互利,就是双方磋商的地位是平等的,磋商成果是互利的,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双赢的。如果一方强压另一方进行谈判,或者谈判结果仅让单方得利,这样的谈判不会取得成功。磋商要相向而行、诚信为本。中国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一国的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双方达成的协议应是平等互利的。对于重大原则问题,中国决不退让。中美双方都应看到并承认国家发展的差异性、阶段性,尊重对方发展道路和基本制度。但是中国不会畏惧任何压力,也做好准备迎接任何挑战。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可见,这份白皮书充分展示了中国在经贸磋商中的主权原则、政策底线和敏感性,意在向美国表明贸易磋商是一种双边平衡贸易结构与利益的协商方式,而不能危害和改变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体制,侵害国家主权原则。

自2019年5月初起,中国相关的战略决心信号特别丰富,体现出“对等升级”的反制逻辑。在外交话语信号方面,《新闻联播》“国际锐评”就中美贸易战发表了严厉声明,表示“中国已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代表官方严正表态,“贸易战,打,奉陪到底”。在此阶段,中国广泛接受并使用“贸易战”一词,而此前一直倾向于使用“贸易摩擦”的表达。官方和社会媒体开始密集出现对美强硬、不惧美国施压等声音,对抗舆论成为主导,连“抗美援朝”等抗击美国的主流战争片也开始在官方平台热播。在外交行为信号方面,中国开始积极展现各种反制的政策选择,有意识地展现上述“国际锐评”中模糊强调的各种政策工具。中国领导人开始视察作为重要的战略经济与军事物资的稀土产地,中国一些顶尖战略武器也频频亮相。同时,中国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缓和对外关系,争取其他重要国家的战略支持,强化与欧盟、俄罗斯、日本和朝鲜等地区和国家的战略关系。如果以《人民日报》“钟声”署名的评论作为中国对于中美经贸磋商中战略决心体现的指标,那么可以发现,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国际评论多集中在2019年5月初到7月初以及7月底到10月初,且较之以往更凸显冲突与对抗决心。其实,从2018年2月开始,“钟声”评论在批判美国态度和政策的同时,也有意积极塑造中美合作与协商解决的舆论。但是在第二阶段,自5月初开始到10月初,批判美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成为主要基调,从数量和内容看,集中体现了中国战略决心的话语表达。

图-1 《人民日报》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战略决心舆论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8年2月至2020年1月《人民日报》相关数据整理。

战略决心是指国家对于相关政策目标的坚定而决不退让的姿态,尤其是在面对不利的外在环境、客观条件以及对手行为所施加压力时展现的意志力,其内在维度表现为时间偏好上的耐心程度和风险偏好上的接受程度. 战略决心既是国家或领导人的内在特质,也需通过战略行为表现出来。结合中国对美战略决心信号表达的话语与行为,

表-1中国战略决心信号表达升级的维度

专有资产的信号展示

多少

可替代政策选择/代价可接受度

高冲突代价可接受度高,伤害对方能力展示多冲突代价可接受度高,伤害对方能力展示少

低冲突代价可接受度低,伤害对方能力展示多冲突代价可接受度低,伤害对方能力展示少

第一是对于冲突代价的可接受度迅速上升。对于中美经贸冲突所引发的中美关系恶化与冲突的代价,如果中国可接受度较低,那么表明决心一般,而接受度很高,那么表明决心已大大提升。对中美经贸冲突代价的可接受度可以区分为两个维度的指标。一方面,从中国的合作态度来看,如果冲突代价接受度较高,那么,中美合作的期待则降低,尤其是对特朗普时期中美在经济领域以及全方位的“脱钩”则呈现为较高的接受度。自2018年初以来,中国政府对于中美合作仍持肯定态度,通过外交话语不断强调中美合作是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流,结合中美建交40周年纪念活动,突出中美合作的积极遗产和现实意义。16 同时,在舆论层面批评中美“脱钩论”。自2019年5月以来,特朗普不顾中美积极的战略沟通,反而出尔反尔,特别是在中国表现出较高的磋商诚意的情况下,仍一再宣布加征关税。中国开始表达“不怕任何极端的负面情境”,对于冲突代价高的可接受度急剧上升,具体表现为中国实施“对等升级”反制策略。其政策背景是2018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等场合表达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决心。就此而言,对于中美冲突代价的可接受度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表明中国增强了冲突决心。衡量冲突代价可接受度的另一指标是积极开拓相关替代政策选择及其信号呈现。为了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冲击,中国有意加强和拓展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作为缓冲与美国紧张关系的战略选择。2019年间,中国显著提升了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加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中等强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中日关系也迎来了重要转机。积极改善和升级大国伙伴关系,在美国盟友体系中争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合作空间,这些作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负面效应的替代措施,实质上是呈现了中国对美战略竞争决心的政策替代选择。在民间层面,面对美国政府的制裁、封锁和打压,华为公司积极应对并宣布以新的系统等技术手段作为冲突代价的替代方案,同样体现出冲突代价接受度的上升.

