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界 陆兴华：地球成了实验室，也成了美术馆

科学与艺术结合，这个说法假设艺术缺少一些东西，而科学也缺少一些东西，二者结合后就能互补。

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将个人命运写进了一个集合，里面包含政治、科学、艺术与爱四个函数项。艺术与科学是平行的两条人生轨道，像一个青少年在电子游戏里最后走出的两条命路。游戏高手能走出很多条命路，被打败了，就得找另一条。个人也在找其命路，有时沿着科学，有时沿着艺术，有时沿着政治，有时沿着爱。

阿兰·巴迪欧，法国作家、哲学家。

在某个事件性的关头，一个革命青年，比如一个国家实验室里的细胞生物学博士研究生，可能正在谈恋爱，也正处于研究的突破期。这时，她与导师之间却产生了严重的方法论或世界观分歧，其研究的创新也引起伦理—政治上的冲突，门外就有群众在抗议她的实验室用小动物来做试验品。与此同时，她也到达了她的“杜尚”时刻，想要献身于某一个观念：对于某个一般、通适、普遍、总体的观念着了迷和入了魔，先用它来严格要求自己，再用它去严格要求其余的人。同事和朋友都有预感，而且已经不安：你让自己活得这么难受，还让我们活不活了？这是科学家像艺术家那样活得很激烈了。他们做科学或艺术，不是把科学艺术当作目标本身，而是为了活得激烈而走在了科学或艺术的道路上。

她可能因自己的科学研究而激活了她的政治、爱和艺术，也可能因为艺术而激活了她的政治、科学和爱。她于是成为杜尚式的爱因斯坦，或爱因斯坦式的杜尚，或者更加激烈一点，成为反对爱因斯坦的玻尔或海森堡。你如果仔细了解过玻尔，就会发现，他其实是科学领域的杜尚。他说，上帝也是看着办的，也在那里傻等，一如等待戈多；相比，人倒是激烈的，会奋不顾身，会否定之否定，会绝对清算。

这里就出现了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做科学和做艺术都是为了活得激烈。上帝也下赌，人类还等什么？科学家和艺术家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同一的：故意不要底线，努力捅破现有底线，赌得不给自己留活路。成为科学家和成为艺术家，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故意打破一切底线，因为想要活得更激烈些而为难自己。

在人类世里，自然科学家沦为这样的两拨人：一拨只相信仪器、数据、模型、杂志、团队和资助；另一拨则以“来自自然”自居，一受到大众的攻击，就从自然中心论出发，退守到根本不能了结，也不能确定的实验室中心论之中——拉图尔所批判的那种。两拨人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都说别人是相对主义者，只想恢复过去的好时光，至少承诺同行、同类将带他们去到那里。

这里面肯定出了问题！只要科学仪器一到场，哪怕数据还未出来，我们就对被测对象、研究对象变得更敏感。比如，我们对全球变暖这件事就是知道得越多越敏感。仪器搬进来越多、证据越多，大家就越将信将疑。没有办法，研究仪器永远跟不上人的焦虑、怀疑和敏感。这就是气候危机下的科学。如此，科学也无法客观了。

今天的科学报道已无法不像“后真相”了，而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假了。这就是人类世的当前状况，科学讲述所需要的上下文，不仅已被纠缠到自然历史中，也被纠缠到地质历史之中了。而且人本身也是自然，无法站出来再重新去与自然发生关系，需要像宇航员那样重新降临到大地上。根据拉图尔所言，今天我们正在同时失去科学和土壤，科学正在失去土壤和人民，人民有土壤但却失去了科学。生物圈成了技术圈后，也成了体外化圈，地球则成了一堆有待被组装的人工材料。这时，如何将人民、科学和土壤三者重新拉到一起，排练出一种命运？这是我们在人类世面临的最大难题。

与此同时，所有的科学也与所有的生命形式同构了。地球成了实验室，人类成了被试验者，像供实验用的小鼠被囚禁在里面，无法对外面做出客观丈量。关于我们自己的那些软件和操作系统，也都须整个重写，甚至被发明。我们是在自己身上实验着自己，是被困在一条找不到地方降落的航天飞机——Space ship Earth——上了。原来的生物圈1由于谷歌、全球海底电缆和天上密布的卫星而成为生物圈2，成为技术圈、信息圈——云计算平台控制论式地挟裹了地球，制造出某种新的有机性。这时，人类必须像哲学家利奥塔所说的那样，去成为“非人”，成为那一人身上的多于上帝的东西。但我们目前并不知道这一广大深入的、决定着我们更远的命运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应该躲到各种超人类主义、后人类主义的版本之中，要知道，后者支持的是像一辆快速驶向悬崖的列车的全球资本主义系统。这一最终能稳住一切的“非人”系统到底是什么？科学不再能告诉我们。艺术隐喻得出它吗？

