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纸精墨妙,笔致清远,与唐代书法的面目森然截然不同。除了书家本身的创作理念在发生改变,纸张的变化、无心笔的推广、制墨原料的丰富、桌椅的应用等物质变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能因为是借故宫院庆600周年的契机举办,抑或是受困于全球疫情,此次“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仅以故宫院藏文物为主,兼有少量天津博物馆藏品。因此,一些东坡粉对《寒食帖》、《太白仙诗卷》等名迹的缺席抱憾良多。然而,这恰为一些相对小名头的宋人墨迹让出关注度,其中不乏罕露真容,甚至以往缺乏印本的作品。仅就苏轼而言,此次展出的《治平帖》《春中帖》《归院帖》《书和靖林处士诗后》皆赖特展图录得以刊布迄今最佳印本,确属难得。


常州常宝钢管厂宋墓出土兔毫笔


宋墨原料较前代更为多元,有松烟、漆烟、油烟、石油烟和混合烟等,但考古出土且形态保存较好者极少,更多的出土时皆已残碎不堪。


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出土墨块及其拓本

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墨块及碎墨共计4例,具有标本意义。研究人员对这4例墨块进行扫描电镜分析,并在与现代松、油烟墨比较后得出结论:吕氏家族墓出土墨均属松烟墨。因其颗粒粒径较大且呈球状,与松烟墨较为吻合。


蓝田北宋吕大忠与前妻、继室合葬墓出土“年立”铭墨块




墨块样本的扫描电镜比较

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松烟墨在市场上占绝对主导,在宋人笔记中,以桐油、麻油取烟制墨的记载十分普遍。徽、钦之时,浦城人何薳还记录一种油烟混合的墨法,能优化墨性,使之坚硬耐用:“近世所用蒲大韶墨,盖油烟墨也。后见续仲永,言绍兴初,同中贵郑几仁抚谕少师吴玠于仙人关回舟自涪陵来,大韶儒服手刺,就船来谒。因问油烟墨何得如是之坚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烟和之,不尔则不得经久也。’”像蒲大韶这样的制墨名家,在宋人笔记中还有很多留名。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陈瞻、张谷名振一时之后,又有常山张顺、九华朱觐、嘉禾沈珪、金华潘衡之徒,皆不愧旧人。”地不爱宝,这句话提到的墨工便有两人出现在合肥北宋马绍庭夫妻合葬墓中,男棺出土墨块形近长方形,正面中部栏线内残留铭文“歙州黄山张谷”,女棺出土墨块略呈长梭形,正面中部存铭文“九华朱觐墨”,墨质皆疏松不堪拿起。常州武进村前南宋家族墓M4出土油烟残墨,考古人员据残存铭文推测此墨为南宋墨工叶茂实所制,其人在元代文献《墨史》有载。


合肥马绍庭夫妻合葬墓出土墨块



常州武进村前南宋家族墓M4出土油烟残墨

宋代文人对墨性要求甚高,叶梦得谓:“每用退墨,砚磨不黑。滞笔墨,如以病目剩员御老钝马。今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较?此正不然。黑者正难得,但未尝细别之耳。不论古墨,惟近岁潘谷亲造者黑。他如张谷、陈瞻,与潘使其徒造以应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写字不黑,视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尽,惟此物未能忘。数年来乞墨于人,无复如意。”叶氏孜孜以求的好墨需满足两个条件:黑、不滞笔。苏轼对墨的“黑”也颇有执念,以至于测试黑度的程序都十分讲究:

余蓄墨数百挺,暇日辄出品试之,终无黑者,其间不过一二可人意。

世人言竹纸可试墨,误矣。当于不宜墨纸上。竹纸盖宜黑,若池、歙精白玉板,乃真可试墨,若于此纸上黑,无所不黑矣。褪墨石砚上研,精白玉板上书,凡墨皆败矣。

墨的品质不单能决定书法活动的最终呈现,还极大影响书家书写时的心理体验,若不合意,则“如以病目剩员御老钝马”,故孙过庭早就指出“纸墨相发”为合,“纸墨不称”则乖。观传世东坡墨迹,大多色黑且有堆积感,这便是一流宋墨的表现。


砚对书写效果的直接影响最小,但因其质地以石、陶居多,不易损耗,于诸友中最为长情,故和书家羁绊最深,传世与出土数量都堪称文房诸器之冠。此次特展选出清代黄慎所绘《东坡玩砚》图轴,亦是文人与砚亲密关系的真实写照。


黄慎绘《东坡玩砚》图

汉宋间出土实物以平板砚、辟雍砚、箕形砚居多,这在宋人所绘前代故事图中也有反映,可助我们了解它们的使用场景。


左: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南唐文会图》局部;右:故宫博物院藏周文矩《文苑图》局部

宋砚则以抄手砚最具时代特色。抄手砚是在箕形砚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后者砚面由倾斜而提起,逐渐与两边持平,底部从砚尾处挖空,省去两足,留三侧壁,或从砚尾向砚底弧凹,因有一端可将手插入,以便移动,故名“抄手”。其砚面一般呈长方形,砚首略窄而尾略宽。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砚台凡18枚,抄手砚占11例。