第二,展示具有对冲突另一方施加伤害的国家能力的信号。这些能够伤害对方的国家军事、经济等专有资产是中国所拥有的战略牌。如果展示较多,则表明决心较强,展示较少则决心较弱。由此,根据上述两种维度的区分,可以观察中国对美战略决心的基本类型。前期中国一直强调谈判和协商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秉持“贸易战没有赢家”的合作理念,认为中美均受贸易摩擦影响而遭受损失,加之较少展示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所以2018年冲突决心展示程度总体上处于一般水平。自2019年5月初对美外交话语、行动信号发生变化以来,随着对于关系倒退、经济可能受负面影响的话语表态,以及公开报道稀土、大豆和高端军事武器,中国战略决心已然发生质的变化。

具体来说,中国对美战略竞争的专有资产有四种。第一种是中国特定的战略性物资。因其稀缺性以及中国掌握相关的储备和开采加工技术,中国的特定高科技物资能够对美形成相应的结构性权力,突出表现为围绕稀土出口的信号展示。5月20日,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考察江西,彰显对稀土等重要国家战略物资的重视和支持,向美国模糊地传递了战略竞争信号.随后,在商务部以及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中,当外界问及是否将稀土作为对美战略威慑武器问题时,中国政府采取了较为模糊的化解策略,增加发挥战略专有资产作用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大其威慑力。 第二种是庞大的中国市场。由于中国市场对于美国相关产业的重要性,美国产品能否顺利出口中国,影响美国相关产业群体以及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中美市场准入和份额等问题,也构成了中国掌握伤害能力的重要专有资产,这突出表现为中国市场对于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出口的重要性。美国中西部地区农民大豆出口市场受中美经贸冲突严重影响,因此中国对于美国大豆市场的态度成为中国战略博弈策略选择以及表现决心的手段。基于选举连任的政治需求,特朗普尤其在意中国是否加大对大豆、能源等重要商品的进口量。第三种是军事上中国具有领先水平或优势的战略武器及其对外亮相的时机。中美战略竞争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专有资产的竞争,同时战略与安全领域也是重要的竞争场域。中美在军事技术上存在较大的实力差距,总体上看,中国在军费开支、技术水平与联合指挥系统等方面均落后于美国,但战略优势并不完全由总体实力对比决定,也受制于相应的战略意志以及特定领域的武器和技术优势。比如,中国在核技术、战略打击、卫星航天等领域具备相应的尖端高科技能力,能够对美产生一定的战略威慑。在中美战略竞争过程中,中国升级战略决心的手段之一,便是加快相关核心技术研发以及在关键节点公开展示。例如,建国70周年国庆阅兵式集中展示了以东风-41洲际导弹、歼-20隐形战机等为代表的国产武器。第四种是美国在特定问题上对中国的战略需求。特朗普上台后,朝核问题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议题,在2017年朝核危机及其后的缓和过程中,中国发挥了重要的调停角色。特朗普也一直高度重视中国的角色,在2017年朝核危机升级期间,多次表示如果中国能够在朝核问题上帮助美国,那么美国愿意跟中国达成一个较好的贸易协议。虽然2018年初美朝关系缓和后,特朗普对中国战略需求下降——这成为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重要背景,但特朗普仍希望在朝核问题上有所推进、外交上有所建树。为此,在中朝建交70周年之际,2019年6月20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十八大以后首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客观上凸显了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增加了对美国战略不确定性及对华无理升级贸易战的压力。

