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是一部作品的灵魂人物,而电影,却需要整个团队来成就。

这其中,负责艺术创作的导演与从资本层面不得不控制预算的制片人之间,常常会有“微妙的拉锯战”。如何寻找艺术创作与预算限制之间的平衡,则成为了每位导演,尤其是青年导演面临的难题。

在6月19日下午,上海电影节的“中国电影新力量:我的2035”论坛上,《超时空同居》导演苏伦表示:“不妥协。肯定不能妥协。但有一点,自己要非常清楚要的这个东西合不合理。”

她以自己拍摄《超时空同居》为例:“这个电影因为有一个奇幻的元素在,我就希望有一些代入感,就不需要很假,我的四套景就需要实搭,而不是一套景。也是因为和制片人沟通了很久,大家觉得明明你可以用摄影的角度实现,为什么要搭四套景。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契合点,也跟制片人沟通过,我不搭在常规摄影棚里面,我们搭在厂房里面,我满足了四套景,其实都是有一些方法。”

对此,制作人出身的主持人藤井树深表赞同:“其实都是在找各种解决办法。你说的很好,是有一个游戏规则的,电影一定是这样。制片人其实是给了你一个圈,好的制片人会保护导演的创作,同时又知道圈的边界在哪里。创作本身没有边界之后会导致所有环节的失控,但好的制片人又不回来干涉或者说限制导演在艺术上的创作,一定是加分的过程。”

回顾今年上半年,关于电影,关于资本,我们听到不少负面新闻:

2018年柏林电影节《大象席地而坐》入围,而导演胡波(胡迁)已于四个月前自缢身亡。

导演黄璜,长文5000字,呼吁大家抵制他的电影 《西部风云》。

导演萧锋,历时8年,被2011年开机的《大轰炸》“炸”成“中国最穷导演”。

前天晚上毒舌电影微信公众号再采《大轰炸》的创作故事。

导演的用心,的确值得称道,但诸如此类的新闻,无不让影视创作者们心痛,让影迷万分惋惜,也证明这样的拍摄理念,并非发展的长久之计。

前两天,中国电影产业大佬齐聚的上影节“新时代的中国电影论坛”上,博纳董事长于冬向中国导演们开炮:“中国导演我觉得是全世界很幸福的,因为他们越来越不受预算的限制,越来越不在意制作人的约束。”

我倒觉得在今天下午的论坛中,戛纳入围短片《延边少年》的青年导演魏书钧的建议挺有道理。

“这些年我也看到一些作品,两个极端,压榨新人导演,给你30万拍一个90分钟的长片,也有反过来压榨的,导演说什么是什么,最后这个东西就失控了。我觉得两个极端都是不健康的,还是要有更好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导演要更职业,制片人也要更职业,更懂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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