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不死东北不会丢 解答：如果张作霖死后是杨宇霆接手东北，“九一八”的历史会不会改变？

问题如下：

如果张作霖死后是杨宇霆接手东北，“九一八”的历史会不会改变？

回答如下：

这个假设问题很不错，不过可惜没有卵用。

原因很简单，大部分人对于杨宇霆本人的能力和他在奉军中的地位高估了，当然，这种高估本身也是国人固有的“成败论英雄”的思维方式使然：

张作霖死了，所以“假如他活着”就不会有“九一八”；

（其实三解之前早就写过《如果张作霖不死，“九一八”的历史悲剧能不能避免？》）

杨宇霆死了，所以“假如他活着”就不会有“九一八”。

反倒是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刊登的当事人张学良的亲口“假设”被人遗忘了：

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三解也写过《如果郭松龄不死，能避免张学良“九一八”时丢失东北吗？》）

本文不谈郭松龄，感兴趣的可以戳一下前面的链接，就说杨宇霆的“假设”，实际上涉及到三个问题：

1，杨宇霆有什么才能？

2，杨宇霆有什么外援？

3，杨宇霆有什么内援？

第一个问题，也是误解最多的问题，就是杨宇霆的“足智多谋”，很多人从评书和电视剧里了解的杨宇霆是一个“摇羽毛扇子”的“小诸葛”形象，再结合他长期担任奉军参谋长，就想当然地以为他的长处在于“谋略”，甚至认为他是张作霖的“谋主”。

其实，张作霖为首的奉军集团，自始至终是以“兵为将有”的大势力山头联盟统带诸多小势力山头构成的“松散组织”，张作霖得以成为“盟主”的倚仗，一是他与更大势力（如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周旋能力以及带领团体获利后的威望；二是他手中掌握着奉军体系中最强大的奉天省陆军主力，足以压倒任一“大山头”（如鲍贵卿、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汤玉麟等人）。

这两者互为表里，张作霖才能兵不血刃地坐稳“东北王”的宝座，而他也并不能剥夺其他“股东”的权益，而只能通过削弱、调动，甚至借刀杀人（如借冯德麟参与张勋复辟斗垮之）等手段，才能完成内部的清理、集权。

也就是说，张作霖从来没有拥有过对奉军集团的“绝对权力”，他的手段，就是平衡、再平衡，借用电视剧《少帅》中台词，“江湖就是人情世故”，而杨宇霆其实就是他“人情世故”中的一部分。

杨宇霆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科，1916年即任奉天督军署参谋长，如果只看这5年的身份变化，当然会对杨宇霆训练的兵工厂卫队军容严整，所以被张作霖青睐的故事当真，尤其是这个故事还出自杨宇霆之子杨茂元之口，刊载于《辽宁文史资料》1985年版的《回忆先父杨宇霆将军》一文中。

但是，这个“鲤鱼跃龙门”的故事却忽略了一些细节。

杨宇霆1911年回国后，先被派往长春的陆军第三镇炮队任队官，不久调东北讲武堂任教官，这段时间，他的经历并不出奇，奇的是民国建立后的1913年到北京陆军部任一等科员，当年即被派回奉天，任东三省军械厂兵器科长，不久改任弹药队长，第二年即升副厂长、厂长。

上述升迁，都是在1913年—1915年间完成的，靠的可不是张作霖，此时的张作霖还只是27师师长，手伸不到北京，帮助杨宇霆完成几级跳的，正是他的学长徐树铮。

而徐树铮在1912年清帝退位之后，即以陆军总长段祺瑞心腹的身份，先后担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军马司司长，1914年升任陆军部次长，在此期间，段祺瑞长期不上班，徐树铮实际上代行了陆军部长职权，而他1880年出生，此时不过34、5岁。

有趣的是，在1916年张作霖挤走段芝贵接任奉天督军后，即委任杨宇霆为督军署参谋长，而徐树铮此时已荣升国务院秘书长，实际控制着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印把子”，而段祺瑞又已经架空了总统，稳居“民国第一人”的宝座。

七拐八拐，可以看出，杨宇霆的“参谋长”，与其说是“参谋”出来的，不如说是高层关系换来的，要知道，这时候的张作霖刚刚登上一省督军的位置，部下和省内竞争者都虎视眈眈，北京政府的权力加持，是他站稳脚跟的重要凭借。