从信号的类型来看,上述战略决心信号的升级也体现为决心表达言语与非语言信号两种类型。一方面,决心表达话语的升级呈现为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大量批判美国政府相关“不负责任”的言行、对于中美经贸冲突倒退的责任,表达了中国面对美方一再咄咄逼人而决不后退、不怕冲突与损失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政府相关发言人开始使用“贸易战”一词,表明了政府能够接受贸易战的事实,此前则较多使用“经贸摩擦”一语。话语表达的升级,更体现在政府权威部门对于中美经贸冲突坚定不畏惧和不退缩的立场上,即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那么中国奉陪到底。同时,借助历史和生活隐喻化解冲突所带来的紧张情绪,即中国人民历史上具有抵抗外敌、争取独立的丰富斗争经验,当下的中美冲突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另一方面,战略决心的非言语升级也较为明显。战略决心的升级包括相关物质性资产的展示以及战略应对手段的选择。这更为契合上文所述专有资产信号展示,以及可替代政策选择、对于冲突代价的高度接受。自2019年5月中国高调的话语信号表态以来,中国在军事、战略资产以及开拓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领域均有系统的战略举动,也给美方制造了相应实质性的战略压力,因为战略专有资产具有相应的威胁与威慑基础,同时也是心理性的,即通过主动展示、自我约束以及积极化解对美依赖与压力,拓展了中国自身的选择余地与战略空间。正因如此,在第11次中美战略沟通协商后,中国的战略决心信号升级实际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让特朗普政府意识到中国的政策底线以及中国在专有资产、可替代政策选择以及冲突代价接受方面的决心,为中美在2019年12月初步化解冲突、以合作为导向、互有让步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战略决心信号展示及其升级的特点

战略决心的博弈成为大国竞争博弈中的核心焦点。如何有效地展现自己的决心、防止对手认为自身决心虚弱,对于维系后续竞争、妥协等战略协商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对美战略决心的展示,既体现了传统的信号特点,又是观察中国对外战略行为特性的有效窗口。从时间节点来看,2018年初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后,中国战略决心展示处于第一阶段,即以和平、沟通与协商为主,试图通过非冲突形式与美国形成合作互利的战略共识。2018年12月中美首脑在阿根廷会晤,通过领导人面对面沟通,中国从利益协商与互惠角度,试图以平等尊重的方式与美国达成关于经贸问题的解决方案。但随后受制于国内政治需要以及对华施压获利预期增大,当2019年初中美经贸磋商并没有取得进展时,特朗普反而进一步对华施压。2019年5月初以来,围绕中美经贸摩擦,中国战略竞争决心升级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为应对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与升级策略,中国战略决心的表达呈现出相应的信号特性,体现了中国的战略思维特点、文化传统以及理性考虑。

第一,中国决心信号的坚定性与模糊性。

在初期的双边磋商及沟通阶段,中国突出强调中美合作以及互利共赢的重要性,决心表达较为模糊。这是基于策略性考虑,战略决心更多是一种威慑、不满以及对于冲突关系可接受的体现。在第一阶段,中国的战略姿态以及信号均处于低烈度水平,战略决心信号表达也较为模糊。在第二阶段,总体上看,从2019年5月初,上述各种信号展现表明中国的战略决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但仍表现出相应的模糊性。在强国锐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强烈言语信号中,重点强调了必要的政策工具箱,而对具体的政策选择、时间节点和对美要求,并没有详细而严厉的表达,呈现为一系列信号升级和配套策略的准备,但对于具体措施及其选择仍是模糊而灵活的。随后,特朗普在推特和其他媒体场合展现出清晰的对华极限施压的特点,且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美方的具体政策主张。特朗普2019年5月初将6月30日作为加征关税节点、7月底又将9月1日作为时间节点,这种“极限施压”策略的信号非常清晰而强烈,给中国的战略应对带来极大压力。尽管如此,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也是特朗普信号表达的重要特点,即随时可能变动时间和关税要求,遵约可信度较低。因而,中国战略决心的话语信号坚定性与模糊性并举,一方面阐明事态严重性和中国的反制选择,但应对的行为和措施仍具有一定灵活性,为后续政策选择以及缓解冲突留有较大空间。