科学在一定距离外客观地对待这个世界，而艺术教我们近距离地接受这个世界，帮助我们重新降临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要另外一个世界或逃避这个世界，而是要以更激烈的方法，重新去接受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比再洗礼派更加激进：第二次降临这个世界，将噪声、雾霾和气候变暖都当作我们的自豪的储藏。我们需要一种末日的特技，来使大家重新成为邻居，再不用从遥远的权威和传统那里去搜听新的消息，而是立足眼前和手中的东西，抱住一小块能带给我们安全感的大地，一个由我们自己选定的标的物，获得明确的下一步的指令，开始复界。

正如党派、观点、态度之间存在对立，在气候危机下，个人身上也充满着种种立场的对立。就算生态农场已成功，垃圾分类已清楚，电动汽车已普及，其背后运作的也仍是同一版本的政治经济，身上携带的仍是同一种病毒。但如何来更换我们的操作系统？要换上哪一种呢？光下面这一点就会要了我们的命：我们没有一种渠道来论争这个，找出对策。科学家共同体已不可靠，现在能做的，只能像李普曼所说的，先权且跟在那些听上去党派利益不重合的人身后了。

在人类世，我们反而越来越需要小说家、将军、工程师、科学家、政治家、活动分子和公民走到一起，找到一个公共的交换态度和认识的地点。这时，所有的行动者都共享着同一个变形的命运，使社会和自然和解是远远不够的。

讨论转基因是对是非永远不会有头绪，因为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诡计，弄得大家争论不休，它才好长驱直入。在没有一个科学记者弄得清门道的情况下，还不如退而来讲“地质故事”。这是人人都能讲的，你有你的自然，我有我的，正因为关于环境和生态，人们往往鸡同鸭讲，所以在人类世，在政治和科学同时瘫痪的情况下，得艺术上了。

今天，人们的殊死斗争是：你想要让这个自然、这个世界、这个星球怎么办？你说它该是什么样子？在人类世，政治与科学必须放到一起来做。政治与科学不分，科学与艺术以及政治与艺术也不分了。此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幸存物而斗争，如此才能形成新政治。原有的欧美代议制民主制里不可能再产生健康的政治议程，想都不用想，试都不用试。于是，人类世里每一个人都被迫成为艺术家，必须单方面地去负责搞政治和科学，去爱了。

看艺术展览时，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最不应该做的或许是学习和研究吧。

当代艺术作品并不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客观知识，甚至也不向别的同行提供如何做作品的方法论知识，不为了作品中的内容布排修辞展开论争，去提供某种科学知识。为什么？因为当代艺术生产的是“非知识”。我们总是将当代艺术当成某种需要被学习的科学知识。今天强调科学和艺术关系的展览，也常常落入这样的俗套：科学与艺术“结合”，艺术使公众对科学更亲近，或者科学使艺术更“面对”当代世界，仿佛通过艺术讲出来的科学就更完善。这些姿态和说法，都是有问题的。

我们今年夏天邀请了两位著名生物学家做了一场关于当代生物学视角下的生命起源的公共教育讲座，内容很前沿，会逼听众升级他们原有的关于生物学和生命的知识。但那场讲座也不纯粹是学术，而是将科学、艺术和哲学搅拌在一起，大家一起来生产新知识。在我看来，这也是很“展览”的啊，但大家一听是讲座，就很害怕，拼命将它当作科学讲座来听。讲座结束后，我路过一个生物艺术展览，现场周边人山人海。这么多打扮入时的年轻人，自己就像展品了，他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更好玩的事？为什么他们不愿在讲座上升级自己的生命知识，却愿意流连于艺术场地？是什么促使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对讲座式的知识生产感到厌烦，还是由于艺术场地悬置了知识生产，让他们感到放松些？他们想在艺术场地上看到什么，是在看还是想要被看？

科学比较累人，所以应以艺术代之？高深，所以叫艺术来帮科学说得更清楚些？这两种在艺术界流行的态度，我认为都不对。

这的确是一个与生物学或生物政治有关的展览。但观众脸上的神色很严肃，他们是在思考很重要的生物学问题或生命问题吗？那只是将生物学当借口的展览啊。生物学被展后就成了一些抽象的条块、零度和空心了，不与我们作为生命体对生命的直面这一点相关了。但是在现场，分明有这么多的年轻生命在残酷地亲自展示关于生命的知识：这才是艺术。如果关心生命问题，大家为什么不去听我们的科学讲座，而要来这里集体发呆？

我发现展览上的生物学与当代艺术是处于同一个状态的：都是被悬置的知识。它与你身上此时必须生产出的活、做、思、释、设的知识无关，展览不提供与任何客观内容相关的知识，它只将知识当作湿衣服来晾晒，只要求你的围观，要你在围观中去生产自己的知识。而这被你生产出的知识，已与展览和艺术家无关。

