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错在哪里？

“文明冲突论”即把世界划分为八个文明板块，预测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将在这些文明之间进行，世界将呈现文明间集团对抗的情况。这一由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最大但也饱受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田德文近期在《人民论坛》杂志刊文指出，“文明冲突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既没有预见到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形式，也没有阐明时代发展的大势。

那么，“文明冲突论”究竟错在哪里？一起来看！

错误一：把“相关性”当做“因果性”

错误二：完全从冲突论的视角来看世界，看不到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忽略了国际合作

错误三：不理解亚洲历史，从而提出中国威胁论

错误四：“文明冲突论”错误的根源是用西方对抗性世界观看当代世界

具体解读，请看全文：

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学者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影响最大的一种，引起的批评也最多。

其实，亨廷顿自己也反复强调这种理论的简单化和局限性，不过“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更重要的现象”。

本文认为，恰恰是在说明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现象方面，“文明冲突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既没有预见到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形式，也没有阐明时代发展的大势。不仅如此，这种理论在世界观层面上是消极的和破坏性的，对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作为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当然知道国际冲突都与利益有关，他提出“文明冲突论”的目的是要找到利益冲突背后的原因，强调“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用文化差异解释国际冲突的做法或许不无道理，但也并不新鲜，“文明冲突论”的特点是将文化差异的作用推到极致，强调不仅文明差异将成为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而且文明板块内部将形成国家集团并与其他文明对抗。这就犯了把“相关性”当做“因果性”武断立论的逻辑错误，使得“文明冲突论”无法解释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真实原因。

在世界观层面上，“文明冲突论”是一种有害的理论。以“文明”划片来解释当下的冲突、预测未来的冲突，只能起到扩大冲突范围、制造更多不和的作用。中国古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把国家间“打架”的国际冲突解释为文明间会“打群架”的理论至少是不厚道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文明冲突论”对化解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恐怕只有消极意义。

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存在差异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文明在价值追求、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共同性越来越强也不容否认，因为经济全球化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形成中的“全球文明”并不是全球化进程中到目前为止具有优势的“西方文明”，而是超越文明差异、具有人类共性的更高层级的新文明。

由于“文明冲突论”的基础是文明差异性，因此亨廷顿坚决否认文明共同性的存在及其意义。他引用哈维尔的话强调，“单一的全球文明……不过是一块薄板”，“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西方式的普世文明，因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大麦克’”。应该说，亨廷顿否定西方价值普世主义并没有错。

但是，由于他完全从冲突论的视角来看世界，所以看不到日益强化的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进而忽略了作为国际关系常态和主流的国际合作。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只有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才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否则就是消极的和破坏性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秉持与“文明冲突论”完全相反的文明观，强调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而“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这种文明观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础，因为只有“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陈旧观念”，才谈得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中国的这种新文明观并不仅是一种国际善意的表态，也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尽管后冷战时代国际上各种冲突从未消失，但国家间关系的主流仍然是合作而非对抗，发生过暴力冲突的国家是极少数，亨廷顿所预言的以文明组成国家集团相互对抗的局面更是从未出现。

“文明冲突论”给未来世界预设了两大冲突点，一个是伊斯兰文明，另一个是中国文明。关于中国文明，亨廷顿的意见是中国崛起后势必成为霸权国家，最终将与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产生冲突。

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

这种“国强必霸”的逻辑开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威胁论”的先河，后来的诸种理论基本没有脱离这种思路。

在阐释中国威胁论的时候，亨廷顿首先强调“亚洲是多种文明的大杂烩。在东亚就包含属于六种不同文明的不同社会……它在很多方面都可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进而推论道“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对于“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欧洲类型的霸权战争”这个不争的事实，他的解释是“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意即历史上亚洲国家习惯臣服于中国的霸权地位。这种叙事是对亚洲历史的严重曲解，因为历史上中国既没有在亚洲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也没有领土扩张的记录。即使在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中国也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霸权国家。

亨廷顿的中国威胁论在逻辑上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强调中国崛起后势必称霸引发冲突；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只是“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而“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它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如果换掉“霸权”这个刺眼的词汇，换成比较中性的综合国力增长，那么中国崛起除了让美国“不习惯”之外，对亚洲与世界和平又有什么威胁呢？

亨廷顿之所以从文明冲突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威胁，原因之一是预见到了中国国力增长对西方霸权的制约，原因之二是不理解亚洲的历史。他将亚洲和欧洲的历史进行了简单地对比，认为二战结束后，“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之后，西欧获得了和平，战争已经变得不可设想。但东亚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欧洲的过去可能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是，既然亚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欧洲式列强争霸的格局，那么将来为什么会付出两次大战浩劫的代价重蹈欧洲的覆辙呢？亚洲诸种文明之间为什么不能以开放包容的方式推动“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冲突”呢？这些问题恐怕就不是亨廷顿从文明冲突视角能看到并回答的了。

从世界观的层面看，“文明冲突论”错误的根源是用西方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当代世界，这就使亨廷顿看不到后冷战时代建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大势。全球化时代，地球正在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已经达到中国古人所说的“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的程度。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任何一场国际冲突都将是世界的灾难。因此，时代赋予理论家的使命应该是化解冲突，而不是建构更大的冲突，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行其德而四方得遂长焉”的作用。

在西方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以认同为基础的国际冲突。亨廷顿在书中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明，后冷战时代各国都面临着“找到敌人”的任务，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种对抗性的思维方式与新时代中国外交所承袭的“中国智慧”是格格不入的。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与西方一神教的世界观是截然不同的。“既然天下的概念承诺把一切外部性化为内部性，也就在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也就是排除了异教徒概念。这一点有别于一神教的思维格式，尽管基督教在欧洲已经退化为一种精神象征，而不再是生活方式，但异教徒概念却转化为固定的思维格式而影响着政治和文化的叙事。如果找不到异己或者敌人，西方政治就好像失去了风向标，甚至失去了激情和动力。”

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已成大势所趋。对习惯其霸权地位的西方国家而言，这肯定是需要适应和习惯的变化。亨廷顿看到了世界“正在跨入一个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但“西方衰落”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还是引起他的焦虑，进而担心没有西方“主导”的世界会陷入更大规模的冲突。

但是，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恰恰是某些西方国家继续用这种对抗性的世界观来看待新的世界，才让自己和别人在后冷战时代付出更大的代价。也许，这才是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深层原因和真实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