第二,决心信号与物质性要素相结合。

在中美谈判的权力结构中,美方处于相对优势一方,从议题设置、条款选择、加税力度、强硬态度等方面来看,美方均处于相应强势,保持施压态势,尤其是中国着重强调“合作的原则性”、“相互尊重”,从侧面反映出美方的霸道。中国战略决心的升级是权力相对弱势一方在既有谈判中无法弥合原则分歧,从而采取接受极为负面代价、双方均遭受损失来促使对方改变立场的策略。换言之,面对对手挑战现状而不惧升级,其实可以增加己方强大战略决心的可信性。从中美贸易结构和数额来看,由于美国对华高科技管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较大,所以中美互相加征关税也是美国占据数量优势。因此,对于权力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而言,通过战略决心表达的升级来弥补自身权力相对劣势是十分重要的策略。中国也明白自身优势所在,即从时间敏感性来看中国具有自身的优势,而且较之美国,中国对冲突代价的敏感性要低,美国更易受制于国内政治等因素。所以,能力与决心并非是直接相关的关系,弱者更需要通过展示可置信的决心来获得谈判与博弈中的主动权。

第三,决心信号具有情感规范内涵。

在战略决心升级信号中中国着重强调原则问题,这需要将其置于中国历史文化、近现代以来的民族情感情境中才能理解。如果基于中国与西方世界碰撞的历史记忆背景评估对美立场坚定与否,中美贸易战遂上升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种民族情感与国内政治的结合也可以成为战略决心信号升级的重要动因。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表现出战略决心不足,或者在美方升级对华贸易摩擦的情势下并没有对等升级话语与行为,在事关最为敏感的主权问题上让步,中国政府则会面临巨大的国内观众成本压力,也即民族情感和政治压力。“对于重大原则问题,中国决不退让。中美双方都应看到并承认国家发展的差异性、阶段性,尊重对方发展道路和基本制度。”美国必须明白和理解中国战略决心背后的国内情感基础,否则只能导致中美冲突进一步恶化,因为其涉及民族自尊和主权等底线原则。同样,美国对于中国战略决心信号的升级反应,不仅是特朗普个性特质、政策偏好与谈判策略的体现,而且也受其国内政治需求驱动,其对华强硬谈判立场基于美国战略界对华战略共识和经贸谈判团队共识,甚至奠定了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政治正确的一条基线。

第四,决心信号与合作信号并存。

中国虽然已实质性升级决心信号,但同时仍在展现对于合作的期待。中国一直强调中美经贸合作是最好选择,中国始终敞开谈判的大门。中美在经贸领域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在2018年中美首脑阿根廷峰会后,美国谈判代表更换为莱特希泽,其对华经贸谈判态度更为强硬,重点突出所谓的“结构化改革”要求,试图在磋商协议中加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强化协议执行的法律权利等条款。这些问题均涉及主权原则问题,中国无法接受。因而,中国在表达合作协商的同时,强调“合作是有原则的。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国家尊严,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2019年6月29日,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日本大阪会晤,既强调中国对美经贸磋商与合作的诚意,又着重指出合作的原则性。“中方有诚意同美方继续谈判,管控分歧,但谈判应该是平等的,体现相互尊重,解决各自合理关切。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中国无意走向与美完全对立与对抗,而是留有通过谈判、协商以及传统的“互谅互让”方式解决争端的余地。

总体而言,在中美经贸磋商的第二阶段,随着双方战略沟通的推进,美方并没有秉持以平等、尊重与合作方式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单边施压逼迫中国接受美方主导的协议,为此中国升级了战略决心信号。中国战略决心信号既有一般外交信号的特点,如模糊性、为合作提供弹性与可能,同时也彰显了特定动因,亦即民族情感与国内政治压力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三、中国战略决心信号与中美战略博弈

在中美战略竞争过程中,中国通过系列言行信号及其升级,试图向美方表明自身的国家利益、政策底线及战略意图,坚定自身的政策立场,在美方极限施压政策下坚持原则和底线。其目的在于通过坚定立场、表达决心,影响美方对于中国政策底线、战略意志的看法,从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和经贸谈判中不切实际和侵犯主权的要价。具体到此次中美经贸摩擦,判断中国战略决心表达成效的标准为美方对中国战略决心的评估,表现为美方对于中美经贸摩擦的表态和立场是否松动和退让,尤其是观察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过程中是否实现了最初的要价。2019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的施压政策出现松动,在经贸谈判中的不合理要求也没有实现,据此可以判断中国的战略决心及升级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在美国国内,由于贸易战严重伤害美国制造业和农业等经济部门,招致拜登等民主党人以及商界人士的广泛和猛烈批评,美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受到负面影响。在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治国术中,将经济与安全议题挂钩的策略未能奏效,中国对其贸易霸凌主义坚决反制,而美国与传统盟友关系裂痕加大,为中国拓展国际战略空间提供了机会。

