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法里 弱国无外交？

叙利亚遭空袭后其外交官贾法里垂头丧气的照片在中国引发了强烈共鸣。长久以来，以帝国主义“受害者”自居中国很自然地想起了自己在百年前的遭遇并以“弱国无外交”之类话语刺激民族情绪。

但是唐启华先生所著《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却为我们揭示出完全不同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弱国的中国，如何在“最黑暗”的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和对国际法熟稔，在修改不平等条约上取得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唐启华先生做此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破除革命史观的迷障，使北京政府的外交成果重见天日。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轻易让与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的危害。民国造肇后与智利签订的《中华智利通好条约》就采取“混括主义”将所有特权概括为“享有最惠国待遇”而不在明文给予其领事裁判权，这一聪明的做法就为日后做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留下了空间[1]。

一战爆发之后，北京政府决定参与协约国集团并对德宣战。1919年巴黎和会在革命史观中是一大国耻，但唐启华先生却指出。正因为中国拒签了《凡尔赛和约》与德国单独媾和，中国才得以利用手中扣押的大批德国在华资产逼迫德国接受取消了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的平等新约，同时还获得了一大笔以“战俘收容费”为名的德国赔款。鉴于中国参战有名无实，获得如此巨大的赔款着实让欧洲各国心有不甘。因此北京政府巧妙的享受了《凡尔赛和约》有利条款的同时，避免了其不利的影响，同德国单独媾和并签订的《中德协约》可谓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2]，但是这一成果却几乎完全被“五四运动”及其风波所掩盖。

北京政府的另一外交成果即是“到期修约”方针的实践。中国和比利时间条约到期后，中国要求比利时修改条约以求废除不平等特权，遭到比利时拒绝后北京政府断然单方面废除了《中比条约》这一举措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巨大震撼。《中西条约》也以此方式被断然废除。列强因为种种利益纠纷而未能有效抵制，北京政府因此得以废除两个不平等条约。讽刺的是，倒是以革命外交自居的南京政府为了及早回归国际社会而在于比利时重订新约时做出了较北京政府更大的让步，引起了广泛的批评[3]。

即便是面对侵略野心最大的日本，袁世凯对于其“二十一条”也采取了据理力争的态度。和普遍认为的不同，“二十一条”严格来讲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的日方要求，双方以此为基础展开激烈交涉，5月9日中国迫于形势接受日方通牒，25日签订《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其正式的名称应该是《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两国政府所订之条约及换文》，可简称为《民四条约》[4].这些条约除了旅大租借地，满洲铁路归还期延长外，对日本无实质性的帮助，反而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5]。而且北京政府也采取各种手段拖延拒绝履行义务，张作霖更是对此条约抵制甚为有利，日本最后不得不采取武力手段才真正拿到在满洲的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唐启华先生特别指出在革命史观中充当正面角色的苏联，事实上在同中国的谈判中从未真正愿意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在1917-1922年间，北京政府利用俄国内战，同地方当局（比如新疆）密切合作，早就实质上收回了大部分帝俄的在华特权，苏联不过是承认现状而已[6]。而且苏联介入中国内政的程度，与其抨击的帝国主义列强实有过之而无不及[7]。

 

北京政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首要原因是其外交政策一直有一小撮专业人士通过各种临时特设机构掌握，这些人通过这些机构，得以在纷繁变化的政权更迭时保持北京政府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同时，这些外交精英善于利用有利国际局势，也善于调动民意或同地方政权合作，总之采取多种手段以弱国身份获得最大外交利益，可谓居功至伟。而南京政府在夺权“革命成功”果实之后也急于回归国际社会，在外交上几乎继承了北京政府的外交理念和人事。因此将北洋修约和革命外交废约割裂的看，是不合史实的狭隘之见。

 

我想唐启华先生所著能够给予的启示在于，外交有其自身复杂性而绝非单纯国力就可决定一切。空喊“弱国无外交”的口号所隐含的意义就在于“强国即可为所欲为”，那么如今再以此口号鼓舞人心，不由得不使人联想起帝国主义幽灵的借尸还魂。事实上就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多数在微博上转发“弱国无外交”的人以及相关评论中显示出的历史常识的缺失触目惊心，这也反映出中国基础教育在选择性陈述历史事实的同时灌输强烈民族情感，并以“受害者”身份持续为自己谋取更多权力做合法性辩护的实践有多么的成功。他国的外交失败立刻同自己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并激发出强烈的“反帝情绪”，殊不知自己在转发“弱国无外交”的同时，正是为“帝国主义”行为本身背书。这就是历史与现实政治在纠葛不清中的吊诡现实。

 

所以根本没有人真正关心叙利亚到底如何，多数人只要感觉自己是帝国主义行径的主动一方，就不会有多少良心不安。1919年的学生和今日的键盘侠一样用自己的激情掩盖了真正的成功。不过1919年的学生好歹敢于上街，今天呢？

 

但愿不再有第二个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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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页56。

[2]唐启华：《北洋修约史》，页141-143。

[3]唐启华：《北洋修约史》，页374-404。

[4]唐启华：《北洋修约史》，页158。

[5]唐启华：《北洋修约史》，页164。

[6]唐启华：《北洋修约史》，页176。

[7]唐启华：《北洋修约史》，页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