看来，我们看展览不是在围观知识。

艺术展览要把艺术家的个人知识像衣服那样晾到公共空间，成为观众现场生产出自己的知识的道具。关于艺术家所展出的作品的知识，只是第三人称的知识，作为观众，必须就地生产出自己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当代艺术只提供“非知识”，必须逼观众自己生产出第一人称的知识，即观众在看展的那一刻为了其技术生命的进化而必须生产出的一种关于活、做、思、释、设的亲知、亲识。

哲学家斯蒂格勒说，当我们被新技术甩在后面，急着要让自己身上的技术生命升级来跟上时代时，就须生产出上面说的这种第一人称的新知识，来应付技术将我们带进的种种困境和苦难。不处在这种困境和苦难里，我们是懒得去生产这种知识的。由此来看，艺术鉴赏实在是很不负责任的浪荡行为，找到一个知识生产的借口，最终也是枉然。处于技术困境中的个人，才需要活的知识、做的知识和构想的知识。这种知识永远是个人的第一人称知识，这种知识导向我们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的工作的发明。须知，我们不是活着来追求知识，而是倒过来：要通过追求知识来活得更好，知识本身可能是没什么用的。

当代艺术作品帮我们脱离当代知识体的捆绑，使我们自己去发明、去立法。它们是道具、教学工具、辅助软件，帮我们去开始自己的知识生产。其中含有的知识，其实与观众个人并无直接关系，不需要了解其中讲出了什么，因为观众不是道具设计师，而是道具的使用者。看展，是用展出的作品去生产出观众自己的关于当前的政治—技术—伦理新处境的新知识，生产出的是观众自己的新知识，而且不是教条式的知识，是他们从自己的黑洞里爬出来时所需的那种知识。

不爱听讲座、不爱读写的艺术青年爱看当代艺术展览，仍是不够的，甚至是偷懒的。他们必须将每一个当代艺术展览当作自己的个人实验室，将艺术家的作品当作实验用具，来生产自己的第一人称知识。因为，在人类世、在气候危机里，地球成了实验室，也成了美术馆。

政治民主也基于大家对美的经验，当代艺术界实际上已是这样一个公共政治场地。做艺术时，我们仿佛要将很多心灵焊接在一起，使生态成为大家的共同关怀，同时使艺术有一个更大的上下文。在人类世，要把尽量多的物种和无机物拉到我们的帐篷底下，像对待艺术品那样对待它们。

而正是艺术一向在培育我们这种将人类和其他物种拉到一起的能力。做艺术，要将人的心灵与艺术作品与“非人”焊接在一起。生态艺术是要将人与非人存在者团结起来带到前台，成为一个行动团体。对关心生态的艺术家而言，环境是一个美学虫洞。作者：Felix Guattari

译者：Paul Sutton

出版社：Continuum

出版年：2008-6作者：Felix Guattari

译者：Rosemary Sheed

出版社：Penguin

出版年：1984-5

哲学家瓜塔里所说的微政治与分子革命，涉及大社会群体与环境、经济功利，但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就是艺术。在瓜塔里看来，个人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借道艺术。在《三种生态》里，他写道：资本主义的最大目标，是来管理我们的童年、爱和艺术的世界；来控制我们的焦虑、疯狂、痛苦和死，不让它们漏走一丝一毫；资本主义绝不允许我们找到那种彻底消失于宇宙之浩荡之中时的极度快感；它在我们身上打了封条，不让我们失界。我们必须用艺术去反对它。

资本主义硬要通过霓虹灯塞给我们一种虚假的永恒感，绝不放生我们，不允许我们像小鸟那样啁啾，为每一个早晨兴奋，又被冬日追迫，心甘情愿地远窜他方。它要将我们像虫子那样永远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把我们当作鱼缸里的鱼儿来展示。

在《分子革命》中，瓜塔里要我们最终回到童年的姿态。他强调，个人可以彻底改变整体，只有这种改变才是“生态性”的；通过失界，通过成为童年，而成为动物。成为动物就是成为国王：动物总是既失界又复界地来占有自己的领土。而童年，就是我们全能地占领自己的领土时的状态。

在瓜塔里看来，既然活着是在遵循自己的独特性，那么我们身上的症状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索引。做艺术作品，就是要拿这些症状当材料，来塑造、进一步雕刻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因此，追求生态质量也是一个美学问题，是搞艺术。而艺术可能是最有效、最彻底的生态术：它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成为术和失界术。它使我们成为女人、鸟、草、沙漠、黑洞......

“艺术”术必须成为生态术：人人必须成为艺术家！艺术成为生态术，还体现在这样一种态度里：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帮助他们去成为，离开他们原有的基础或去界——这是在做生态，也是在做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