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而复回忆录中表现出来的部分真实

刀割到自己方觉痛

读《往事回首录》

文/陈远

我有两位朋友，结婚多年，双方都视我为亲密朋友，一有矛盾，便找我诉苦。要说有什么大的矛盾，也没有，只是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根据我的了解，这两个人从恋爱到结婚，一直到现在，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乐此不疲。他们向我诉说对方的过错，不知情的人听了会觉得他们所说的另一方简直十恶不赦。但是我可以保证，那两个人都是心地善良之人，并且都不善撒谎。但是他们在叙述对方的时候，有意无意地把对于不利于自己的部分事件过滤掉了。从他们那里，我觉得，要看透一个事件，应该有多方的举证，才能得到真相，否则，只能是片面之词。

曾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已故作家周而复，在长达一百万言的《往事回首录》中，将自己长达七十年的人生经历，自觉地融合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程里，这样的视角，不算独特，但是对研究现当代史来说，却是有价值的。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曾经集中采访了近三十多位现当代文化名人的后裔，通过他们的叙述，展现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这个历史转捩时期的命运。根据我的体会，只有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放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这个大背景之下，才更好解释他们的命运何以会那样。

周而复出生于1914年，一生经历经历了两个时代，左联作家的背景，加上后来从政的经历，让他在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这个历史转捩时期的不同阶段参与许多重要事件，他的回忆录，无疑可以为对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们提供很多线索。不过，周而复并非对于他曾经经历过的事件全盘收录，而是有所取舍。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不能看出他的取舍标准，这也是多数在1949年从过政的人们撰写回忆录的人们共同遵守的的标准。这个标准，跟我的那两位朋友诉说双方错误的情况可以有个比照：可能一点虚假都没有，但却不是完全真实。所以读这本回忆录，应该和其他一些文献或者当事人的回忆录一起参照阅读。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历者，周而复也认为是“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不过，他认为应当为这场运动承担责任的，是康生。作为后来人，我们可以推断，以康生当时的地位，恐怕很难掀起那样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倒是在稍后的叙述中，作者引述毛泽东的道出了真相：

“这个党校犯了很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

“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

同样是过来人，故去的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韦君宜对于这段历史的反思则要透彻的多，她同样经历了毛泽东道歉的这件事情，但是她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鞠一个躬就可以原谅的事情，它有很深的背景。”（参见笔者所撰《韦君宜：〈思痛录〉的人生底色》）这个背景是什么？韦君宜没有很明白的说出来，恐怕也不好说，但是这段话可以让人们去进一步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而复出任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职位，具体负责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问题，对于当时那些私营工商业者在那段历史中的表现，我们到现在了解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他们当时的处境如何？他们在思想上产生过怎样的波动？没有具体的资料，这些问题都不好找到答案。作为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具体执行者，周而复曾经接触过大量的民营工商业者，对于这些情况可以说是比较熟悉，但是关于这段历史的描述中，对于这些情况他说的并不详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在周而复的叙述中，多少透漏了一些当时上层对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一些态度和论争，可以让我们从侧面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

在这之前的叙述里，周而复一直试图与官方修撰的党史保持一致，所透漏的情绪，也只是对于当时政策的认同以及从这种认同感中获得的欢欣。这种认同和欢欣，应该说是真实的，但是同时也是有保留的，因为这种认同和欢欣不是单纯的个人感受和个人情绪。在叙述到单纯的个人经历的时候，周而复的个人感受和情绪才逐渐流露出来。

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章节里面，周而复叙述了自己在1954年被免去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的经历，其中涉及到周而复和潘汉年以及当时华东局统战部党派处副处长刘人寿之间的一些恩怨。文章最初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之时，曾经有当时的当事人发表文章指出周而复的记忆有误。不过，即使是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回忆起来当然会有不同，若是事实大致一致，那么其间所流露的，也就是当事人不同的感受吧。在周而复的叙述里这场“统战部的宗派主义倾向”问题“拖延了五年多之久”，不过在后来人看来，这不应该是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组织方式出现了问题，个人又没有畅通的渠道解决，才会“拖延了五年多之久”。

到了叙述文革的时候，周而复的个人情绪更近一步地流露出来。在那一段时间里，周而复失去自由长达七年，《上海的早晨》在一夕之间由“香花”变成了“毒草”。这七年的不满、愤恨，在他的问题获得平反之后彻底的流露出来。不过，这种不满依然是只停留在对于个人之间的情绪上，历尽劫波之后的周而复，并没有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的灾难以及个人的“命运多舛”。在文革中曾经失去尊严的周而复在回首这段历史的时候，显然没有回到当事的历史情境为当时曾经站在他对立面的人们去考虑，对于处于历史灾难中的一些虽然不算是“无辜”的人们，也缺少必要的“同情和了解”。他对于这段历史的回忆，不过是刀子割到了自己的身上，才感觉到了痛。他在恢复党组生活并成为政协委员之后，在《文汇报》上撰文《“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气愤地指责上海中级人民法院对曾经在文革中支持《上海的早晨》的桑伟川的“误判”，指责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及法官“不肯自己主动老老实实坦率承认错误”，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错误，其实并不该由具体的法院和法院来承担。我们不应该回避历史，也不能推卸个人在历史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同样不应该把时代的错误推卸到个人的身上。《上海的早晨》和桑伟川被平反之后，周而复建议新华社撰写专门文章陈述真相，之后全国各大报刊转载，这与其说是历史的裁判，倒不如说是权力的裁判更为贴切。

周而复撰写这部长达万言的回忆录，是打算当作信史来写的。对于历史，他其实看的相当清楚，在书中他曾经写道：“历史上的是是非非，由于地位、权势、立场、观点不同，常常是是非颠倒，故当代人写的当代历史，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不大可靠，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并且发出感叹：“信史，难矣哉！”然而，周而复笔下的历史，依然没有成为他自己期待的信史，因为他的思维还依然留在过去的时代里，“以论带史”的思维方式，只是让他写出了部分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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