北宋箕形砚与抄手砚

宋墓出土以实用砚居多,不少还留有使用痕迹,随葬数量也不拘定数。如余杭里山M12出土抄手砚一方、长方形石砚两方,其中抄手砚砚面一侧残留墨痕,长方形砚之一砚面还残留少量朱砂。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散落文物中有圆形歙砚一枚,通体素面,打磨光滑,外底面有使用划痕,砚面有明显朱砂痕迹。


余杭里山墓室平面图及出土三方石砚




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圆形石砚及残留朱砂痕迹

与砚相关的议题甚多,如石料、砚匣等,但限于篇幅,这里只想略谈一下砚铭。此次特展展出清宫仿宋结绳纹砚一种,因底部有苏轼题铭引人注意。


清宫仿宋结绳纹砚及匣




《西清砚谱》著录苏轼题铭结绳砚

是砚为端石所制,长12.3、宽6.6、高1.6厘米,表面还有做旧所致青绿色剥蚀痕迹。原配紫檀砚匣一合,匣面雕刻填金乾隆砚铭。重点在结绳纹砚的背面,镌刻有苏轼砚铭:

客将之端溪,请为予购砚。轼曰:余惟两手,其一不能书,而有三砚,奚以多为。今又获此龙尾小品,四美具矣,而惭前言于客。且江山风月之美,坌至我前,一手日不暇给,又惭于砚。其以贻后之君子将横四海兮焉穷,与日月兮齐光,庶不虚此玉德金声也。东坡居士识。

此砚为清仿殆无疑问,至于这砚铭是否苏轼亲作恐怕也得存疑。宋本《东坡集》收录砚铭九首,无此,明代毛晋辑刊《津逮丛书》,收录其编订的《东坡题跋》六卷,内含砚铭十七首,仍无此。1986年,孔凡礼整理点校《苏轼文集》收入此砚铭,来源即为《西清砚谱》,可知其至少不为毛晋所知,何时出现仍待考察。


《东坡集》卷一九选叶

即便此方砚铭时代不清,但根据出土宋砚可知,宋人在砚上刻铭的情况的确不少,依据铭文内容可大致分为三类:一,工匠、商家署名




蓝田北宋吕省山夫人墓出土抄手砚背面墨书“□氏丁亥孟□□葬”




蓝田北宋吕景山夫妻墓出土三足歙砚及背面墓志拓本




武夷山西门南宋墓出土端砚及其砚背墓志

结语

在传世宋画和出土墓葬中,我们还能见到许多文房四友以外的其他文房器用。例如,宋人马远所绘《西园雅集图》中有众人围观书写的场景,书案上至少还能看到印泥与镇纸。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马远《西园雅集图》中的文房器用

事隔千年,考古人员在蓝田吕大雅夫妻合葬墓中发现了这两种器物的身影,与《西园雅集图》中所绘十分相似,尤以朱砂印泥的出土极为难得。


吕大雅夫妇合葬墓出土白釉圆盒及残留朱砂




吕大雅夫妇合葬墓出土铁镇纸及其线图

这种形制的镇纸出土很多,结合图像,我们便很容易了解它的用法,以及它多见的原因。此外,还有铜、石、水晶、玛瑙等材质的镇纸出土。去年,南京出土一枚石镇纸,正面浅刻一持剑仕女,并署“章”押记一方,令观者对其使用者生发许多想象。


南京石门坎宋墓出土石镇纸

话头岔开,《红楼梦》第卌一回载宝黛钗三人在“槛外人”妙玉处饮茶,存如下文字: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支杯来,一个傍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䀉”,妙玉斟了一䀉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

据宝钗所用斝上的东坡款字,可知此物曾藏汴京秘府,后经东坡赏鉴。此处是全书对妙玉着墨最多的一段,藉由请钗黛二人吃“体己茶”的情节,作者为我们用力描绘妙玉的生活品味。此段所涉名物如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大盏、五年前在蟠香寺梅花上收的雪,皆脱俗难寻之物。与之相比,招待贾母、刘姥姥一行用的成窑五彩小盖钟、老君眉、旧年蠲的雨水,则显得稀松平常。妙玉用带有东坡刻铭的饮具招待宝钗,透露出清代文人对苏轼所象征的文化意趣的想象。


钱慧安绘《拢翠品茶图》局部

文房四友之外的文房器用与茶具、花器、香具类似,功能属性没有那么强烈,设计者需要更多地考虑其观赏价值,所以更适合作为宋人挥洒才情的道场,展现其审美意趣。后来者抚物思人,自然会赋予它们更多的美好想象。


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嬉戏双狮形笔架




诸暨南宋董康嗣墓出土石雕龟钮水丞

文房器用是艺术史中物质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借用台北故宫博物院何炎泉先生的表述:“很多的研究都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古今书家的工具都是相同的,从未因时代或喜好而有所改变。长期以来的研究惯性确实对书法产生不少误解,往往将物质性的部分归诸于书家的创作,在众人努力下已逐渐形成一部缺乏物质概念的书法史。”文房器用之外,还有许多书法史研究应当观照的物质信息,比如桌椅经历唐五代的发展,入宋后全面流行,便深刻影响了纸、笔、砚形制的变革和人们的书写习惯。这些物质变化的过程在宋代已逐渐被人淡忘,却共同形塑后人对宋代艺术的想象,其虽隐秘,若能察之,也能稍增观展乐趣。又或者说,书画主题展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展,笔墨之外,我们或许能望见更“活泼泼地”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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