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餐馆需要自己种大米么？”在2020年以前随便找到什么人这么问，得到的答案一定是不要。但是今年不一样，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迟疑几秒，再回答勉勉强强说个不要。
不过要是去问问各个跨国制造企业，像是大众、宝马、丰田，他们大概率会点头如筛糠地回答说要。
上升到国家层面，让美国人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则可能是至少我们不能再让中国种大米给我们了。
许多国家嘴上不说，但是背后可能会这么做。
至于中国，幸运地是在开饭馆的同时，自己一直也种大米，不幸的是别人对我们能种大米这事都耿耿于怀。
新冠病毒对于人类经济生活的冲击，才是它对宿主们最大的影响。无论是即将出现的大规模饥荒，还是已经出现的中小企业的破产，或者是大中跨国企业的被迫停产都和一件事相关，那就是全球供应链的断裂。
如果从需求链来说，也就是制造商到顾客最终的交易网络，本次疫情让全球65%以上的终端需求都受到了影响，这是过去没人预计到的。
其实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在今年之前有先见之明的学者和企业主就已经预言到了。
2015年的时候《供应链管理回顾》杂志主管保罗·迪特曼就指出，总是有三方面的风险困扰着跨国公司的高管们：
1、如何处理极端环境下的设备损坏？
2、如何处理极端环境下的供应商的丧失？
3、在国际供应链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供给质量过硬？
大小公司在面对这些个问题的时候，都能够给出应对现实情境的答案，但很少有公司为后两个问题同时做准备。虽然解决方案早就已经被列出来——增加足够的优质库存，但这一条很少被各个公司的高管们采纳，因为这不旦会增加劳动成本，还会降低现金流，从而降低股份价值。
绝大多数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在面对供应风险，都选择以安全为代价换取最大效益。一般来说这种抉择是没错，可是“如果坏事情有可能发生，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并引起最大可能的损失。”墨菲定律再次显示出威力，最极端的坏事会发生，人们总得想好怎么办。
拿大众汽车集团来说吧，二战没影响它诞生，冷战没影响到它成长，结果大众由于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不稳定，今年史无前例地停止了大西洋两岸的汽车生产。3月份的时候这家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以每周损失20亿欧元的代价停工，直到4月才勉强开工。
人类很可能和新冠病毒一直共存下去，突发性的封锁可能成为常态，不稳定的政治局势也可能让供应链突发性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车企，只要是跨国公司能选的也不过是增加库存，建立多元化供应网，或者干脆直接自己造。
未来世界的供应链可能会朝逆全球化的趋势走去，自己开饭店自己种米可能会成为常态。
中国，世界供应链重要一环
1817年的时候大卫·李嘉图在他的著作《政治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差别。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优势，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一思想指导了众多国家的工业选择和跨公司的选址。
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集中力量发展自己擅长的产业，是致富最简单的方式。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产生对于某一经济领域的过分依赖。受到“资源诅咒”的石油国家是最典型的例子：由于生产原油就能够解决国家生计，反而产生了发展惰性，放弃开展其他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结果就是一旦国际原油市场有什么风吹草动，国民经济马上受到影响，丝毫没有缓冲区。
中国的工业选择诞生于生存需要。被殖民的历史，以及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对于重工业发展重要性的基本认识。长时间生产资料的匮乏以及苏联的解体带来的教训，也让中国认识到所谓的制度优越性可能是被消费品种类和数量决定的。轻重工业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为以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
