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捐飞机 1951，捐飞机的故事

1951年6月4日，一群上海老闸分局的警察簇拥在一张临时搭起、铺上白纸的简易桌子前，排队留名。白纸几乎落满名字，右侧“捐献‘上海公安号’飞机”的字样清晰可见。根据摄影者留下的说明，这是一次号召上海公安界向正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捐赠飞机的行动。

摄影者没有具体写明拍摄地点。“老闸区”在1956年之前属于现在黄浦区的一部分，设立于1945年，地辖东沿山西南路、汉口路、山东中路一线，西沿西藏中路，北沿苏州河，南沿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因吴淞江上有老闸故名。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这次号召活动应该在老闸巡捕房的旧址贵州路101号（今址为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校）内举行。

没有更多的信息了。纵观整个1951-1952年间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的武器捐赠运动，上边的黑白影像只是忠实记录了大时代潮汐里一片再琐碎不过的细浪。

就在照片拍摄的四天前，1951年6月1日，以郭沫若为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

入朝作战接近一年的志愿军战士因为缺少重武器的支援，损失惨重。而“捐飞机”对于中国百姓并不陌生。早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老百姓就已经有人给军队捐飞机，尤其当时的海外华侨。从抗战开始至1939年底，仅菲律宾华侨向祖国捐飞机就有50架之多。

总会的捐赠通告除了飞机大炮，还需要坦克。但在民间，一律将捐赠行动简化为“捐飞机”，虽然按照牌价，志愿军所需的苏制米格15折合人民币新币15万元，坦克更贵，需25万元，但无疑飞机在普通民众的视角看来更为“拉风”。

运动的倡导毫不费力。在上海乃至全国其他地区，从公务员到普通市民，甚至菜场摊贩，积极响应，以最朴素的热情与行动，支持这一以志愿为名的政府行为。《解放日报》1951年12月底援引新华社的电文报道，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的缴款总数已大大超过了预定目标。这一运动，在本月月底即将胜利完成任务，绝大多数的省、市和单位都已超额完成了原来的认捐数字。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计：到本月二十六日为止，全国人民实缴捐款已达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亿余元，折合战斗机三千一百五十二架，超过原来认捐数百分之十九。

根据姜廷玉《解读抗美援朝战争》，1951-1952一年间，总计全国各界人民捐款可购战斗机3710架。

有鉴于此，1951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结束武器捐献工作的通知》，但是实在停不下来，整个捐赠武器的运动又持续了半年直至次年6月方告终结。

总会发出上述《结束》通知时，著名豫剧大师常香玉和她的剧社正奔走在募捐飞机的义演途中。义演开始于1951年8月，缘起当时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支招。常香玉1948年在西安创办香玉剧社，1951年剧社的大本营尚在西安。西安方面对常香玉打算捐赠飞机的想法非常支持，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则解决了常香玉募资的核心概念问题，他对常香玉说：“就用向志愿军赠送‘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吧！”

常香玉拿出多年积蓄，又卖掉了香玉剧社惟一的一部卡车和自己的房子，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为了不影响演出，她把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送到托儿所，带领59名演员踏上了义演募捐的征程。并公开宣布：剧社的演职员不拿一分钱报酬，所有义演收入全部用于为志愿军购买飞机。

常香玉剧社所在之处常常爆满，终于在1952年2月初，集满购买一架米格15所需的资金。期间演出场次多达180场。

当年，参与捐赠的各单位、团体均以能独立捐赠一架飞机为荣，从飞机命名的称号上即可见一斑：北京各行各业——“石景山工人号”、“北京铁路工人号”、“中国店员号”、“北京农民号”、“北京东郊人民号”、“鲁迅号”、“教工号”、“人民电影号”；郑州铁路职工——“二七胜利号”；上海铁路局职工——“上海铁路工人号”，上海颐中烟厂职工——“颐中工人号”；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水利部和民航局职工分别发起捐献“中国海关号”、“人民水利号”、“民航号”；中国纺织工会捐款45亿元，购置“纺织工人号”飞机一小队……

这些林林总总的标签除了人们切实的付出，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寄托。大家都明白，这些名字不可能喷涂于战斗机机身，参加真实战斗。

除了“常香玉号”。

也许是常香玉作为知名艺术家参与捐赠的标杆意义过于巨大。经过中央批准，志愿军一架战功卓著的米格15最终被命名为“常香玉号”。此飞机现在陈列于北京中国航空博物馆内。而常香玉本人，要到捐出飞机40年后的1992年，方一睹此机真容。

“常香玉号”严格来说并非常香玉一人之功，她只是引领，而完成依靠团队之力。有更多人以一己之力，捐得默默无闻。梅兰芳梅老板当年收入丰厚，顶峰时出场费一次需金条十根。梅兰芳初为自由职业者，1950年代公私合营后变成“干部”，两次降薪之后月薪依然高达2100元，四倍于毛主席。1951年，他个人直接捐了一架飞机。

再说一个人，他的捐赠不仅不为人知，而且结合他捐飞机的时代背景，更令人叹惋。

一生坎坷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他的英籍夫人戴乃迭，亦曾倾其所有，为志愿军捐赠飞机一架。捐飞机的当口，正是戴乃迭遭人误解，踏上漫长磨难之途之始。当时杨宪益虽为国内顶级翻译家，稿费收入优渥，但距离购置一架飞机显然还有不小距离，戴乃迭把丈夫在英国给她买的钻石订婚戒指和来华后婆婆给的见面礼——全部金银翡翠首饰等全部变卖，方完成心愿。

杨宪益戴乃迭后半生渡尽劫波。1968年，在捐赠飞机过后17年，杨宪益和戴乃迭以间谍罪被捕入狱。受父母牵连，他们的长子精神失常，多年后在英国自焚身亡，两个女儿在夫妇入狱期间流落农村无人照顾。

1999年，戴乃迭去世时，亲友整理她的遗物，未发现任何饰物，连一枚最小的戒指都没留下。

生性旷达幽默的杨宪益在戴乃迭去世后再无翻译一字，面对任何活动邀约，他都是一句话：“她不在，我不出现”。只是在多年以后人们问到他为何当年捐出一架飞机时，老先生乐呵呵说了一句：“因为飞机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