耒阳事件 耒阳事件不解决财政问题，怎么搞都是扬汤止沸

本文是7月11日马前卒工作室的评论，现因耒阳事件进一步发展，旧文重发。

打工者在沿海创造GDP，交税，孩子却消费家乡的县财政上学，教育局再能干，也是无米之炊。

家长买了学区房，却选不到满意的学校。教育局拿着有限的经费，保证数量就无法保证质量。这里的根本矛盾是财政经费留在了沿海。中国教育经费的基本使用单位是县，而打工者的税收大多交在“县”以外。所以在大批乡村人口涌入县城的时候，县财政必然会崩溃。

先看事件的终极背景：

超级大班挤爆新化中小学 教育局腾出办公楼当教室

7月4日，湖南省的新化县教育局整体搬迁至新化县农村公路局办公。这已是新化县教育局8年之内第二次搬迁办公楼。

2011年，新化县教育局从用了20多年的老办公楼搬迁出来后，就没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囿于县财政困难，新化县教育局近150名员工只能临时租用场地办公。

新化县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16万多人，全县存在56人及以上大班额的班级1333个，占比37.14%；存在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的班级846个，占比23.57%。

特别是近年来，新化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一直以每年近8000人的速度迅猛增长，直接造成了学校校舍的紧张，专用教室、教学设备等严重不足。

为了腾出教学场地，帮助更多孩子入学。新化县教育局思考再三，决定拿出局里的办公楼来办学校。

据记者了解，新化县教育局现在的办公楼，其实也不是自己的。多年前，该局为了支持该县重点工程从老城区的青石街搬离后，一直没有新建办公楼，而是租用原新化一中原星台实验学校的老旧校舍办公。现在为了化解大班额，不得不腾出办公楼办学校。

6月14日下午4时许，记者来到上渡街明德学校，随机询问几名放学回家的学生所在班级的人数。其中，一名一年级小学生抢着告诉记者：“我们班有86名学生。”另外几名二年级小学生也说，他们班有99个人，是二年级最多的一班。而其他一些班级学生回答，班里学生数大约在80多到90多人不等。

校门口一位接孩子的杨女士苦恼地说：“孩子班里人多，上学快一个月的时候，老师连我孩子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目前“新化县超级大班”已经上了当地热搜

对于这种窘境，新闻里也给出了原因：

（新化县教育局局长）袁华新承认，上述措施只能解新化教育的燃眉之急，却无法彻底根治新化的“大班额”现象。因为，按目前基础教育的配置标准，新化城区中小学校每增加一个学位，需要政府一次性投入5万元，这不包括每年4000元的运转经费。而新化县2017年全年地方财政收入12.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预算收入仅7.9亿元。如果城区每年增加2000个学位，政府在硬件、师资、运转等方面的投入，每年需追加投入两亿元。而新化县财政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仅教育投入这一块，就令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堪负重。

这段话透漏出两个信息：

1 增加一个小学生不便宜。

2 新化县比其他地方更出不起这笔钱。

果然所有问题到最后都是钱（不够）的问题，和我前几天的回答完全一致：

如何评价「教育部：河南湖南河北大班额问题比较突出」？

2015年湖南省人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1347.32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排名第30位。

2017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66人以上超大班额8.6万个，占全国总班数的2.4%，其中排前三位的河南、湖南、河北共有4.5万个，占全国现有大班额总数的52%。

现在问题转化为下面两点：

1 为什么这么贵。

2 为什么新化县出不起。

按照现行体制，义务教育在财政上遵循八字原则：“地方负责、分级管理”。

这里的“地方”主要指县（区）级政府，而“分级”意味着界限明确，按照户口或居住地来分配教育资源，尽量避免资源越界。

根据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数据，而全国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9358亿元，中央财政下达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预算是1170亿元。1170/19358=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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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公民享受到的义务教育水平，直接和县（区）的经济水平和财政预算挂钩。

但是，新化县虽然不是个富裕地方，但也不是非常穷的地方，为什么会成为大班制的典范呢？进一步说，从我前面那个回答说起，为什么河南湖南河北这三个中等省份的问题最严重呢？

