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三解为什么不写写唐朝,那三解就讲讲唐朝,希望大家不会感到枯燥。

问题如下:

唐朝在西域的安西都护府驻军是如何生存的?

回答如下:

唐朝安西、北庭都护府是一个长期保持的建制,一直到后来建立节镇之后,仍旧保留了相应的官职,只是采取了兼职的形式,所以,确实可以将唐代在西域的驻军视为“都护府”的所属,当然,实际的隶属关系要复杂得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所谓“如何生存”,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概念,“狭义”上应为如何供养、维持,而“广义”上则应为生活方式、生活状态,“广义”的问题回答起来太宏观,够写一篇“唐代西域生活史”了,还是且按下不表,只说说“供养”这个小问题。

也就是“后勤”,这个事关帝国扩张的“大问题”。

唐朝进军西域,是一个过程,最早是唐太宗灭亡高昌国(地在今新疆吐鲁番),当时唐朝出兵西域军队的供应,采取的是战时后勤,见《旧唐书·褚遂良传》:

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

也就是说,唐朝灭亡高昌国的大军,通过河西走廊的诸州,采取“飞刍挽粟”,也就是行军沿线各州、县直接运输粮草的方式,满足野战军的需求。

必须指出的是,此为“行军”,也就是完成特定作战任务的野战军,属于“事罢则散”,也就是完成任务即解散归家,并不常驻,所以,他们的后勤供给属于“特事特办”。

满足“行军”所需,供应粮食、派发夫役都需要沿路州、县承担,其军食取自府库,夫役就要征调民间,一般性的补偿措施即免除相应的租庸调,以作为回报。

然而,由于帝国西部边郡的人口稀少,一次数万人规模的行军过境,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是毁灭性的,所以才有“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之语,哪怕有赋役的减免,仍旧是“五年不复”。

高昌国被灭后,其地被划入了唐帝国的版图,并非羁縻府州,而是真正的编户齐民地域,所以,其作为边地的防御,也必须提上日程,而从记载来看,唐太宗力排众议,确定了高昌戍的编制——1000人。

这1000人,属于镇戍编制,既非一般人熟知的府兵,也非行军的“行人”,而是普通民户为期一年的戍边劳役,从已知的材料来看,这些服役者来自大江南北数以十计的州,最远者甚至行程数千里,只为到此处履行他的“国家义务”。

对于他们在“戍所”的供应,军粮有两种方式筹措,一为府库支取,另一为屯田,见《唐律疏议·擅兴律》:

军防令: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草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

翻译过来就是,驻防的军人,除了防守之外,还要根据人数,分配空地供他们耕种,并要注意杂种蔬菜,以供粮储和食用,具体的数量标准,可参考《新唐书·食货志》:

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 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

也就是每人应该分配十亩可耕地,每年春天,长官巡视的时候,发现有人不按农时耕种者,要罚其输官劳作。

从制度安排上来讲,唐代的镇戍和西汉的屯戍非常相近,但是,由于“边地”概念的不同,唐代除了常态的镇戍烽燧防线之外,还衍生出了更大的编制,其后勤供养就完全不同了。

这种不同之处,就是唐代在西域,乃至于边疆的驻军,又多了一个新的门类“镇军”,也即以“行军”的野战军编制发展而来的“边境常备野战军”,这种编制,在秦始皇时代曾经短暂出现,即蒙恬统帅的上郡“屯军”,此后的西汉初期,又消失,直到汉武帝开边之后才重新出现,当代出土简牍所见的“野战屯军”,均为昭、宣之后的编制,直至东汉,才发展为与唐代“镇军”类似的“屯驻营兵”编制。

唐代的“镇军”出现要早于“节度使”,其出现的原因即在于唐太宗开创的灭国战争+羁縻府州的扩张模式并不足以带来边境的安宁,反而由于草原强权的灭亡,新势力的崛起和骚扰成为常态,唐代边防必须应对“大规模”、“高频次”的挑战。

那么,仅仅只有分兵守点和烽燧报警功能的镇戍体系就完全不堪用,需要数千人甚至数万人的大军长期驻守交通要津,适时反击。

此时的西域驻军,即是上述两个大类混合,不过,“镇军”根本不足以通过驻扎地的赋税供养,只能另辟蹊径,其中的大宗即“和籴”,也就是用具有货币功能的布帛交换军粮物资。

“籴”的本意就是买米,“和”自然就是和和气气地买嘛,不过这玩意儿也就是说说,起码到了五代和北宋,所谓“和籴”已经变成了变相赋税。

其实,读过《卖炭翁》的朋友,“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也应该知道这所谓的“和”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红绡和绫再轻,也得运输,从长安到安西都护府所在的交河城或是龟兹城,都是几千里的路程,怎么走?

