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云奎 浙江嘉善、江苏吴江的上海人在干啥？

1994年底，在上海市市内电话局（以下简称“上海市话局”）任局长秘书的贺昱旻辞职去了江苏吴江芦墟的一家乡镇企业，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电话局系统，其影响力不亚于在行业内扔了一个炸弹。

当时正在上海市话局修配厂工作的工程师韦祖国听到这个消息，吃了一惊。他以前在局长办公室见过贺昱旻，要找局长，必须先经过贺昱旻。可他没想到，看起来高高在上的贺昱旻会和他走上一个方向。

很少有人知道，此时，韦祖国已经在吴江的这家乡镇企业不声不响当了近10年的“星期日工程师”，当时周六晚上下班以后，有一辆小轿车将韦祖国接到芦墟，星期日晚上，再把他送回上海，夜幕之下的这一来一往，让韦祖国觉得自己像个“地下党”。

“我不敢辞职。”尽管对吴江的这家乡镇企业已经非常熟悉，但韦祖国当时还抱着这样一个想法：能在一家单位工作，兢兢业业一辈子，等到退休的时候，领导同事敲锣打鼓送来一张光荣退休证，这是社会对一个人最大的肯定。

上世纪90年代电信业发展迅猛，能在上海市话局谋到一个职位，相当于捧上了一个金饭碗，局长秘书的位子尤其吃香，用贺昱旻的话说：“那时候，我连市领导家里电话都有。”但贺昱旻更记得时任上海市话局老局长问过的一句话：“邮电系统这种垄断的局面迟早会被打破，你愿不愿、敢不敢去民营企业的世界里闯一闯、看一看？”

20多年过去了，芦墟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的乡镇企业已发展成为业界知名企业，现在贺昱旻已成为公司高管，这些年她的办公室搬了好几次，但无论在哪里，鲜花、书籍和咖啡机都是她办公室里的标配。“别人说我是标准上海人，从性格上来说，真的是上海人中的上海人。”穿着公司统一深蓝色套装的贺昱旻说话轻声细语，办事妥帖细致。而她的隔壁，就是永鼎研究院院长韦祖国的办公室，2002年办完内退手续后，韦祖国正式进入永鼎，成为贺昱旻的同事。

与上海青浦接壤的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刚好位于两省一市交界地，越来越多的上海人、上海企业走出上海，来到这里，试图打开一片新天地。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的前进方向，正是乡镇经济、民营经济大踏步向前的方向。而他们前进的脚步声，也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差距持续缩小，区域经济联系愈发活跃的发展节奏正好合拍。

2008年永鼎股份考察芬兰公司（左二为贺昱旻，右一为韦祖国）

潜伏

韦祖国说，自己“像余则成一样”，潜伏了整整17年。

1985年，有行业内的朋友向韦祖国介绍，吴江芦墟有家做电缆的企业让他去指导指导。为了表达诚意，永鼎创始人顾云奎特意从镇政府借了司机，开着当时厂里唯一的一辆小轿车，接上韦祖国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去看看。

韦祖国一听，觉得是件好事。当时永鼎正在上铅包纸绝缘电缆项目，英、美等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初就开始大批量生产铅包电缆，但在中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也只有少数几个厂家能生产这种产品，韦祖国所在单位门口经常排着拉货的卡车，电缆产量严重不足。韦祖国想的是，我们应该和乡镇企业一起，把电信事业搞上去。他们有需要，我们就要慷慨支持。事实上，当年江浙的多家电缆企业都在向韦祖国讨教技术。那时全国都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和概念，长期身处计划经济、国营单位的韦祖国根本就没想到还有“同业竞争”这一说法，爽快答应顾云奎成为“星期日工程师”。

每到周日，韦祖国就到厂里开课，为工人们普及电缆的基本知识、工艺参数和使用设备的情况。他记得，当时工人们排排坐在小板凳上，笔记本就摊在膝盖上，边听边记。虽然大家基础不高，但接受能力很强，很快跟上了思路。即便韦祖国画的是一些草图，工人们还是能根据要求，把产品做了出来，“比想象的还要好。”与此同时，企业发展进入快车道，“每周去都能看到新变化。”周日晚上，韦祖国返回上海时，总能带回新鲜的大米、鸡、鱼等土特产，这也算是报酬的一部分。

