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处 葛剑雄：人类历史是人跟病毒共处的过程

翟杨 搜狐城市 来自专辑城市观察家

传染病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而来，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有时比战争还要猛烈。

但截至目前，我们对传染病病毒仍然没有足够的认知，并且交通条件改善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现代城市的疫情防控带来了严峻挑战。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主任，资深教授葛剑雄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人跟病毒、传染病共处的过程，其中，人的利益如何能够得到根本保证需要着重考虑。他建议大城市应注重完善内部功能，在防疫过程中，把科学和人文很好地结合起来，未来的任何规划，都需要充分考虑人的因素、人文的因素。

<完整采访视频>

近日，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城乡规划》杂志社、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和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搜狐城市作为全渠道媒体战略合作伙伴联合策划的系列访谈节目《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变革》正式上线，本期嘉宾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

大规模人口流动加剧城市防疫风险

搜狐城市：您如何理解“人类的历史就是传染病的历史”？

葛剑雄：早期，人们就发现传染病是一种由某种动物传播，并且会发生人传人现象的疾病。但是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正常情况下，人口流动都非常有限，比如我国的游牧民族从没有离开过草原，甚至很多中国普通农民从未离开过农村，一辈子没进过县城。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都是随着特殊情况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发生的。例如东汉末年，一支匈奴人从今天的内蒙古、陕北流窜到了洛阳，又从洛阳流窜到今天的山西、西南一带，然后天下大乱，几百万人口迁移到了关中地区。这样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最终在建安年间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瘟疫。再比如，蒙古军队的西征，又把原来在蒙古高原上流传的鼠疫，一路带到了中亚、西亚、东欧地区。

此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人口流动逐渐变为经常性的现象，传染病的流行也往往发生在交通发达的地区。比如清朝末年发生在东北地区的鼠疫，那时，东北是中国铁路最密集、交通最发达的地方。如今，借助于高度发达的交通设施，病毒几乎可以在短时间内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所以现在，我们不得已采取封城、封国门的措施，断绝人际传播，但也由此出现一个新矛盾，因为现代社会，生产、文化、经贸等等社会活动，都需要人际之间频繁的交流合作。所以从这方面而言，现代交通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给现代社会防疫带来了严峻挑战。

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正面作用更大

搜狐城市：传染病大流行会对城市的形态格局带来哪些变化？

葛剑雄：欧洲发生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人口的高度聚集，对于防御传染病而言是个致命弱点。但是，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来讲，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发挥的正面作用更大。

其实，人口聚集并不是造成传染病流行的必然因素，而只是一个不利因素。并且，这种不利影响，我们可以通过科学、严格的管理，特别是充分发挥现代化医疗保健设施的作用加以抵消。在这次疫情中，所有大城市的感染率、死亡率都更高的现象并未出现，相反，很多大城市的死亡率更低，因为大城市的医疗卫生设施往往更为先进。

所以我们不可能因为疫情原因，今后就要求所有大城市变小，这是不合理的，而是应该要求大城市改善内部功能，在防疫过程中，把科学和人文很好地结合起来。

任何规划都应充分考虑人的因素

搜狐城市：在后疫情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中，您认为像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应该发挥哪些作用？

葛剑雄：在规划方面，以前我们更重视物，或者重视自然，但不重视人，不重视人文，未来任何的规划，无论是小范围的规划，还是城乡规划、国土规划这样综合性的空间规划，都应该充分考虑人的因素、人文的因素。

今后，中国还会继续出现一些特大城市或者城市群，但在城市群内部，我们要充分考虑如何在规划中做到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个体与群体、城市与乡村、生产与生活之间的协调。

这次疫情也提供了很多经验与教训，比如居家隔离，为什么有些住房很宽敞，却没有居家隔离的条件，实际上我们的空间应该既有公共空间，也应有每家每户的私密空间。再比如疫情期间很多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结果却因为无法去大超市采购物资，部分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都出现了困难。这是因为过往规划中，我们着重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评估，认为大型超市效益更高，但其实，大型超市与日常生活之前，应存在一个过渡网络，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建设一些小型供应站。

此番疫情过后，我们在考虑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城市的功能时，或许应该更多地考虑公共卫生安全这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对未来无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规划，都提出了新的课题。

搜狐城市：最后，想请您对观众说一句话，您最想说些什么？

葛剑雄：人类的历史曾经是人跟病毒、传染病共处的过程。未来，我们都要考虑怎么跟他们共处得更好，考虑人的利益如何能够得到根本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