首先,中国的决心信号产生了短期与长期效应。自2019年5月初,鉴于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的极限施压和出尔反尔,中国从舆论动员到展现具体专有资产,自身的战略决心信号出现了剧烈升级态势。对于中方的诚意以及决心信号,特朗普及其政策团队短时间内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妥协姿态。相反,特朗普在5月12日进一步采取了升级措施,表示如果6月底中美双方在日本大阪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上达不成一个“较好的”协议,那么美方将于6月30日开始针对2000亿美元商品新征25%的关税。6月底,在中美首脑会晤后经贸摩擦得到一定缓和,但7月底特朗普表示不满后又再度升级,引发了中国8月份更为密集的决心信号展示及反制措施。至2019年下半年,在中国充分展现主权等原则问题上不退让的坚定决心的情况下,特朗普多次表态期待一个好的协议,为自身妥协寻找回旋余地。

这一过程其实暴露了特朗普在经贸磋商谈判中的两面性,即达成好协议与维持领导人关系之间的平衡。重视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是特朗普自身个人特质与国内政治需求的结合。在大阪首脑峰会上,中美首脑会晤达成暂时延缓加征关税、以磋商合作解决贸易摩擦与争端的共识,反映了中美首脑外交的作用以及特朗普对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期待。7月底,特朗普又借口中国不兑现购买农产品的承诺,提出从9月1日起重新征收2500亿美元商品关税,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展开反制,迫于压力特朗普又改变政策表态,在此次关税征收清单中免除相关商品。10月初,中美磋商传出可能达成阶段性协议的信号,而后双方都降低了舆论态势和反制措施。总体来看,中国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效果,同时也不乏长期效应,据美国媒体分析,特朗普政府在中美经贸战中并没有获益太多,而在诸如要求中国改变发展模式、侵犯中国主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等相关立场上,非但未能得逞,反而有所退让。

其次,中国决心信号成效也反映了结构性制约。如上文所言,中国的战略决心信号表达是影响美国态度转变的重要变量,但是中美经贸摩擦中的战略博弈并不由单方面因素所决定。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判断及其政策调整,受到更为宏观的中美权力转移、对华战略共识以及特朗普个人的策略与政策偏好的影响。从美国最初的目标来看,也反映了美国与中国对于发展模式、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政治文化的重大认知差异。

近些年中美权力转移进程有加快迹象,这是中美贸易战的宏观权力对比背景。自冷战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长期基于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理念,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作为霸权工具,而由美国经济发展、族裔认同变化所引发的政治极化,构成了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国内政治基础。在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受到诟病、自身政治经济走向危机的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日益内向化,需要对外寻找“假想敌”与“替罪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外交日益走向全球,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自身在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以及规范理念等方面的倡导和塑造能力增强,战略设计能力和外交影响力迅速提升。在此背景下,中美权力转移进程加速,中美实力对比日益趋近,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同时,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负面认知与特朗普政策理念相重合,则形成了美国对华经贸磋商政策偏好的国内政治基础。随着中美权力日渐转移以及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判断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2015年开始,美国战略界就对华政策进行了数年辩论,大体认定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而中国的战略意图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构成“挑战”。 美国对华战略大辩论形成了对华负面战略认知,这一结果恰与特朗普自身的政策理念相匹配。换言之,在对华经贸摩擦方面,特朗普极限施压策略下的关税贸易战和技术战获得了美国朝野两党的一致支持,尽管美国自身也受损,相关利益集团也不乏批评。最后,特朗普的谈判策略及其政治需求是微观基础。特朗普偏好极限施压、以不断变化作为战略博弈杠杆,并在商业与外交谈判中颇有心得。通过事先大要价而后强调双方的友谊与合作、再退让一小步,以换取美国在没有付出相应政策成本的情况下对方的让步与妥协,这已成为特朗普的基本谈判策略。特朗普同意延迟对相关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多出于特定的战略需求、国内选举政治需求以及领导人友谊的策略考虑。美国国内的产业地理和金融地理通过利益集团政治和选举政治机制,影响了特朗普及其谈判团队的偏好与策略选择,从而成为中国战略决心发挥作用的美国国内政治途径。

