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菊儿子 城市最佳实践区“总导演”唐子来：十年磨一剑，这就是我的孩子

“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⑦

“一位学者能够操盘一个重大城市再生项目十多年，这样的现象极为少见！我的同行都羡慕我，不是所有规划师都有这样的好机会。”

抓住机遇的正是同济大学教授、城市规划系原主任唐子来。对人生中的两次选择，他感慨万千。

40年前的一个专业选择，让唐子来与规划专业结下不解之缘。唐子来在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我国城市规划教育创始人金经昌教授；他留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英国利物浦大学，是世界城市规划教育的发祥地；毕业后曾经工作过的新加坡，其良好的秩序感在规划界有“经典教科书”之美誉。

一切都那么顺遂，唐子来似乎都能一眼看到自己平稳的未来。

而这时他做出了第二次选择——回国执教。

2005年唐子来在中南海怀仁堂留影

2010年，唐子来的高光时刻，由他担任总策划师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惊艳亮相”。世博园区这块15公顷的“城中之城”，汇聚了全球80个城市案例的智慧与经验，他是实际操刀者。

“2006年我第一次踏勘现场，南市发电厂还在发电，我就在琢磨，要把这块土地做成什么。我就像一部电影的总导演，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倾注了心血和感情。”

世博会后9年过去了，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故事还在待续，唐子来仍是这个街区的总规划师，继续操心规划街区的持续转型。每次走到此地，他就不由自主绕着走一圈，“这就是我的孩子”。

在城市规划教学和实践领域硕果累累的唐子来，从来不用微信。“我从不进朋友圈，我也不在乎别人如何评论我的，我更愿意活在自己世界里。”

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唐子来有自己的节奏，他正在谋划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前世今生，这个故事只有我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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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搞规划的人来说，哪里有大规模建设，就去哪儿

上观新闻：您是恢复高考后考进大学的？

唐子来：是的。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第一批考进同济的大学生。我们有位参事江海洋拍了部电影《高考1977》，我就跟他说，你当时怎么不来问我，我可是搭着那趟车参加高考的。

上观新闻：当时您为什么会选择“城市规划”这个专业？

唐子来：那个年代农村确实比较艰苦。当时我已经做好毕业后可能分配到外地的思想准备，填“城市规划”就是想毕业分配不会去农村。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虽然初衷是不想去农村，但上了大学后，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专业。大学毕业后，我也留在了同济，一路读上去。

上观新闻：您后来选择了出国留学。

唐子来：是的，我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我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去了新加坡。

我们这一代算是新海归，我的导师金经昌那一代才是老海归，他在德国呆了9年，因为二战一时回不来，直到1946年回国。

当时我在新加坡发展得也挺好，已经做了高级白领，并有自己的办公室。

上观新闻：后来为什么选择回国？

唐子来：对我们搞城市规划的人来说，哪里有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就去哪儿。当时，新加坡客观上留给规划师的发展空间已经不大，我都能想象到自己退休时是怎么样子；而中国正进入城市建设高潮阶段，我可以无限畅想我的未来，作为规划师，我的“大有作为”应当是在中国。1996年，我从新加坡辞掉工作，回到上海。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在回来后这段时间，通过许多重大实践，我见证了中国城市发展，留在国外的朋友都很羡慕我。我的师兄说，你真幸运，在美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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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世博老兵，十年磨一剑

上观新闻：您曾担任过上海申博团队的陈述人。

唐子来：对，我算得上世博老兵。2001年底我就加入了上海申博团队，国际展览局考察团到上海，我代表中国政府向他们陈述世博会的选址、规划、交通组织、后续利用等方案，为申博尽了自己一份力。我还记得，当时的市委书记黄菊把我们几个陈述人邀请到兴国宾馆，一一握手合影，还特地关照摄影师，这个底片要送给我们。

上观新闻：主办方是怎么找您来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总策划师？

唐子来：这个地方以前也做过几轮规划设计，但似乎都不太理想。有关方面找我，邀请我来做规划设计，但我都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们又找到同济大学领导，当时是万钢校长，他先答应了此事，然后又找我谈话，语重心长跟我说：“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这是事关到同济大学的声誉。”我答应了他，“我一定会做好此事的，因为这也关乎到我的声誉”。

2008年参加城市最佳实践区上海案例开工典礼

上观新闻：这个经历跟您在同济教授知识和带研究生很不一样吧。

唐子来：很不一样，你们看到的是最后结果。最初，我就像一个没有剧本的导演，更谈不上分镜头了。展示领域是什么、案例遴选标准是什么、参展方式是什么，一切都是未知的，这都要我去考虑。