更何况此时直系、皖系并未分裂，相对于奉军的破铜烂铁而言，“老北洋”的威慑力犹在，无论是“名”还是“力”，张作霖都只有服的份儿。

一直到1918年，杨宇霆和徐树铮合谋完成了秦皇岛劫械，将价值4000万元的日本军火夺到手中，奉军以此扩编了7个旅，实力暴增数倍。

同年秋，意图掺和关内政局的张作霖成立了“援湘军”，自任总司令，杨宇霆和徐树铮任副司令，当然不是真的增援，这是民国时军阀跨防区作战的一个“体面”说法，打哪儿，就说“援”哪儿，至于到底需不需要你“援”，无所谓。

在这一年，张作霖彻底和徐树铮闹掰，因为徐树铮拉拢杨宇霆一起“借鸡下蛋”，通过冒领军费340万元，在河南招兵4个旅，结果被张作霖以“勾结外援，内树党羽”的罪名撤职。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实则与张作霖对杨宇霆在团队中的“定位”有关，一个靠着上层人脉立下“汗马功劳”的职业经理人，想翻身拉杆子成为“合伙人”，还是以挖团队墙角的方式，本身就不被容忍。

而他最不能容忍的，恰恰是徐树铮已经不安于中枢保护伞的角色，反而谋求实际的兵权势力，反而去筹备“参战军”，后来改名为“边防军”，成为奉军的对手，这在利益上已经走向了奉军集团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徐、杨组合的价值已经消失。

这时的杨宇霆别无选择，只能跟着徐树铮走下去，以北京总统府侍从武官、西北边防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寄居北京，直到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徐树铮大败，奉系也助直反皖，一个旧时代结束了。

上面连篇累牍地回溯，其实就是要说明，杨宇霆在奉军集团的“受宠”，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人脉”。

而1921年，他重新被张作霖召回，担任东三省巡阅使、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依旧是靠着“人脉”。

据做过张作霖秘书的宁承恩回忆，张作霖识字不多，不爱看公文，处理公务都是口述，公文基本上是由杨宇霆操刀批复的，有些事儿擅专办了，张作霖也不怪罪，很多法律、法规都是杨宇霆牵头制定，还特别注意向张作霖推荐留学归来的理工科和经济科的知识分子，张作霖的十大秘书，基本都是类似背景。

也就是说，杨宇霆在张作霖的手下，其实是内阁首辅的角色，而他的功绩，也往往是在规划和“荐人”上，比如姜登选、韩麟春等人都为他推荐，他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于珍、邢士廉、熙洽等人也都在奉军中任职。

也正是这样，才能以他为首领，形成奉军中的“士官系”，也就是“洋派”，问题是，这个派系的形成，恰恰是张作霖在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考验后乐见其成的，所谓的“整军经武”，本质上就是“整顿旧军”，也就是借着战败之机，彻底削弱各个大山头的掌控力。

与此同时，奉军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统一军需的部队，也让奉军总参谋部有名有实，事实上，德军总参谋部即是由军需总监部发展而来， 军需总监职务更是成为总参谋长的助手或副总参谋长。

说得直白点，杨宇霆的诸多功绩，实际上是张作霖以他为“利刃”劈出来的，面对张作相、张景惠等草莽出身的“旧军”将领，杨宇霆的能力自然超出一大截，而随着奉军正规化进程的发展，各部主官逐步替换为军校毕业生之后，他的能力反倒越来越难“服众”。

很多人不了解的背景是，郭松龄1912年即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1913年秋，又考入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可以说，他的军事教育和实践，都是师、旅级以上大兵团作战的水准。

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却是一个培养“尉官”的学校，毕业生为少尉，也就是排长，根据阎锡山的回忆，该校中的中国留学生会被单独编入“清国队”，最终毕业考试排名也不与日本人同列，且一部分先进武器和知识都会屏蔽中国学生。

也就意味着，杨宇霆等人虽然是“洋学生”，所受的只是连、排级别的“简版教育”。

无怪乎郭松龄看不起这位“总参谋长”，就连见过世面的姜登选、韩麟春也时不时对他有所质疑。

在此条件下，奉军中的“老派”股东已经由游戏的参与者，逐步变为权力游戏的看客，他们的超然地位，等于是在坐山观虎斗，而对他们而言，无论是张学良的“灵魂”郭松龄倒霉，还是张作霖的“钢刀”杨宇霆吃瘪，都是乐见其成的事儿，本质上都是张氏父子在奉军集团中“集权”进程的受挫。

到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对第一个问题和第二问题的回答，那就是杨宇霆本人并不是什么“奇谋诸葛”，他安身立命的本钱，恰在于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所攒下的“人脉”，而这些人脉被推荐给“老板”张作霖之后，却又不允许他掌握任何一支军队，等于是在奉军山头之中，完全靠着“圣眷”呼风唤雨的“内阁首辅”，所谓的“洋派”根本就没有和他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连个山头都不算，一旦“圣眷”不再，自然凉凉。