第三,中国战略决心发挥成效的理性主义机制。中国战略决心信号及其升级,其根本目的在于影响美国政策,而美国政策调整的前提在于其对中国战略意图、政策底线及战略意志的判断。所以,判断中国战略决心信号升级是否有效,在于其是否影响了美国对中国意图和决心的认知和判断,美国在中美经贸冲突中的政策施压是否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经贸谈判中让步和妥协与否。中国在中美战略博弈与谈判中处于一定的劣势地位,这是由中美总体权力对比、中美贸易结构所决定的。就此而言,中国通过战略决心信号的升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在谈判与实力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制约了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言行,改变了其偏好与策略。

换句话说,无论是对实力对比还是战略意志的考量,中国战略决心及其信号升级发挥作用,仍必须基于理性逻辑,即中国的战略决心信号升级,包括战略决心信号的公开表达和隐蔽行动,必须对特朗普及其谈判团队形成相应战略压力。根据

四、中国战略决心信号升级中的系统效应

中国对美战略决心的信号升级,是中国应对美国强力推行自身解决问题方案、对华极限施压下的坚定应对,也是中国试图通过话语与行为信号升级让美方形成中国立场坚定、决不妥协认知的一种策略。就此而言,战略决心信号及其升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应对措施。如上文所论,中国战略决心升级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中美进一步战略沟通并改变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偏好奠定了基础,中美也于2020年1月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有利于中美和世界。然而,在战略决心升级过程中也需要规避可能的负面后果,尤其是一些系统性效应。

第一,中国战略决心的兑现及其声誉问题。

外交谈判是一种互相妥协的艺术,在双方利益协商过程中,须防止政策和利益的退让被对手视作决心不足和虚张声势,所以在决心变动的同时也必须做好自身形象保护。具体来说,为应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协议谈判最后关键节点的施压和对华舆论攻击,以及进一步加征关税的高压做法,中国需要进行果断的战略决心升级及其信号展示,但后续互动仍需要在不断的博弈、磋商与拉锯战中达成妥协。所以,中国的决心升级需要处理好其可信度与中国自身可能做出“互谅互让”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防止美国视中国的谅解与让步为虚骄示弱的看法。也即中国战略决心信号升级,目的在于向美国传递一种战略意志与坚定立场的形象,即使不能兑现,也不能让特朗普认为中国是在“虚张声势”,缺乏真正执行与落实战略决心的意志。基于这一判断,中国战略决心的模糊性与条件性固然为中国维护形象和声誉带来了灵活性和政策调整空间,但如果过于模糊、不能兑现,又会影响战略效果的实现。

第二,对美战略决心与合作信号的平衡问题。

当对美强硬、升级战略决心成为一种主导的政治标准时,需要规避其对国内造成的消极影响。如果冲突决心成为一种政治标准,对美合作就将受到质疑,批判恐美情绪、激进对美可能会成为政策与舆论主流。这种极化效应将进一步激化国内政治与社会动员,产生不利的国际影响,压缩后续中美贸易磋商乃至战略博弈空间。客观而论,在对美战略博弈过程中,很容易将合作磋商看作妥协、让步甚至是“屈服”,因此战略决心信号升级,强硬与斗争话语更容易获得政治话语权。但一些过度自信或一味强硬的言论,诸如“中国应当与特朗普打一场史诗级的贸易战”、“我忍得了你忍不了的比拼,还有我做得到你以为我做不到的对撞”,并不利于中美战略竞争中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结合。因为对美战略博弈与斗争并不是最终战略目的,战略决心升级的目标是影响、塑造和改变美国对华政策偏好与策略。所以,中美战略博弈中的对美战略决心表达不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标准,而应容许存在不同的对美战略声音,包括战略决心信号表达的各种策略讨论,塑造多元、包容的对美国内政治与舆论环境。

