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者 中国失独者现状调查：巨大人群下的微小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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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华大学的潘教授家中始终摆着一个咬了一半的馒头。

  上面贴了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这是小宏2007年2月13日早晨吃剩下的最后一块馒头。

 

2007年2月13日，正是潘教授的独子潘小宏突发心脏病走的那天。

 

  在潘教授珍藏的物什里，还有一个老手机。手机上面是他的儿子潘小宏发来的最后一条短信：

“妈妈，我心脏不舒服”

 

  这条短信即使换了手机，潘教授也一直放在身边。

  当年他和妻子结婚的时候已经近34岁。夫妻二人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响应国家计划生育号召，35岁生育了潘小宏之后就没再要孩子。而潘小宏离开人世的时候，潘教授已经70岁，正是到了需要人照顾的年纪。

  潘教授和妻子曾经打算找一间敬老院，但入住敬老院需要子女的签字，但是潘小宏是永远不可能签字了。

  相似的还有来自镇江的“叶儿黄”（网名），她在镇江大圣寺供奉了女儿的长生牌位。

  失去女儿的她从佛教中寻求慰藉，后来就干脆直接和丈夫老庞一起住在了寺庙里，一住就是四年。和她情况相仿的还有几个家庭，他们在后来都在镇江大圣寺做“居士”。

 

  丈夫老庞是中医，当年生下女儿之后，她曾经想再怀第二个，尽管缴纳了罚款，但还是在单位的干涉下打掉了第二胎。  

  现在老庞在寺庙里陪伴妻子同吃同住，别的生活习惯还好，就是抽烟很凶，用老庞的话来说：

  “别的没什么指望了，只希望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

  叶儿黄的女儿生前喜欢喝冰红茶，因此在女儿的照片下面，常年放着两瓶冰红茶。女儿2007年因为急性脑膜炎去世之后，夫妻二人身体每况愈下。

 

  还有“世态炎凉”（网名），她是农村户口，在生下儿子之后，曾经想要怀第二胎，但恰好碰上计划生育执行最严厉的几年，“世态炎凉”怀了两个孩子，但都被强制堕胎。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已经8个月了还是被引产。 

  她有好几个本子，写的满满都是给去世儿子的话。其中一篇她写道：

  “远德，儿子，今天是2010年的除夕之夜，原本是全家团圆、合家欢乐的好日子，可现在的我却登上了去杭州的车，选择了漂泊逃避。远德，儿子，我知道你们也难受，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承受着不同的痛苦，也许我们都背着痛苦在哭泣，儿子，你说我们怎么办……”

 

 

  以上图文采编自2012年，腾讯新闻做的一期影像专访，名字叫“失独余悲”。

  失独是中国特有的一个社会现象。它的人群产生仅在80年代到90年代，是计划生育背景下的一道阴影。

  在一卷调查问卷当中，我看到了作者这样的一段描述：我们在调研中就有人提出“失独者”称谓定义不妥，因为这其中有很多家庭因为其它原因既失去独生子女又失去了配偶，目前只是孤零零一个人，一个人怎能称其为家庭。应该将“失独家庭”定称为：“失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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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失独现象的研究、新闻和调查数量庞大，在知网上搜索关键词“失独”，可以得到从现象、案例、社会调查等角度进行分析的3000余篇论文。

  作家韩生学原来是一名基层计生干部，2005年，他开始了长达12年针对失独家庭的调查，写出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书里采编了近200个失独家庭的境况。

 

  “但还是太少了。”韩生学在新书发布会的现场和记者说道。

  确实诚如前总理所言，再小的问题乘以13亿也是大问题。 

  失独也是这样。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1.9亿。

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照这样计算，我国每年新增“失独者”约7.6万个。

  截至2012年，全国范围内的““失独者””至少有1000万个。

  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保守估计，会有1000万个家庭陷入“独自凄凉无人管”的境况之中。 

  除了寄托于宗教和书信，失独者们最大的精神寄托来自于网络。 

和《我不是药神》当中的癌症病人类似，失独者们也有QQ群。

  在网上搜索全国“失独”QQ群，共有281万条结果，按志愿者地区划分的志愿者群，另有市级、县级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群，不一而足。

  “本来不会上网，后来学习了上网，多和人聊聊，也有好处。”一位网名为“独自孤老”的网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在现实中他已经年近60，为了找个慰藉从2007年开始学习上网。在韩生学的书内，他写道“走访的200户失独家庭中，有85%的父母为了找个人交流而学会了上网。” 

  同样，除了QQ群，网络上还有一个论坛叫做“失独者之家”，在论坛底部开设了8个不同板块，有提问、互帮互助、维权和现有政策。网站的搭建者原本也是失独家庭，通过志愿者的形式来对失独者进行法律和心理上的援助。 

  失独者也并不是仅仅只是互相取暖，他们也曾经团结过。

  2012年6月5日下午，80多位失独者聚集在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民来访办公室的小院内，他们想和计生委领导见个面，谈一下自己的未来。但领导迟迟不肯露面。

 

  他们的诉求是：

  1、希望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由政府给失独者提供集中的廉租社区；

  2、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

  2015年5月5日上午，由一千多名失独者们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来到国家计生委前开展“柔性陈情”活动，失独者们唱起由《常回家看看》改编成的《失独者之歌》：