第三个问题，外援，则是很清楚的，日本外交系统在在郭松龄反奉和皇姑屯事变后，日本关东州，也就是今天大连的机关，是归属外交系统控制的，就曾两次提及希望换杨宇霆代替张氏父子做代理人，结果都因日本人的内部分歧而作罢。

另外一群，则是我们时常忽略掉的，北方军阀各势力中充斥着日本陆军士官学毕业的学长、学弟们，可以说，一次又一次的“低烈度混战”背后，一直都有私下的勾兑，至于各大、小势力中都有派驻的日本顾问的穿针引线就更不必说了。

所以，哪怕是战争中，杨宇霆依旧有人脉网可以利用。

解答完了这三个问题，就要回答最初的问题了，杨宇霆有这么多的有利条件，能不能接手东北？会不会比张学良处理得更好？

答案是，不可能。

因为在1928年张作霖身死之时，杨宇霆的所有“有利条件”都已丧失。

首先，随着北伐军的北上，原本北洋军阀各支脉（包括国民军冯玉祥）主导的北方势力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连战争的行为逻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本的北洋军阀混战，大家是当兵吃粮，极少有玩儿命这一说，而北伐军完全不同，甚至在河南与奉军作战时，有什么地方打炮就向什么地方刺刀冲锋的举动，以至于吓得奉军不敢开炮。

在此条件下，原本屡试不爽的“纵横捭阖”不管用了，只能靠部队军事素质硬顶，而这方面，奉军历来有“钢多气少”的评语，可哪怕“气再少”，实打实的大兵还是有的，而杨宇霆无一兵一卒，自然没有了发挥余地。

其次，无论张学良能否继任，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关东军占领山海关缴械奉军的调动早已公诸于众，且被美国所干预警告，在日军无法短期内赤膊上阵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山头，愿意成为众矢之的向日方靠拢，哪怕是杨宇霆得到了日方的全力口头支持，也很难说服当时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忘记张作霖被杀的仇恨，建立新的权力中心。

第三，杨宇霆长期担任奉天兵工厂督办，虽然在众多军迷眼中，能造多少支枪，多少门炮，好似是个“倚仗”，殊不知，这个兵工厂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需要持续投资的“赔钱货”，到1928年时，这个“吞金兽”已经填进整个奉天省的财政收入都不够养活了，日后张、杨矛盾的一大诱因就是兵工厂日益增加的成本支出。

正是这种情况下，杨宇霆本来可以作为本钱的“钱”，也维持不下去了，所以，杨宇霆才想把常荫槐推上控制东北路权的宝座，为的就是东北自营的铁路收入可以形成一个账外循环，借以与张学良的“大财政”抗衡，拟建护路军，也是为了形成“钱”和“枪”的互养循环。

就这一系列的举措而言，如果说杨宇霆没有“培植羽翼”的心思，就实在太幼稚了，然而，他这个失去“圣眷”的首辅大臣实在太过乐观，完全没有把张学良放在眼里，甚至可以说愚不可及，仅此一条，就可以否定他“智囊”的“人设”。

要知道，张作霖在世时，就把奉军里的经过现代训练的10多万精锐，都塞给了张学良统帅，其内部的军官早期是郭松龄的陆大系居多，之后则逐步替换为东北讲武堂系把持，且每隔几年，就将师、旅以上的带兵主官进行调整，不可信者即以“参议”的名义投置闲散，定期的洗刷，让其内部可以说是铁板一块。

这样一支军队，在“九一八”后丢掉东三省，又被夺取了华北的地盘，在关内四处流浪，张学良本人也出国游历，全军仍旧保持了建制，而没被旁人分化瓦解，这一点，就连老一辈的军阀阎锡山、冯玉祥都做不到，日后的杨虎城也没能做到。

哪怕是在之前的郭松龄反奉战争中，张学良在绝对劣势下的阵前喊话，仍旧能够拉来整营、整连的旧部倒戈，可以说，张学良作为“军阀”带兵，绝对不同凡响，这套手艺，就算是杨宇霆拍马也赶不上。

别说杨宇霆根本就玩不过张学良，不可能有上位的机会，哪怕是退一万步，他捞到了这个机会，也绝不意味着“九一八”的结果会改变，反倒有可能是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为“儿皇帝”，替代溥仪的角色。

可问题是，溥仪有前清逊帝的血统名分，有关东军的支持，杨宇霆无兵无将，资历官衔不如张景惠，实力本钱不如张海鹏，日本外交系统又掰不过关东军，他凭啥当这个“儿皇帝”呢？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杨宇霆连“汉奸头子”都混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