第三,中国战略决心信号的实力基础建设问题。

决心并非由实力直接决定,实力对比、谈判权力结构中的弱者,也可以坚定政策不让步,展现接受高代价冲突的决心。在维护主权原则、民族情感和自尊方面,中国历来不缺坚定的冲突决心,恪守政策原则和底线。然而,实力构成战略决心信号表达的物质基础,对于替代政策的选择、军事对抗信号的展现,都必须基于相应客观、可信的实力。如果缺乏可信的实力手段来展示决心,包括承受损失的能力和耐力,那么决心的可信性会受到很大影响。合适的展示方式、渠道与策略也是重要议题,影响对手对于伤害能力的评估,如虚实结合更有助于形成不确定的伤害能力,也即适当通过模糊展示伤害能力的信号将有助于提高战略威慑的效果。从政策操作层面来看,在冲突代价可接受度高的情境中,中国强化替代性政策选择,诸如产业选择、外交布局、战略方向,改变在产业、战略与外交上过于在意美国的局面,将为中国的战略决心表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而,建设更多的对美专有资产、为中美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增加权力分量,是进一步增强中国对美战略决心信号表达能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加大在尖端军事技术、特定稀有产业资源、地缘政治布局、外交联盟策略等方面的战略投入,也是构建未来战略决心信号实质性的能力基础,有助于增强战略决心表达的真实性与威慑性。

五、结 语

中国对美战略决心的信号展示是对美塑造自身决心、立场以及形象的过程。正如杰维斯所言,信号未必是真实的,其有效性取决于其可信性及对方的解读,兑现的信号以及重复出现的信号将成为真实的标志,这是对手认为真实反映了相关能力和意志的特征。所以,尤其要防止美方将中国的“互谅互让”等争取合作与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当作中国自身缺乏决心、在重压之下妥协的标志,如此则不利于重塑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国际关系模式。

回顾自2018年初以来中美经贸沟通与磋商的过程,中国的战略决心信号呈现具有阶段性特征。在

梳理中美战略竞争过程中中国战略决心信号升级的类型、特性以及成效,有助于从理论上理解中国对外关系行为与信号的理性主义逻辑,为优化中国的战略行为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防止系统性的负面效应,比如兑现问题带来的形象维护、防止国内政治激进化以及加强建设展示更为有效的战略决心的能力基础。中国战略决心信号的表达既包括策略性和技术性环节即实力的有效运用,也包括实力的物质基础即决心能力要素的建设——冲突代价接受度、可替代政策以及对美战略博弈专有资产的建设,这是未来对美战略决心取得战略成效的物质基础。

2020年初,自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谈判协议后,新冠肺炎疫情相继在世界各地暴发,中美战略竞争随之进入新的阶段。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美合作关系并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导致冲突关系进一步加剧。中美战略竞争进入了多议题联动和多平台爆发时期,如何管控战略竞争、传递中国战略决心面临新的挑战。经贸摩擦由于疫情影响,暂时并未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议题,而关于疫情的舆论战,美国在南海、台湾和香港等事关中国主权的议题领域干预增多,预示着中美战略竞争正朝着更为负面的方向发展。5月20日,美国政府正式出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应对》文件,成为指导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政策文本。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临近,特朗普等美国政客出于选情需要,愈发频繁发动针对中国的新冠病毒污名化、“甩锅”政治等破坏中美关系的行动。针对美国不愿基于共同利益而进行战略合作,反而在多议题多渠道加剧对华战略竞争,中国在外交方略和对外舆论上积极应对,一方面通过“强国锐评”等正式渠道,对美国政客的不善言行进行信号建构,将美国不负责任的污名、甩锅和干涉行径判定为中国最为厌恶的政治行为,传递出中国对美战略行为的敏感点。另一方面,在对美展开激烈舆论批判的同时,维持中美合作的信号仍是中美关系发展预期的主流话语。

由此观之,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虽然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呈现多议题联动的负面态势,但中国的外交应对仍较为克制与谨慎。中美在未来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执行及第二阶段协议谈判中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冲突,因为协议执行层面可能牵涉主权问题。而在第二阶段协议谈判中,美国将更为关注所谓的中国“结构化改革”问题,加之美国在经贸摩擦暂缓后,在总统大选前不断在南海、台湾和香港等事关中国领土主权的核心议题上升级战略干预,打破传统政策,我们可以预期,中美战略竞争或将进一步激化,触及中国核心敏感点。随着总统选举临近,美国国内政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恶化趋势,而大选结果也将在短期内决定未来中美战略竞争与冲突的主导议题与烈度。基于

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