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替人代生孩子 代孕，不只是找人生孩子这么简单

编辑部 白熊 常笑健康

“我儿子和我先生几乎一模一样，走路的样子、说话的腔调甚至胃口都一样。”提到孩子，陈女士不免感慨。

2016年6月，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宣判，将一对代孕产下的双胞胎监护权判归其“养母”陈女士。这也是国内第一例由代孕引发的监护权纠纷案。

陈女士和丈夫花费九十余万元进行代孕，由丈夫提供精子，由一名女大学生提供卵子，通过代孕中介找到代孕母亲，最终抱回一对龙凤胎。

三年后，她的丈夫因病离世，孩子的祖父母以儿媳并非亲生母亲为由，想争回孙子孙女的监护权。经历数番波折，她才留住这两个孩子。

滋生违法犯罪行为

由于代孕在我国是不合法的，所以代孕委托人的正当权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代孕中介深知一旦发生纠纷，委托人难以诉诸法律途径，觉得客户就算受害也是“吃哑巴亏”，所以经常涉嫌欺诈勒索行为，甚至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比如，有些中介向委托人展示了“高品质”的捐卵者资料，这些容貌仪态良好、学历较高的年轻女性，成为中介机构招揽生意的“头牌”。

如果委托人选择这类“高品质”卵子，就需要多付5倍以上的费用。中介在收钱之后，可能并不会真正使用这类卵子，“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不在少数。

还有中介以流产作为威胁，要求委托人源源不断地打入孕母的营养费和检查费，以诈骗的方式来获利。

诱发社会不良风气

代孕市场的乱象，也加重了“生男生女”的性别选择。许多家庭寻求代孕，都是为了延续香火，一些中介机构推出包生男孩服务，实际上就是不断反复地堕胎，直到将男婴交给委托人为止，不仅加重了社会重男轻女的思想偏见，也危害着代孕母亲的健康安全。

此外，代孕逐利的市场乱象也引诱着一些不涉世事的年轻女性，为了快速赚钱，她们向地下代孕中介“捐卵”，说是“捐卵”实际上就是“卖卵”，将身体器官组织明码标价进行售卖，拿着卖卵赚的“快钱”而食髓知味，赔上了健康甚至是生命。

02 · 为何代孕现状如此混乱

当婴儿成为一种商品，而子宫成为赚钱的工具，代孕行为在产业化的影响下，陷入了愈发混乱的处境。

代孕受到庞大的市场需求和疯狂利润的刺激，在法律监管的空缺领域中野蛮生长，在这种乱象的背后，有着市场供需、技术条件、法律缺位和逐利心理的影响因素。

迫切的生育需求，遭遇生育障碍

代孕现象的泛滥，与国内现存的生育需求密切相关。

据国家卫健委发布数据显示，我国不孕不育者数量达到5000万，近年来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在12%-15%之间，并受到环境污染、生育年龄推迟和生育压力等影响，不孕人数还在持续增加中。

在现有的不孕不育者中，有一部分人或患有不适宜怀孕的疾病，或存在子宫发育不良、习惯性流产或已错过生育年龄的情况，只能通过代孕来解决问题。

一些渴望延续血脉的失独家庭，也不惜一掷千金寻求代孕，对于生男孩的愿望愈发迫切，而代孕似乎成了唯一的曙光。

辅助生殖技术成为双刃剑

在强烈的代孕需求驱动之下，与代孕相关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也日趋成熟，为代孕的实现提供了必要条件，代孕技术的成熟就像一把双刃剑，如果合理运用就能为人类繁衍谋求福祉，但如果操作失范，也会酿成无尽的祸患。

目前，运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不仅可以顺利完成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让一个子宫功能良好的代孕母亲成功怀胎，还可以运用多胎术和减胎术来控制胎儿数量，甚至精准检测孩子的基因缺陷，这也就意味着，在理论上代孕者可以谋求一个“绝对完美”的新生儿，而技术福音似乎也成为代孕机构坐地起价的“资本”。

现有法律难以监管代孕行业

在十多年前，我国陆续颁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等法规，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也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

然而这些法规约束的是医院和医生，而商业代孕处于法律法规无明文禁止的状态。

在代孕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是数量庞大的代孕中介和提供代孕的女性，而目前政府只能处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从事代孕的行为，但无权处罚代孕中介和代孕女性，因此现有法律法规在处理代孕乱象问题时显得乏力，这也姑息了代孕行业内部的混乱。

祸乱的根源，皆为逐利

代孕滋生的高额利润，不仅让代孕中介乐此不疲，也吸引着以赚钱为根本目标的代孕母亲。

对于她们来说，每个月可以获得数千元的生活补助，而代孕完成交付孩子后还可以拿到高额报酬，尽管这笔报酬经过代孕中介的层层盘剥后已经大量缩水，但仍是一笔较寻常工作更可观的数目。