中国利用自己最初的比较优势，也就是密集的劳动力造就了经济奇迹，但就像刚才说的，对于生存的忧虑没有停止过。就业搞不定怎么办？人口红利用完怎么办？知识密集型竞争怎么办？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国做了件大事：什么都要有，什么都要占，什么都不放。
2010年的时候中国就代替了美国成为了世界的第一制造大国，2018年的时候全世界28%的出口和中国直接或者间接挂钩。2019年的时候，中美贸易战还不可开交，大家还愁着呢：中国制造2025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但其实去年的时候，中国已经干成了一件大事：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听着是挺好听，完成的过程确实也很壮怀激烈，但麻烦事是无论是谁家的生意，都得过中国这一关。根据美国邓白氏发布的研究，财富前1000强的企业，163家在中国有一级供应商，也就是直接供货的联络商家，另外九百多家在中国有二级供应商，它们给一级供货商供货。
在3月份的时候，中国中下游企业的停产已经让许多跨国公司做了后备计划，临时掉链子可吃不消，苹果把从中国迁出15%-30%产能的计划提前，三星已经渐渐撤出了中国，谷歌、微软也都瞄准了越南。哪个国家都有企业要救，保护国内企业对中国也是个大事，下一轮的智能机大比拼，不可能不对本土品牌倾斜。供应链不稳定加上可能的市场缩水，迁出去成为了一些品牌的选择。
目前，事情已经复杂起来了。
把供应链带回去
很不幸的是，21世纪的这个时候，人们仍在使用上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去理解当代大国关系，比如“威慑理论”。原本这个理论是指以武力作为威胁，导致对方害怕无法承受的报复，从而放弃自己原本的行动的军事思想。
人们把威慑论称之为“艺术”，是因为它止步于事实之前，做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自从前年开始，大国间频繁在经济领域使用“威慑理论”，事情的发展不再只止步于“假如”，而是直接采取报复的方法，关税说加就加，禁令说发就发。
最大的副作用是，这种思路影响到了政治思考的方方面面，目前人们已经用这种思维思考疫情后的供应链问题了，尤其是那些事关生死的关键部门，比如医药部门。而这只会在短期内造成更多的仇恨和不信任。
对于药品制造来说，供应链主要分两个过程：第一过程是药物活性成分生产过程，也是药物生产最重要的部门，有效成分就在这个过程生产的。第二过程是配方生产过程，作为辅料的部分和主要成分按比例混合制造成药品。
虽然世界上最大的五个药品公司分别是美国的辉瑞、默克，瑞典的诺华、罗氏制药，还有英国的葛兰素史克，一个都不在中国，但中国占到全世界药物活性成分生产的40%，中国和印度直接占到美国药物活性成分生产的80%。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名主管珍妮特·伍德科克在2019年对美国国会表示：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药物生产离岸已经成为了趋势，中国成为了美国药物生产的主要供货商，这个趋势是被各大药物降低成本和环境要求的最终结果，但这对美国是个隐患。美国国防卫生局也多次重复这个事实在贸易战的背景非常可怕，因为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中国可能通过对美国制药的垄断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哪怕不是出于政治考量，一旦药物生产意外断供，对于国家稳定都是一个巨大挑战。
看看印度就知道其他国家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了。2月份的时候印度因为库存不够，暂停了许多重要抗生素的出口，这就让一些立马国家吃不消了。虽然欧洲国家没挑明自己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忧虑，但是行动已经开始了，比如法国的赛诺菲，2月份的时候提出要加速医药产业回欧洲。
在贸易战之前，美国的目标还只是把一些重要的制造业带回国，以解决美国国内的就业问题，说到底是个经济目标罢了。但是由于疫情的爆发，目前美方的想法改变了：这是保护国家安全必由之路，和国家生死存亡密切相关。现在美方还在积极寻找方法，把重要部门的供应链从中国带回来。目前他们已经对企业承诺税务减免，发放企业补贴，表示如果有需要还会采取力度更大的刺激措施。
下一步怎么走？
其实决定迁走不是件难事，怎么迁走才是真正的难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70年-2018年，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已经从1960年的11.8%上升到了30.1%，想要重塑占全球GDP三分之一的货物生产和运输，对经济造成的影响要比疫情造成的短暂停产大得多。如果说采取极端措施，各个国家真的把供应链都迁入国内，那么人类将会和市场规律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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