如何评价「教育部：河南湖南河北大班额问题比较突出」？

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严重依赖于打工汇款。

新化县是人口大县，户籍人口152万，但本地常驻居民只有110万，这40多万差额，基本就是外出打工的数量。这意味着新化县的一半劳动力——还是效率最高的一半，都在外地打工。

几十万打工者在沿海创造GDP，交税，给发达城市创造财政收入，然后把一部分税后收入拿回到新化县消费，养活自己的全家老小。这些消费支撑本地工商业，间接制造县政府税收，用来提供社会服务，其中包括按户籍提供的义务教育。这就是新化的基本经济-社会结构。

问题到此已经很明显了——劳动力、GDP和相当多的税收在外地，但基本社会服务都在本地，当然县政府的钱不够花。打工者和留守儿童的比例越高，这个问题就越严重——义务教育明确了“分级管理”，而且以县为基本核算单位。沿海地区可以用户口拒绝内地打工者的子弟入学。县城却不能以户口为壁垒挡住本县农村学生，所以县城是大班制的重灾区。

新化县教育局局长袁华新说，新化的大班额现象是历史造成的。1990年新化县城总人口8万多人，如今新化县城总人口达到30多万人。因为小学阶段属于义务教育，所以要确保小学生免试就近入学，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残疾儿童入学，还要确保特困家庭子女入学，这就造成了县城内学校大班额现象的发生。

从北到南，中国有一个恰好处于打工比例最高的中部劳务输出带，河北河南湖南就在这个劳务输出带上，而且本身人口密集，所以问题的爆发点是新化县级财政。

回到前面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增加一个小学学位要5万元？

因为房价太贵。

义务教育的硬件是有基本标准的：

关于印发《湖南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的通知

按照这张表，每个学生用地要至少也要超过15平方米，约1/40亩。以现在的拆迁价格，在县城动迁一亩地，200万不过分。200/40=5万，可见教育局长的成本估算很合理。

最后还有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人力效率低。县城教育压力大，但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守儿童连进县城的能力都没有，政府也不能强迫他们进城，所以必须给乡镇分散部署很多“吃不饱”的学校，这些学校的老师也得占编制，也得全额发工资：

湖南最孤独学生一人上课 全年级唯一的学生

南江学区有19个学区完全小学，和9个乡村小学或教学点；万家小学就是其中一个乡村小学，一共有7名学生，其中一年级6名，二年级1名。学校有2名老师，分别是60岁的李吹明和年近60岁的黄权湘。

偏远学校的留守团队精神可嘉，但客观上极大地浪费了教育资源。同样一个老师，在县城要对付几十个学生，在这里只服务一个，当然县城既缺学校又缺老师。

总之，房价、行政条块分割、留守儿童、政府权责等矛盾结合在一起，在这些依赖于打工经济的县区制造了严重的大班问题。99人大班的背后，集合了中国一半的体制矛盾。

要问我怎么解决……中国一半的体制问题挡在前面，我一个人肯定没有充分的解决方案，但有几项必要条件显然绕不过：

1 义务教育责任要中央财政背起来，富裕的地方政府有锦上添花的权利，穷地区不应该背上雪中送炭的义务。

2 义务教育用地需要单独分配，不能在总的建设用地指标里挣扎。

3 在远离核心城区的地方建设大规模寄宿制学校，吸纳分散教学点的学生，或者用校车接送，彻底消灭低效率的乡村学校。

做不到第一点，打工大县难为无米之炊；做不到第二点，生均教育成本降不下来；做不到第三点，人力投入也控制不住。至于更多的改革方案，非我所能知。

写到最后，忽然意识到这个湖南新化县就是统治中国打印店的乡土集团。

北大博士论文：为什么学校打印店老板多是湖南人 ？

目前，在全国各地从事复印打印业务的湖南新化人，已经超过20万，占据这个市场的80%。

这20万打工者和小店主远离家乡，集中在大学、设计院、商业区周围，耳濡目染都是“学习改变命运”的案例，当然希望后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尽可能要把家乡子弟送进县城，离开简陋的乡村学校。目前看来，如果公立教育体制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估计私立教育集团很快就要进军劳务输出省份的县级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