事实上,高宗、武则天时代的西域驻军,和籴所需的绢帛当然来自中原,却并非由长安、洛阳发运,而是通过户部度支官的调度,直接由各州输送至边郡的集结点。

这个集结发运点,正是河西重镇凉州(地在今甘肃武威)、秦州(地在今甘肃天水)。

与其类似集结发运点,开元天宝年间,在帝国的东北方向为清河郡(贝州改,地在今河北邢台),是东北方藩镇(范阳、平卢)供军的枢纽,号称“天下北库”。

唐代前期的财政制度中,名为“开元通宝”的铜钱从来都不是重点,以“调”和“代庸”的名义从千百万民户手中征来的布帛(每丁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为调;每丁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75尺为庸)才是核心 。

这些州、县征收的布帛并不统一输送入长安都城,而是近者、精者入京城,远者、粗者输送边军,集中到集结点之后,又要进行进一步的发运,其步骤在《仪凤三年(678年)十月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中有详细的记录。

这份官方文书涉及到的是每年4万段集中在凉州的庸调布帛作为贮存物品运往伊州(地在今新疆哈密)和瓜州(地在今甘肃酒泉)的流程:

从凉州派遣官典(官物运输押运官),发给“递牒”,根据“递牒”在凉州总管府管区内各县征调“传马”和脚夫,运送物资到目标地,这个过程是通过沿途各县所辖的“传马坊”接力运输。

不仅如此,运至西州、庭州及安西方面的布帛,也是由凉州发运,通过派出“送庭州帛练使”,采用这种“传马坊”的接力递运方式至目的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唐太宗、唐高宗时代,唐朝在西域的出征“行军”和镇守的“镇戍”的人数一直并不多,基本上凉州官马发运就足够使用,之后,安西四镇又失陷于吐蕃,都护府丢失,也就无所谓后勤。

到了延载元年(694年),王孝杰统帅唐军重夺安西四镇,在龟兹重建安西都护府,此时,唐军在安西的兵力终于达到了3万人,此后唐朝在西域的常驻军事存在不断增长,直到达到开元、天宝年间的最高水平,此时,安西、北庭、河西三镇的每年和籴米100万段布帛,衣物薪俸要170万段布帛,约占全国军事支出的30%。

也就是说,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是一步步扩充的,其后勤压力也是逐步增长的,不仅账面的供军费用在飞速增长,运输大量布帛的运费也成为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尤其是河西走廊沿线州、县的百姓,在承担直面吐蕃侵略的沉重军役之外,还要承担“传马役”,实在不堪重负。

所以,武则天时代,唐朝朝廷从凉州发运的军资,开始采取“军镇”,即目的地所在的节度使辖下镇军(而非节度使)自行派遣拥有折冲府武职的正式军官赶赴凉州担任押运官(名为“行纲”),负责文书的签发,具体的押运队伍则往往采取“转包商队”的方式组建。

此后的发展更是神奇,各个军镇甚至连押运官都不再派赴凉州,而是在后勤线沿路要点,建立以“军将”为主要管理者的“长行坊”,作为接运物资的“兵站”,而由商队携带运输的物资,则于沿途发卖。

这套“军人经商”的手法与“丝绸之路”的繁荣相生相长,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各个节度使开始兼任“长行使”、“转运使”,自行统一处理辖下军镇的军资供应和运输工作,其财政权力的膨胀几乎不可遏止。

虽然唐律严格禁断胡商入蕃贸易(即直接往返的国际贸易),但是,通过昭武九姓胡(即中亚粟特人,为东伊朗人)聚居的羁縻“六胡州”,唐朝境内庞大的昭武九姓胡商业网络(含祆教粟特人和摩尼教粟特人),与草原上的突厥汗国和后期的回鹘汗国的关系从未断绝,甚至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主宰”。

在此条件下,更换了“保护人”的西域商业并未衰落,反而在“天可汗”的旗帜下一步步向西扩张,到公元8世纪左右,已经将西域贸易最流行的银币驱逐出了市场,而是以开元通宝(铜币)和帛练(丝织品)替代之,在契约中的一般计价品也已经变成了熟绢(一种丝织品)。

正是借助西域繁荣的商业,大唐帝国在西域才能够足食、足兵,而大唐付出的,则是千百万在史书上永远不会记录名字的“缫丝女”的寸寸血泪,当然,这一切都不会被记得,她们已经被简化成为一个伟大的词汇——“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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