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肖像就是向被摄对象获取某种东西,这便是我的照片别人无法模仿的原因。所谓秘诀,其实无关摄影,只在感情。”
——大卫·贝利
193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东部贫民区的大卫·贝利是最杰出而独特的摄影师之一,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中隐含浓重的“性意味”,他还能把握住所有的时尚潮流,为旅行中碰到的演员、作家、音乐家、制片人、设计师、模特和艺术家们拍照,他们有的声名远扬,有的默默无闻,但同样都令人难忘。他获得了2017年ICP无限奖终身成就奖。
他的照片与他的人生一样,都是用一种桀骜不驯的强硬与孤高作为底色,个性鲜明,风格强烈。贝利于上世纪60年代亮相英国摄影界,以他具有浓烈青年亚文化色彩的照片震动了保守的摄影圈,引起了文化界的关注。贝利的摄影手法不拘泥成规,在任意挥洒之间成就了画面的豪放与精彩。他的时装摄影以大胆的情色渲染和模特的个性表现作为主要手段,令人难以忘怀;而他的人像摄影,则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精雕细刻,在强化了被摄对象外形的同时,也深入到对象的内心世界。
贝利于1938年出生于伦敦东区的贫民区,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1956年他加入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后从事摄影工作。1960年,他开始为英国《时尚》杂志工作,因其时装作品风格强烈为世人所知。1971年,他的作品在伦敦的国家肖像美术馆展览;1984年,纽约国际摄影中心为他举办了大型回顾展;1999年,伦敦巴比康美术馆也为他举办了回顾展。贝利出版了一系列摄影画册,其中包括《美人照之盒》、《再见宝贝》、《再见与阿门》等。从1999年开始,他开始着手整理出版自己四十年来拍摄的照片,第一本书名为《大卫·贝利:档案一,1957—1969》。
”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学校令人憎恶。“
记者:愿意谈一谈您的童年生活吗?
贝利: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学校令人憎恶。我在阅读上有困难,不能正确拼写文字。我其实知道答案,也觉得自己比老师聪明,但我就是无法将我知道的事写下来。因此我被人认为是一个精神上有障碍的人。于是,我自己练习“看”词,而不是“读”词。现在,我可以“看”所有的词,即便如此,我仍然无法把它们写下来。
“我意识到摄影可以提供某种东西。摄影改变了我的生活。”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摄影?
贝利:我的童年生活并不富裕,但也没到食不果腹的地步。第一次接触摄影,大概是在我10岁或11岁的时候。我一直游手好闲,没事就拿着我母亲的柯达布朗尼相机拍照,然后躲在地下室里用菜盘子冲洗照片。我当时还小,对鸟类非常感兴趣,老是想着要拍鸟。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一种叫长焦镜头的东西,所以总搞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它们拍得更大一些。不过那时的我也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摄影家。我那时喜欢的是爵士乐,甚至曾为了买一个小号,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我的梦想是成为切特·贝克这样的音乐家,我看过很多比尔·克莱克顿为西海岸音乐家们做的唱片封套,主要是切特·贝克的,因为他是我想要成为的人。
在孩提时代,我还一直画画,这是我真正能做的一件事。那时也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插图画家,名叫大卫·斯顿·马丁,所有的诺曼·格兰特的唱片封套都是由他做的。1956年,他们让我到英国皇家空军服义务兵役,于是我去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我是军队艺术班的一员,我把小号借给了班长,而他却把它弄丢了。他是我的上级,我没有办法把小号找回来,也没有胆量让他赔偿,于是我就买了一架相机玩。在新加坡,相机便宜得出奇,因为那个地方免税。我选了一架佳能仿莱卡的平视取景相机。然后,我看到了法国摄影家布列松拍摄的印度女人远眺喜马拉雅山的照片。这张照片改变了我,使我完全摆脱了比尔·克莱克顿。在此之前,我整天无所事事,最感兴趣的是冲胶卷,但当我看到了布列松的照片时,我意识到摄影可以提供某种东西。摄影改变了我的生活。
“我不会用35mm相机来拍摄肖像,我的肖像摄影更倾向于静态表现”
记者:从军队退役后,您是如何进入摄影界的?
贝利:回到英国后,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喜欢摄影,并且认为它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向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我来自伦敦东区的底层社会,没有任何高尚的社会关系,所以当时的我就只能游荡。我曾经想过,也许我可以到伦敦印刷与平面艺术学院深造,但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无法进入那里学习。我找到的第一个与摄影有关的工作是在大卫·奥林的摄影棚,只是个跑腿的差事。过了大概三个月后,我开始做约翰·法兰奇的助手,那里使用的是大卫·塞西尔牌闪光灯用品。它们看上去像拍摄电影用的卤素灯,是被有意识地用作闪光灯的。我想约翰是第一个这么用的人。他大多数时候用的都是8×10底片的相机,偶尔也用罗莱克斯双镜头反光相机,虽然我们助手都劝他用哈苏120相机。我为约翰·法兰奇工作了11个月,对我来说,法兰奇是一个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人。后来,英国《时尚》杂志给了我一份合同,让我去他那里工作。最开始在《时尚》杂志工作时,我就用上了哈苏相机、罗莱克斯相机和各种35mm小型相机。当电动卷片器这种新事物出现时,我毫不犹豫就用了。当然,用什么设备还是要取决于工作性质。我不会用35mm相机来拍摄肖像,我的肖像摄影更倾向于静态表现,但电动卷片器给我带来了好机会,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曾经是有机会拍毕加索的“
记者:您在上世纪60年代拍摄的人物肖像非常著名,从这些照片里,人们感受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时代。
贝利:我当时拍摄的许多人物如今都成为了60年代的偶像。它们不是应《时尚》或其他杂志的约稿而拍摄的,大多数是为我的书《美人照之盒》、《再见宝贝》等拍摄的。那时我还默默无闻,但照片自己“站”了出来,像拿着香烟的迈克尔·凯因、塞西尔·比顿与纽莱耶夫,还有戴皮帽子的密克·贾格。遗憾的是,我在那个时代也错过了一些人,比如毕加索、导演奥逊·威尔斯。我曾经是有机会拍毕加索的,法国《时尚》杂志曾经有好几次请我做,但因为某种原因最后没有做。回过头来看,我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很后悔没有拍摄毕加索的照片。现在我真心想做的一件事是拍摄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我认为他是现存的最后一个偶像。
"看人和看故事的时候,我对构图没有兴趣。"
记者:能讲讲您的拍摄方式吗?
