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内达,孙杨是不是第一个砸碎药检瓶的？

2003年巴西游泳运动员阿泽维多在一次药检中被测出尿样中包含违规成分，阿泽维多对此不服，并和药检实验室对薄公堂。然而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阿泽维多再一次被抽中了尿检，而非常巧的是这次负责尿检她的依然是上次那家药检实验室，阿泽维多拒绝接受，根据阿泽维多的说法，他与这家实验室存在法律纠纷，她怀疑他们的专业性和公正性，因此拒绝接受药检。针对此次拒检事件，CAS于2005年4月21日在瑞士洛桑进行了听证会。阿泽维多强调，自己并不是拒绝接受药检，只是不接受由那家他认为“资质不明”的实验室进行检测。然而CAS明确指出皮内达：“毫无疑问，我们认为，反兴奋剂检测和DC规则的内在逻辑要求并期望，无论何时，不管运动员是否反对，只要身体、卫生和道德条件允许，均应提供样本。否则，运动员们将会系统性地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样品，使得检测无法进行。”于是阿泽维多最终败诉，此案也被视为反兴奋剂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此后的很多判例，CAS一贯坚持这样的原则。利跳远运动员丹尼尔-皮内达的案件中，他在药检过程中不慎弄脏了前两个尿样瓶，随后发现第三个尿样瓶外包装袋有破洞，皮内达拒绝继续提供尿样。检察官坚持认为第三个尿样瓶可用，要求皮内达使用，同时让人送来新瓶。皮内达拒绝配合，并离开了检查站。CAS最终判定，皮内达在身体、卫生和道德条件上均适合采样，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药检。结果皮内达被禁赛了两年。在近些年的案件中，运动员逃避药检通常会使用以下几个理由：1.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药检受到干扰（CAS 2008/A/1564）；2.无法确定检测人员的授权和身份 （CAS 2008/A/1470）；3. 检测人员在药检过程中存在过激行为（CAS 2004/A/714） 。遗憾的是，在CAS的诸多判例中，这些几乎都无法认定为躲避药检的正当理由。关于孙杨“暴力抗检”事件，国际泳联和WADA存在严重的分歧，但至少有一点达成共识：运动员始终应该配合采样和检测，除非身体、卫生和道德条件客观上不允许。如有疑虑，运动员可在配合取样的同时发表异议，即“有异议地接受检测”。对此，WADA在听证会上引用了阿泽维多的案例（CAS 2005/A/925）。事实上，国家队队医巴震在当晚赶到现场后，已经明确表达了异议，指出检测人员资质有问题，尿检和血检结果不能成立，抽取的血液不能被带走。遗憾的是，在提出异议之后，孙杨还付诸了行动，导致尿检无法完成，已抽取的血样遭到破坏。WADA认为，阻止检测人员带走已抽取血液，违反了《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2.5条，即“干扰兴奋剂检测程序”。国际泳联在那份长达59页的裁决报告中这样写道：“尽管这样的策略最终取得了成功，但距离失败也一步之遥。这样的成功，来自于反兴奋剂委员会对‘样本收集人员该提供怎样的官方文件’的理解，孙杨将整个职业生涯压在对这样一个复杂情况的主观判断上，让反兴奋剂委员会感到极度愚蠢。”听证会当天，仲裁员菲利普-桑德斯教授不止一次发问：“你们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万一对授权文件的理解是错的，怎么办？”

孙杨曾在2014年因尿样被检测出违禁成分遭到处罚，起因是其治疗心脏病的处方药物含有曲美他嗪，2014年1月1日开始这种物质被WADA纳入禁用药物清单。然而孙杨及其团队对此变化一无所知，导致出现兴奋剂阳性结果。

即使只是一次意外，这次事件至少将孙杨推到更危险的境地，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10.7.1的规定，对第二次违规的运动员或其他当事人，可以将该行为视为第一次发生，予以两倍禁赛期。正因为如此，面对药检时，孙杨的选择理应更加谨慎。

为了保证兴奋剂检查结果的公正性，《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规定了运动员在药检程序中的程序权利，在进行听证的过程中，CAS对程序正义的要求近乎苛刻，如果反兴奋剂机构在程序上存在违规，运动员胜诉的几率很大。

2008年，获得男子链球银牌和铜牌的白俄罗斯选手德维亚托夫斯基和蒂克霍恩因药检呈阳性，被剥夺了奖牌，后来他们以实验室处理尿样流程有误为由提出上诉，最后成功追回了被剥夺的奖牌。

显然，孙杨可以有更明智的选择，然而在那个可能决定他命运的夜晚，他踏上了一条更冒险的路。CAS过往的那些判决案例已经说明一切，运动员几乎很难找到规避药检的正当理由。与冒着违规风险采取行动相比，运动员遵从检测人员的指示，提供样本，然后再发表意见，进行申诉，这样的做法显然更为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