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律 跳不出的历史周期律 天道与人道之争

曾经，黄炎培先生在窑洞里问毛先生，怎么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毛先生肯定的说，民主可以跳出这个怪圈。

其实，毛先生的这个回答，已经违反了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因为这个回答意味着社会关系可以影响物质的运动，而这是很难做到的——毛先生发动的旨在肃清落后思想的运动，就现在来说是失败的，这说明要想用思想影响社会运动，是做不到的。

历史周期律并不是简单地治乱兴衰的政权更替现象，而是社会运动到极端情况下的马太效应的作用，国学的说法是天道和人道的斗争——天道就是损有余以奉不足，人道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用现代的名词表述，就是公平与效率之争。

所谓公平，可以用孔夫子的一句话来概括：不患寡而患不均，说白了就是平均分配社会财富，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每个人的社会财富是均衡的，也就很难存在各种矛盾，社会也就是和谐的，其实这差不多也是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形态——当然，如此解释小国寡民还有点牵强，因为要做到老死不相往来，还需要解决延续后代的问题，如果人能自我克隆，或者实现了长生，才能真正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这可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情。

然而，运动是宇宙的根本形态，静止的社会必然很难维持。

假如每个人都有了一样的财富，由于个体生产创造新的财富存在效率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贫富分化必然产生。

哪怕某一个社会成功维持了小国寡民的均贫富的状态，宇宙无穷无尽，必然还有其他的社会无法维持，最终，这个社会的效率战胜了静止的社会，进而改变了这个静止的社会。

中国近代史的惨痛记忆其实就是这一法则的体现。

明清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止步不前的，但是西方社会创造财富的效率超过了中国，进而直接切入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给我们造成了难以抹去的伤害。

很多人反思这一历史记忆，认为是闭关锁国的影响，不如说在公平和效率的斗争中，在天道和人道的斗争中，效率取胜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发展取胜了，大自然的规矩取胜了，因为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德，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得”，也就是说，让众人有所得，都获得利益。

当个人，或者组织，或者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效率被其他人、组织、社会超过的时候，前者就是德不配位，必然会遭到更有效率的人、组织或者社会的伤害，也就是必有灾殃。

中国历史上的商代夏，周代商，秦并六国，反应了两个不同的社会团体之间效率的斗争。

当夏王、商王无法给自己的国民、自己统领的诸侯国带来更多利益的时候，他们被剥夺王权就是必然的事情。

当然，三代以后的治乱兴替与三代之前的王朝兴替并不一样，前者是团体之争，而后者，大半是马太效应之下，社会运动接近静止形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王朝末期，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地主田连阡陌，百姓贫无立锥之地。这是贫富分化，也代表了社会已经无力发展：钟鸣鼎食的地主阶层拥有了巨量的财富，但醉生梦死，创造财富的效率接近于0；不掌握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更有创造财富的动力，但却只能面临饿死的境遇，因为根本没有地方可供开垦，就像人体长了一个畸形的肿瘤一样——这与解放前的西藏是很相似的，少数的贵族和僧侣占有了绝大部分土地，剩下的基本是农奴，整个社会已经行将崩溃。

这与自然界的植物成长阶段非常相似：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社会运作初期是生根发芽，鼎盛阶段是开花结果，但问题在于，人类社会无法自己收割果实。

这个果实一直在人类社会这棵大树上，不停的吸取营养，最终结果是根叶萎缩。

于是，天道法则隆重登场，通过人民起义的方式，将社会发展的成果收割，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重新开始新一轮循环。

但是，民主并不能解决这一治乱循环的根本性规律。

以现在的美国为例，全球化造成了这个国家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一小撮最富有的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这也是国际垄断资本。

不甘生活困苦的红脖子阶层推选了民族主义的特朗普上台，而特朗普现在的做法并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

因为根本问题必须重新分配社会财富，而这，显然是特朗普无法做到的事情。

其实，这也是改良与改革的争论。很多理想主义者认为改良可以替代改革，并举出英国的例子。

可是他们并没有指出英国之所以能通过改良主义壮大国力，关键在于他们发现了尚未确定产权的新大陆。

所以，毛先生的民主可以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回答并不正确。

当然，如果可以，或许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一切产权归公，在社会运转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不过，这个做法会非常困难。夺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如果不流血，我估计是不会成功的。

一声长叹，历史周期律真的太难跳出了，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的掌心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