贝利:我在拍摄时时常会惹模特哭,因为我只拍摄一卷胶卷。我曾经问过,“你为什么哭?”她们会说,“你很不喜欢我。”我说,“你说的不喜欢你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我们只拍摄了一卷,但我们已经拍好了。”有时我只拍两张。80年代的某段时间,我一直使用11x14底片的大画幅相机,这种相机的景深非常小,而这正好是我喜欢它的原因,用这种相机,我通常只拍两张,仅仅是两张反转片。我认为自己在那个时期拍摄的最好的肖像之一是德国艺术家约瑟夫·波伊斯的肖像,但那也只拍摄了两张。根据题材的不同,我的拍摄时间可以从五分钟到两、三个小时不等,不过在拍摄之前,我与被摄对象谈话的时间通常要更多一些。有一次,我要为电影明星奥列佛·斯通拍摄肖像,他来了之后对我说:“我只有五分钟时间,听说你拍得跟阿维登一样快。”我回答说,“是呀,我拍得是快,但可能拍得没有他那么好。”他听了这话就笑了起来,在拍摄结束后,他还在我那里待了半天。对我来说,肖像就是向被摄对象获取某种东西,这便是我的照片别人无法模仿的原因。所谓秘诀,其实无关摄影,只在感情。我不喜欢把摄影看成摄影,我也不喜欢在电影里看摄影。看人和看故事的时候,我对构图没有兴趣。
"我的时装摄影照片是“人”的照片"
记者:对您来说,时装摄影与人像摄影是一回事吗?
贝利:对于我的成名,我想我的时装摄影与人像摄影起到了相同的作用。不管怎么样,我想,也许仅仅是对我来说,时装摄影与人像摄影是两个非常相近的领域。我的时装摄影照片是“人”的照片,而不是“模特”的照片,所以那些姑娘们成了个性突出的“人”,而不只是漂亮的“模特”。
"我认为拉蒂格是最诚实的摄影家,他从来没有为了钱而拍摄照片。"
记者:有什么东西对您的摄影产生过影响?
贝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是一种影响。但如果说到对我早期作品的影响,我想那肯定是电影。在孩提时代,我每周要看六七次电影。后来我喜欢上了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用光方式,那种使用正面光但却让背景变暗的布光方式。我最开始使用外置闪光灯的时候,绝对是受电影的启示。当然现在我的工作已经扩展了许多,就电影来说,我做了约500部商业电影,15部纪录片。我也为英国第四台做了一些剧情电影,刚刚完成一部专题电影。我有很多喜欢的摄影家,像法国摄影家拉蒂格和布拉塞、美国摄影家柯特兹、英国摄影家布兰特等。也许拉蒂格的摄影是唯一纯粹和原始的照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摄影家比顿也是如此。我认为拉蒂格是最诚实的摄影家,他从来没有为了钱而拍摄照片。他只是为他自己拍照片,我认为这太吸引人了。
"照片只有好的照片与坏的照片之分"
记者:您对摄影作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贝利:我的标准可能比较极端,我认为,照片只有好的照片与坏的照片之分。不管是主题性的报道摄影、时装摄影、人像摄影,还是风景摄影,都只存在好的照片与坏的照片两种。而这两者之间,则不存在任何东西。有些人把我的大部分作品称为“色情”,可我真的不知道“色情”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如此抽象的事物,也是一件如此个人化的事物。当这个问题来到我面前时,我想我要决定的是,它对我来说是好的还是坏的。你必须为你自己作决定。
记者:您还没有考虑过退休的事吗?
贝利:没有,我想那种观念已经过时了。退休什么的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观念,不是我这一代人的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改变了很多。我是一个“新时代老人”,从来没有一个老人完全像我们这样的。现在我依然忙于展览,依然拍摄肖像,依然在制作纪录片与商业片。我的摄影集《档案》系列也一直在进行中。《档案二》的时间跨度可能是从1970年到1977年。我在70年代的照片数量要比60年代的多得多,我想至少要有四个、甚至五个《档案》才能结束。只要《档案》长到足够我每天有事做就可以了。这可是秘密,你不要告诉别人。
ICP无限奖
ICP无限奖由世界性领导机构——国际摄影中心主办,设立于1985年,旨在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优秀的摄影作品,奖励优秀的摄影人和寻找未来的摄影大师,在摄影界颇负盛名,今年是该奖项颁发的第33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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