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的故事 融媒见证·光影70年|吃穿全按计划走手里有“票”才不愁 供销社和粮票的故事

　　王西爱的“供销社”里，依旧保留着老习惯。

　　王延训展示各类粮票。

　　市民争相购买毛泽东著作。

　　上世纪80年代，供销社内售卖锅碗瓢盆。

　　上世纪70年代末，市民在供销社凭“票”买衣服。

　　上世纪70年代末，市民在为孩子选购玩具。

　　上世纪60年代末，市民在供销社买水果。

　　在饭馆吃饭也需要粮票。

　　上世纪80年代，厨师正在上菜。

　　上世纪70年代末，供销社内卖布料的姑娘。

　　上世纪80年代，购买收音机这类家用电器也要“票”。

　　老照片由济南报业影像档案馆提供

　　柜台上摆放着雪花膏、香皂、小百货，柜台后的货架上摆满了铁皮暖瓶、搪瓷盆子，墙边立着码放整齐的布匹，还有盛放酱油的大缸……这是老电影里呈现给我们的供销社的样子。而在计划经济时代，拿着粮票到供销社买东西，是父辈们共同的记忆。

　　全村就一家供销社就是“百宝箱”

　　在章丘区三德范村，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古老街道。村里老人说，这是曾经唯一的一条“商业街”——穿过玄帝阁和太平门一进村，这条虽然经过翻新整修但依旧保留着古色的街道，已经是三德范村的一处景点。左手边坍塌后长满杂草的院落对面，有一家仍在经营的“老供销社”，店主王西爱从身高还不及柜台就守在这里，现年已经71岁。

　　“老供销社”现在已经是王西爱自己的小店。她说，这家店从1953年起就存在，最初是“生产大队”的供销社，当时是自己的姑姐在这里看店，王西爱那时就在店里玩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柜台后比划着，“那时候我还不如这个台子高。”后来经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变迁，成为由其丈夫单立荣与王文祥、王其宾两人合伙经营的“小百货”。这种合作持续了近40年，直到单立荣去世，王西爱才独自经营这家店。

　　王西爱说，过去的供销社什么货品都有，不像现在只有些烟酒糖茶或副食、日用品。打量店里的货架，依旧是古老的木架子，还有些是用砖头垒成的，只有柜台换成了透明玻璃。王西爱说，柜台以前也是砖砌的。在特殊时代，供销社就是“百宝箱”，人们日常购物只有这一种选择。每当店里来了鱼、肉或粮食，天不亮就有人到店门口排队，“来了稀罕的，比如布，肯定要排队。”

　　老店里还保留着一些虽然没有人再买，但王西爱舍不得搬出去的东西，比如布匹。“现在没人买了，但是我还会截布。”王西爱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一卷布，用木制的直尺量着，动作熟练极了。店里也有很多老物件，像是算盘，还有打酱油用的“提子”，其中最古老的一个“提子”是用竹筒制成的，内壁上有厚厚的结晶。王西爱指着两个带水龙头的白色塑料桶说，“现在都用这种了，这个干净卫生。”

　　买粮买布买自行车都离不开“票”

　　问起店里的生意，王西爱说还是有人光顾的，但相比过去难免冷清。“以前就这一家商店，现在光这一条街上就三四家。”王西爱的话虽然朴实，但她话语中表达的是自己的不舍和坚守。从儿时记忆到赖以生存，再到养老归宿，“老供销社”贯穿着她的一生。

　　街上很多人都对“老供销社”印象深刻。小店旁的巷子名叫陈家巷，77岁的王延训负责看守“陈家巷博物馆”。看到记者采访，王延训从博物馆中拿出了粮票、油票、布票，这些从各家各户收集来的“票”，与供销社的关系不得不说。

　　“粮票、肉票、布票我都经历过，那时候没有票买不到东西。”王延训回忆，他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票”最为时兴。这些“票”从哪里来?要从家里带着粮食到粮管所卖掉，“几斤粮食顶几斤粮票”。拿到粮票，就能到供销社里买些饼干这类的“细粮”。而遇到公事要出差，也必须带上粮票，不然没法吃饭，因为饭馆和供销社往往是“通起来”。“粮票那时候很紧张，得从‘大队’上开信。”王延训说。

　　王延训口中粮票的“紧张”，王琴也深有体会。不同的是，生于1956年的王琴生活在城市中，粮票获取的方式和用途也有区别。1972年，16岁的王琴到济南轴承厂参加工作，在车间里负责给集体户口的工人发放粮票。她手里的很多粮票上写着“只限本食堂使用”，有的是“粗粮一斤”，有的是“细粮四两”，有的是“济南市”，有的是“全国通用”。

　　“粗粮、细粮每人各多少斤，都是有比例的，控制得很严格。”王琴记得，那时候不仅是粮票，大豆票、布票、邮票都很紧缺。她说年轻时为了买一条新裤子，跟同事们挨个借几尺、几寸，一条裤子就是这么凑起来的。王琴拿出一张老照片，上面的年轻人站在自行车旁，而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家用的东西，也都是要“票”的。

　　终于“解放”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王琴说，在物资紧缺“按计划”年代，“吃不饱”是最让人难受的，“想自己买点什么吃，是非常不容易的。”于是，同事们之间互相借一下帮衬着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时候有很多农村的同事家庭比较困难，他们会带些大米到厂里来私下卖换粮票，我们也都尽量帮忙买一点。”王琴说，什么东西都受限制，反而让大家都很无私，经常借出去的几两粮食、几尺布票就不需要还了。

　　由于一个月的计划内粮食往往不够吃，那时的政策是每个月25日可以“借粮”，提前领取下一个月的“计划”，这就需要半夜到供销社排队。而家里人口多实在不够吃的家庭，也会用一些“奢侈品”票换取粮票。“有些同事用打酒的票换我们的粮票，像是樱桃白兰地酒，他们就不要了，多要粮食。”王琴说。

　　王琴家中还保存着曾经家庭用的粮本和煤炭本，这些册子上是一个家庭的领取计划。而册子上的日期则停留在了1992年10月，也就是从那时起，“要计划”的政策取消了，只要有钱就能买到想吃的东西。王琴还记得那股兴奋劲儿，“想吃烧鸡就每个星期买一只，想穿新衣服就拿了工资去买。”能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看来物质上已经得到极大的满足，虽然工资也就几十元。而在心态上，用王琴的话说就是“吃饱了不慌了”，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红火。那种欣喜，也许是没经历过的人无法体会的。

　　粮票使用了近40年，如今只能成为老一辈的回忆和收藏者的宠儿。随着粮票停用，供销社也逐渐走向没落。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供销社不得不走上了承包、改制的道路，原来的业务消失殆尽，供销社“尊贵”地位也悄然淡化，渐渐被小卖部、批发部取代。王西爱、王延训、王琴摩挲着泛黄的粮票时，从他们的眼神中能看到久久不散的专注。

　　那一定是个让他们都难以忘怀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