 

  有关部门在公开报道中所使用的数据是：“2013年，全国领取特别扶助金的特扶对象共67.1万人，其中独生子女死亡的特扶对象40.7万人。 

  这份数字，对于近1000万的庞大的失独人群面前是杯水车薪。 

  其中一段失独者的话，读来分外让人心痛：

  我们不是不听话，我们只是温和地想要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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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因为“失独”而变得敏感的词汇是“人口买卖”。在失独家庭中，有将近15%的家庭失独原因是：儿童被拐卖。 

  相对于失独，拐卖问题也更能吸引大家的关注。拐卖问题也不止一次引发过社会热潮。 

2011年，中国社科院的教授在微博上发起“随手拍拯救拐卖儿童”，号召各地网友拍摄乞讨儿童，以希望借此帮助被拐卖家庭。 

  2014年，由陈可辛导演、黄渤、郝蕾主演的电影《亲爱的》上映，电影讲述一对夫妻寻找被拐卖儿童的故事，豆瓣上28万人给出了8.4分的高分。

 

  2015年，沈腾在《欢乐喜剧人》上出演小品《防拐》，再次掀起社会对于拐卖问题的关注热潮。 

  只是关注就像潮水，来的快，去的也快，相对于民意所至的突然关注，如何建立一套长此以往的制度去预防拐卖才是更有效率和更应该去做的。 

  可长效且精准的防拐卖措施依旧遥遥无期，对于拐卖儿童，很多失独者家庭的搜索方式依然是依靠一个省一个省地“人肉搜索”。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贩子层出不穷的拐卖手法也让父母伤透脑筋。

  相对于普通的失独家庭，被拐卖家庭要承担的心理负担要更重。相对于已经接受事实，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更让人焦灼。 

  很多家庭对于孩子的搜寻周期甚至长达几十年，在漫长的搜寻过程中，孩子的踪迹和去向已经成了人生的唯一目的。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无法开具死亡证明，往往很多家庭无法养育二胎，也无法履行正常的领养程序。 

  如果说，失独者是长此以往的永恒希望，那么被拐卖者就是日复一日将石头推上山顶的西西弗斯。看似拥有希望，但实则绝望，这种日复一日的饮鸩止渴，让很多家庭都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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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源头需要追溯到新中国成立。 

  由于之前一直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趋于稳定，人口增长出现高生育率而低死亡率。在早期，国家曾经提出人口就生产力的想法，因此在卫生和生产力水平得到提升之后，人口开始爆炸性增长。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大陆人口5.8亿，十一年后第二次人口普查增加到6.95亿，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猛增到10.08亿。 

  人口高速增长的阀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 

  1980年9月25日，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向全国发布，几千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只生一个孩子。

  至此，横跨80后和90后一代的特有名词“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正式成为两代人身上抹不去的标签。 

  1990年，黄宏和宋丹丹主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登上春晚，国家进一步开始宣传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很成功。 

  根据统计，80和90这10年共出现“独生子女”2.18亿人，比原先计划减少人口数量4亿人。在这样的计划下，中国得以坐拥人口红利的巨大优势的同时没有了后顾之忧，为经济腾飞提供了保障。 

  计划生育的计划一直到2016年才正式放开，但根据测算，中国需要填补由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缺口，生育率需要达到2.2以上，可现在中国的生育率仅剩1.8（有报告说仅为1.2）。 

  这也并不奇怪。 

  低生育率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顽疾。 

  日本自1990年经济泡沫破裂后，老龄化达到60%，大量年轻人背负生活压力，甚至不愿结婚，遑论生育。 

  在北欧，很多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长期在1以下，出现人口负增长。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生活成本也在与日俱增，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束手无策的现状。

 

  “计划生育”作为一个在特殊时代出现的特殊名词，至此应该会变成历史书里的一页纸，历史考试的一个考点，变成未来在调查社会现象时的一个专有名词。 

  也许再过几年，就像一个又一个浪潮一样，这个名词也会被人所遗忘。 

  这些失独家庭也就会变成一页政府报告上的数字。 

  可是呢，如果你真的和我一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案例地去读、去看、去体会，会发现无论这个数字有多么庞大，它都能精确到个体，满页纸都写满了悲伤。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几次和朋友抱怨，这篇文章太难写了。 

  为什么难写？资料太过于庞杂，精确到案例又太不忍卒读。这让我花了一下午时间去反复去阅读资料，核实数据，最后成稿至此。  

  作为计划生育的副产品，失独者家庭在以后也会消失。但是这种消失往往残忍。

  “听见的也都皱眉，大时代找真理，更必须振作士气。”

  似乎我们总是在经历这样一个怪圈：当无可挽回的大错已经铸成以后，再后知后觉地进行悼念和悔恨，可是在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时候却无动于衷。 

  我更希望，失独者并不会变成历史博物馆中的标本，人们事后用假惺惺地怜悯去表达悔恨，人们能够行动起来，通过具体措施，去弥补过错。 

  可这应该责怪谁？去苛责谁？谁又应该对此负责？ 

  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证这样的问题不会重蹈覆辙？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同时不会再回到同样的错误上来？ 

  我想这不仅仅是失独者们才需要考虑的问题。

  但答案呼之欲出却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