但不久之后，韦祖国听说“星期日工程师”是有争议的。上世纪80年代，上海发生了知名的“韩琨事件”，“星期日工程师”韩琨业余时间为奉贤一家乡镇企业研制橡胶密封圈，让工厂扭亏为盈，后因为3400元奖金，一度被定为“受贿罪”。此事成为当时“重案大案”，虽然最后被认定“无罪”，可影响之甚，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政策的不确定让韦祖国更加谨慎，他再三拜托顾云奎和工友，一定要为他保密。之后，永鼎在上海大世界附近的上海办事处，成了韦祖国和永鼎的“接头”地点。

“严防死守”下，仍难免露出马脚。一个星期天，韦祖国遇上了前来永鼎的上海市话局供应科科长，四目相对，只剩尴尬。1989年开始，国内通信企业开始陆续上马全塑电缆，当时全塑电缆还存在一些技术难关未能克服，有的国营大厂生产的全塑电缆也出现了开裂受潮的情况，业内都在担心民营企业的技术能否过关。尴尬之后，这位科长舒一口气，对韦祖国说：“你在也好，我反而放心了。”

“要搁现在，我真不敢这么做，也不能这样做，但那个年代没有这种规章，后来有了，我们已经离不开永鼎了，只能像余则成一样潜伏着。”韦祖国感慨。

韦祖国1988年在日本交流学习

跳槽

前几天在整理办公室时，贺昱旻翻出了一张“退工单”，这是1994年的她从上海市电话局辞职后拿到的，虽然跳槽至吴江，但当时上海的个人档案还没法直接转入吴江，她被所在的静安寺街道登记为“待业青年”。

贺昱旻进入永鼎后，顾云奎曾经请她父母吃过一顿晚饭，晚饭结束时，不过是晚上六七点钟，但走出厂门，外面已是一片漆黑。贺昱旻的妈妈感叹：“你们老板人真的很好，但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偏了。”

那时的吴江确实有点冷清。厂里要招待客户，但镇上的卡拉OK厅下午五点就下班了，公司只好问卡拉OK厅借了钥匙开了门，临时找几位厂里的工人当接待人员。

让贺昱旻更失落的是从“甲方”变“乙方”。在电话局时，都是别人求着她要见局长，但跳去乡镇企业后，她和同事去拜访客户，等到中午肚子饿了也没见到领导，好不容易见到了，对方没说两句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真的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别说午饭，就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她说。

去北京给客户送甲鱼，客户不会做，贺昱旻只好跑到水产市场，出钱让卖鱼的师傅帮忙处理，然后再用两只手指捏着血淋淋的甲鱼，一路走到客户家。在家“连青菜都不炒”的贺昱旻，第一次卷子袖子洗甲鱼，硬把甲鱼壳搓到发白，后来听别人说才知道自己拼命搓掉的是好东西。

“早晚有一天你是要回到上海工作的。”贺昱旻的朋友们一致断言。

离那段最难适应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0多年，“小贺”变成了“贺总”，贺昱旻依然坚持每天开车往返于上海与吴江之间。由于高速公路的打通，每天的往返单程从20年前两个半小时，缩短至现在近一个小时。但也有同事跟她说：“这么长的路开的太累了，让我每天开着去拿钱，我都嫌累。”

到底为什么跳槽来这里，是不是因为收入？“收入确实增加了，但如果说只为钱，就有点浅了。”贺昱旻经常对下属说，“钱多钱少是其次，能力也是可以培养，但公司整体氛围、团队协作状态很重要，愉快地工作且能有所收获和成长是关键。”

民营企业的决策效率让从国有体制出来的贺昱旻感到惊讶。任何人都可以向老板直接提意见，老板总会说：“那你先去弄，弄好了再看。”生产工艺上要调整改进技术，只需要跟负责的总工聊一聊，就能先试起来，等数据出来见分晓。公司内部有一套意见反馈系统，基层工人的意见通常当天就能得到批复。

贺昱旻很肯定地说，如果回到1994年，她还是会选择跳槽，她觉得当时老局长说的话一点都没错：“民营经济的力量虽然还很微弱，但很快就能成长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1994年永鼎集团成立时照片 图中女子为贺昱旻