最初并不叫“城市最佳实践区”，而是叫“城市实验区”。上海申博成功以后，国际展览局广泛听取了国际社会的意见，建议我们把“城市实验区”改成“城市最佳实践区”。

 别看一字之差，意境却不一样。实验区就是一个“秀场”（show），可能是一些设计大师对于未来的愿景，而最佳实践区则是“分享”（share），就是让世界分享的先进发展理念，这在在世博会历史上也是新生事物。我们要将一个传统工业街区再生成为一个新的后工业化街区，而不光是世博会6个月里的一个亮点展区，这个期许和压力是很大的。

上观新闻：作为总策划师，当时您做了哪些工作？

唐子来：不仅是规划设计，我还要负责参展谈判。我们出国洽谈参展案例，我是主谈者之一，比如参展案例的一个建筑物如何进行适应性设计修改，都要与原创建筑师进行多次洽谈，这在以前都没做过。

我当时一边要教学，一边要出访，参与上海世博会的许多国际推介活动和参展谈判事务。这个工作确实辛苦，要有担当，但也很荣幸，学到很多东西，这是我在同济大学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永远无法学到的。

上观新闻：当时你们的谈判团队是如何去谈判的？

唐子来：每个实物案例，我至少会去两次。我曾在国外留学和工作，语言上没有障碍。但谈判对方都是政府官员和设计大师，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他们感兴趣的，你要说得有道理，他们才会听你的。

马德里我去过很多次，后来的案例展示是马德里的社会住宅（竹屋）和街道家具（空气树），还有汉堡的被动式节能建筑等，这些都是实物展示，参展谈判过程是十分复杂的。

唐子来向利物浦议会和商会推介城市最佳实践区

上观新闻：城市最佳实践区展示了当时最前卫的环保技术、建筑理念和工艺材料，当时你是如何来作总策划的？

唐子来：真正有境界的城市设计，都是要超越城市设计的。与建筑设计不同，城市设计是对于设计的设计。最佳实践区的建筑不是我设计的，绿地景观也不是我设计的，街道家具也不是我设计的，但我是这个街区的乐队指挥，要管控好每项设计，否则各个设计做的再好，也无法融合成为一个乐曲。

对这片约15公顷的土地，我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丹麦奥登赛案例馆的自行车道，曾有部门因为安全因素而要取消，被我竭力劝阻；旧厂房的改造，我请来多个顶尖设计团队，在鼓励创新设计的同时又“三令五申”，一定要保留原有工业建筑的主体结构和基本造型，不能断了城市的历史文脉；不同地区的实物案例必须进行“适应性设计修改”，以符合最佳实践区的总体策划理念，确保空间形态的整体协调，否则无法真正地形成“街区”。最近，为了一个标志建筑的表皮色彩，我们还召开了专题专家会议，集思广益也是城市设计管控的有效方式。

上观新闻：各方对最佳实践区的评价都很不错。

唐子来：我一直说，这是十年磨一剑。其实，从2006年我踏勘现场的那一刻起，我作为这个街区的总规划师已经不止10年了。我也算很幸运的，各个方面对最佳实践区还是比较满意的。世博会后，这块地方也纳入了上海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说，城市最佳实践区完成了两次转型，一个是从工业街区到世博亮点展区的转型，一个是从世博园区到城市特色街区的转型。

我一直强调，城市最佳实践区是“双遗产”地区，一个是世博前的工业遗产，一个是世博会遗产，两个遗产都叠加在了这里。我们不仅保存了世博前的工业遗产（如原南市发电厂在世博会期间改造成为世博主题馆，在世博会后再次改造成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还保存了相当部分的世博遗产（如汉堡之家、马德里空气树等），上海几乎没有一个街区是拥有这样的“双遗产”。

上观新闻：操盘一个重大项目十几年，很少有人这么做过。

唐子来：是的，作为一位学者，不仅教授城市规划课程，在十几年中还操盘一个城市再生项目，这是极为少见的。有人说，这是你的孩子，这还真的是我的孩子。我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每次到这里，我都要走一圈，深切感受这里的一草一木。

2006年，当我第一次踏勘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工地现场，那时南市发电厂还在发电，当时我就想，要在这块土地上做些什么。现在，我还是担任这个街区的总规划师，无论是开发商还是设计师碰到问题，都会先与我沟通和协商。如今，这个项目快要收尾了，到了该认真总结的时候。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就是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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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才能做出境界来