在湖北潜江的一些村庄里，许多年轻妇女为了15-25万不等的佣金，纷纷到武汉、上海等大城市去做代孕母亲，甚至家家户户都做代孕，提到代孕则表示“农村种田挣不到钱，只有靠代孕来钱多，还来钱快。”

在村民们眼中，代孕母亲身处于一个打擦边球的灰色地带，当地妇女代孕成风，用代孕的钱盖了新房，换了新车，甚至成为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然而，尽管带有强烈的商品交换意味，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血肉，当一个新生命降临到这个世界，代孕问题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升级。

03 · 代孕面临的争议与挑战

代孕是一个时时刻刻伴有争议的话题，当代孕母亲完成生产，将孩子交付给委托家庭并获得酬劳后，她就不能再与孩子有任何联系，这种直接而粗暴的商品交易行为，一旦交换对象是一个活生生的性命，就会面临来自伦理、道德和社会等多重的挑战。

代孕婴儿遭遇的伦理挑战

代孕，让生儿育女成为一种经济交换行为。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认为，代孕的伦理争议在于“人”变成了“人”的工具。

代孕所生的孩子或许会遭到社会的歧视，如果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疾病或行为偏差，也可能遭到虐待及遗弃，这都是更加现实的问题。

南方日报曾经报道，有位代孕妈妈在广州生下双胞胎后，经过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与委托代孕的夫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最终这对双胞胎无人认领，只能留在中介手中，陷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由于操作过程混乱，重要信息丢失，两个孩子的真正父母也无从查明。

从伦理上说，对于代孕产下的孩子，尤其是通过有偿借精、借卵生育的孩子，最严峻的问题就是血缘关系的错乱，由此导致了各种婚姻家庭乃至社会纠纷，还有涉及户籍、财产的法律难题。

代孕双方的权益常受侵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认为，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行业里，代孕是第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的行业。这个行业的混乱，经常侵犯代孕双方的权益。

对于代孕母亲来说，每次做试管代孕都要打七十多天的黄体酮来保胎，对于身体健康是一种极大的消耗，而代孕过程操作者的专业水平和手术环境无从保证，经常发生各种医疗事故，有些代孕母亲接受多次流产手术以及子宫切除等，导致不能再生育甚至死亡，而中介机构一般赔钱了事，这无异于草菅人命。

此外，代孕双方与代孕中介签署的合同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存有争议。

合同内容上明显违反了民法通则，也违反了合同法中对于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因此属于无效合同，而一旦契约面临破裂，代孕被迫中止，也会面临人财两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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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合理代孕需求提供一个避风港

七年前，江苏宜兴的一对夫妇不幸在一场车祸中离世，他们留下了一枚体外受精胚胎。为了给两家人“留一个后”，4位失独老人寻遍各种代孕机构，求律师打官司，终于在代孕合法化的老挝找到了医院和代孕妈妈。2017年，孩子“甜甜”顺利出生。这是目前代孕市场里的真实需求。

尽管从我国的现状来看，目前还不具备放开代孕的条件，但生育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繁衍后代对于个体和家庭而言意义深远，对于一些确实有着生育障碍的夫妻以及失独家庭，如果提出合理的代孕需求，应该提供辅助生殖技术的支持和制度保障。

辅助生殖技术的支持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全国具有资质开展试管婴儿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服务的医疗机构已经超过450家，这些正规专业的服务机构，可以为不孕夫妻和失独家庭等人群提供帮助。

对于无法受孕的情况，可以考虑发展亲属代孕、征集志愿者代孕等非商业代孕的形式，发挥辅助生殖技术中心的合规作用，让更多有着生育需求的家庭，不必无奈转向地下代孕黑市。

提供制度保障

对于需要寻求商业代孕帮助的家庭，也要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比如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代孕双方签署协议，完善代孕中介机构管理，建立亲权转移及协议终止制度，以保障代孕双方和婴儿的合法权益。

此外，也可以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对代孕流程进行全面审查和规范，对于代孕中引发的法律等纠纷，及时提供公允的仲裁。

代孕，不只是找人生孩子这样简单，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推动之下，数以千万计的不孕不育者和失独家庭看到了延续后代、重返天伦之乐的希望。

然而，如果不进行规范，代孕行业也会成为滋生罪恶的土壤，其愈演愈烈的社会乱象和争执不休的伦理道德困境，都意味着代孕从地下到地上，从非法到规范，都有着相当漫长的道路要走。

这关乎生命，关乎血亲，也关乎人最基本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