融合

与贺昱旻、韦祖国的办公室隔着一条太浦河，另一名上海人刘世地正在浙江嘉善县西塘镇纽扣园区蹲点服务。与韦祖国长期“地下潜伏”不同，去年，西塘镇与东华大学签约建立了纽扣产业研究中心，刘世地作为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师，从去年8月份被学校派驻西塘，每周往返于上海与嘉善之间。

西塘是“中国纽扣之乡”，年产各类纽扣700亿枚，全世界人均10枚；纽扣产业年产值约65亿元，约占西塘镇工业总产值的25%。但数字的光鲜，掩不住产业的软肋，西塘纽扣长期存在企业单体规模不大、产品附加值低、创新能力弱、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让当地纽扣业主颇为尴尬的是，曾有一份国外订单发到西塘，但当地600多家纽扣生产企业竟然无一能生产出达到对方标准的纽扣，最终只好眼睁睁看着订单花落他家。纽扣这一传统产业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候。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从去年8月开始，刘世地几乎天天往纽扣企业跑，发现很多企业连生存都困难，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只能通过互相压价来抢订单。“能不能介绍些订单？能不能带个大客户过来？”这是当地企业最关心的问题。至于创新升级、智能生产、转型发展，大多数人一听就摇头：“你们做的是锦上添花，我们需要的是雪中送炭。”

再问有什么需求？有的纽扣企业老板提出，需要培训计算机和学习“非会计专业的会计学”，一些企业管理者不会用计算机，也看不懂报表。“这让我们感到很吃惊，我还以为这个问题早就不是问题了。”震惊之余，刘世地拿来了上海计算机培训教材，还联系了学校的会计学老师，准备今年针对这些需求正式开课。

“政府，高校，企业在政产学研合作的初始阶段不免都会存在一定的供需脱节和偏差，各方的诉求点也不尽相同。今年我们要针对企业家的痛点，把合作推向深水区。”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张义红是西塘纽扣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目前他已经列出了今年要完成的几大任务，包括首次发布纽扣白皮书、举办中国西塘纽扣产业可持续性高峰论坛、在爱丁堡艺术节科技旗袍秀上对接展示西塘纽扣的科技元素、撮合知名品牌服饰企业和西塘纽扣商会进行合作、帮助有志愿的企业家、学生在西塘创业。在采访中，他再三强调：“接下去的工作重点就要针对企业家痛点以及纽扣行业发展难点真抓实干。”

 东华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张义红副院长发布钮扣产业研究中心“互联网+智能制造+时尚文创”战略规划。

与一些龙头企业的合作已经有了苗头。比如行业龙头企业嘉善天惠服饰有限公司提出，以前生产纽扣的磨具需要人工分辨是否发生磨损，误看率很高，是否可以由机器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快，由企业和东华大学创新研发的纽扣瑕疵检测生产线正式上线，“机械眼”取代人眼，误看率直降为零。还有的“钮二代”企业家向西塘纽扣产业中心提出，能否帮助联系一些自由设计师，以提高纽扣的附加值？现在刘世地已经帮忙联系了相应的自由设计师群体。

在西塘纽扣产业中，来自上海的力量不仅于此。2014年来自上海的一家纽扣企业入驻嘉善纽扣工业园区，现在已经成长为行业龙头企业。“我们需要这样的‘鲶鱼’，无论是管理理念、智能制作、品牌设计、展示营销，还是公司文化，都高出其他企业一大截，现在很多当地企业都在看着学。”嘉兴综合保税区B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胡水根这样评价。

与此同时，西塘的纽扣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也正由上海的一家公司负责整体打造。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场以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驱动纽扣产业改造提升的“大戏”，正在西塘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二三十年前，来自上海智慧、技术、理念向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一带流动，使技术力量匮乏而生产上不去的乡镇企业迅速获得生机，如今，来自上海的科创力量也正在为这一区域创新不足、产能过剩的企业谋划新的发展之路。反过来看，这些区域也为这些上海企业、上海高校、上海人提供着展示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平台。

今年春节公司举办年会，看到已经82岁高龄的顾云奎坐着轮椅出现时，韦祖国热泪盈眶。和贺昱旻一起表演完回顾公司发展历程的诗朗诵后，他下台第一件事就是附在顾云奎耳边说：“你十多年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你说，韦工你在永鼎一直做，做到70岁都没问题的。现在，我真的已经7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