上观新闻：黄浦江两岸滨江已经全线贯通，作为规划师，您怎么看待这件大事？

唐子来：在我看来，黄浦江两岸的公共开放空间建设会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线贯通。浦东开发开放标志着黄浦江两岸开始转型发展，迈向后工业时代，陆家嘴以前岸线都是仓库和码头，原来海军码头就在黄浦路上，所以黄浦江两岸的公共开放空间很少，更谈不上是贯通的。世博会则是黄浦江两岸转型发展的催化剂。去年，到了黄浦江两岸公共开放空间的全线贯通时机。滨水开放空间是城市发展的稀缺资源，首先要确保面向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公共开放属性，这是是滨水空间建设的首要原则。

第二阶段是塑造区段特质。塑造区段特质的事半功倍之举就是保存和活化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在国际大都市的滨水地区再生中，19世纪的工业遗产和21世纪的都市生活交相辉映，港池成为游艇码头，塔吊成为公共艺术，仓库成为博览中心。我们既要深入发掘各个区段的历史文化脉络，又要充分动员所在社区的广泛参与，不断提炼各个区段的特质内涵。

第三阶段是辐射两侧腹地。滨水地区往往拥有丰富的工业建筑遗产，要深入思考如何辐射两侧腹地。作为世界的会客厅，到上海旅游的必游之地，应当与两侧腹地形成更为便捷的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联系。

与马德里政府洽谈参展事务

上观新闻： 上海要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您觉得该如何迈向这个目标？

唐子来：上海已经是全球城市，但距离卓越的全球城市，还有距离。

在我看来，卓越的全球城市有三个维度，即有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全球影响力。经济影响力是全球城市的首要维度，而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则是重要维度。目前，上海的经济影响力大于科技和文化影响力，在经济影响力中，内向集聚度大于外向辐射度。或者说，上海目前仍是以内向集聚为主的“门户型全球城市”，还不是以外向辐射为主的“枢纽型全球城市”。

上海要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就是要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目前，我们更多地是对标国际先进城市，比如人民广场演艺圈就是对标纽约百老汇和伦敦西区。在纽约，以前中央公园是必到之地，现在要去看看高线公园，这里把废弃的高架货运铁路变成了全球网红打卡地，这就是纽约的本事。哪一天，上海的许多场所成为全球网红打卡地，那就是“领跑”了。

上观新闻：这个概念如何来理解？

唐子来：再举一个例子，特斯拉在上海投资建厂，这说明特斯拉在辐射我们，我们是受力城市。特斯拉公司和苹果公司总部都在硅谷，但都在纽交所上市。也就是说，特斯拉和苹果的全球资本支配是纽约的金融体系为其提供服务的。所以，许多学者认为，真正的全球城市不仅是公司总部所在地，而是以金融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功能。

作为卓越的全球城市，无论是全球资本服务能力还是全球资本支配能力都会很强，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被称为是“四大全球城市”；目前，中国大陆的“四大城市”就是北上广深。

在全球经济网络中，上海的门户城市属性高于中心城市属性。国际上更多地是将上海作为中国市场与全球经济网络接轨的门户，因此许多跨国公司的中国总部设在上海，但上海并没有许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跨国公司。所以，目前上海仍是以受力为主的门户型全球城市，还不是以发力为主的枢纽型全球城市。在这个意义上，从全球城市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就是要从门户城市变成中心城市，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上观新闻：除了教授和总策划师，您还先后担任了政协委员、参事等社会职务。

唐子来：是的，我做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对怎么写提案，挺有心得；做市政府参事，我也很认真，我写的过一个专报《企业区位策略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建议》，去年还成为参事室一号成果。

尽管诗歌里描述“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关联格局是长江下游、中游、上游形成“三个区域经济”，而不是“一个流域经济”。因此，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协同梯度发展，既要强调“产业链”，也要关注“价值链”。

以上海通用汽车为例，在上海设立企业总部、动力总成和总装基地，其配件供应则集中在周边地区；雪佛兰品牌的80%配件企业位于上海300公里交通圈内，90%配件企业位于上海500公里交通圈内。

2019年参加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

上观新闻: 这个研究成果也会计入高校考核中吗？

唐子来：我的专业研究和参事建言是紧密结合的，我可以向政府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建议，至于是否计入高校考核指标，我对此并不关心。现在高校考核确实很强调指标，年轻人有时很焦虑，这跟当初我们年轻时的价值取向不一样。尽管我们那时的指标也很漂亮，但不是为了指标而指标，指标只是结果，最重要的是我喜欢做研究，只有喜欢，才会全身心投入，才会做出境界来 。

上观新闻：如果让您再次选择，还会选择规划这门专业吗？

唐子来：现在，我已经成为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最资深教师之一。我对学生们说，你们学城市规划可以，你们的孩子就不用学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