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京申奥我想说麻烦来自于未来“盟友”：日本不平坦的第一次申奥之路

文｜萧西之水

为了履行委员职责，嘉纳治五郎在1911年成立“大日本体育协会”（即今日本体育协会），但其英文名字却是 “Japan Amateur Athletic Association”（直译为“日本业余竞技协会”），亦即作为监督日本业余运动员的协会，嘉纳治五郎以这个协会为基础，开始弘扬象征国际友谊的奥运精神。从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开始，嘉纳治五郎作为领队率领运动员参加奥运会，虽然田径运动员金栗四三由于缺乏经验而出现脱水症状，不得不中途放弃参加马拉松。这次不如意的经历也成为 《韦驮天》前半部分的主要剧情。

由于早期奥运会全部集中于欧洲，高昂旅费对于刚刚成立的大日本体育协会而言自然是巨大负担。嘉纳治五郎本想申请国家补助，但由于日本政府正在偿还日俄战争的战争借款，自然对于业余体育没有任何兴趣；嘉纳治五郎就发动所有人脉联络到著名的三井、三菱两大财阀家，甚至发动参赛地的日本人捐助，才勉强募集到足额资金。

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日本代表团的成绩也越来越好。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日本取得“〇的突破”，三级跳运动员织田干雄以15.21米的成绩打破当时的奥运记录，获得日本历史上首枚奥运会金牌。但有趣的是，由于欧洲人从未想到日本人能够夺冠，主办方甚至没有准备日本国旗，只能从现场的日本观众手中借来国旗。这个桥段让织田干雄记忆犹新，他退役后也一直活跃于日本体育界，直至成为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日本田径总教练。最终，日本代表团在阿姆斯特丹夺走2金2银1铜共5枚奖牌，极大振奋了日本体育界的信心；当时刚刚出现的收音机更是在日本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大声喧闹，让许多日本人第一次实际感受到现场气氛，促进奥运文化深入人心，为日本申办1940年东京奥运会打下基础。

1912 年7 月6 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开幕式上，嘉纳治五郎（左）作为领队率领2 名日本运动员首次亮相

鉴于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的成功，东京市长永田秀次郎开始思考主办奥运会事宜，并委托日本学生竞技联盟会长山本忠兴在1930年率队前往德国参加比赛时进行调查，询问能否把1940年奥运会主办权交给东京。毕竟按照日本“肇国于公元前660年”之说，1940年恰是“建国2600周年”纪念之年，如果能将如此盛会招至东京，自然能成为鼓励日本国民的绝好题材。

1931年10月28日，东京市议会全票通过“关于举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建议”，将主会场定于当时东京市荏原郡 （东京都世田谷区）的驹泽高尔夫球场一带，并计划将明治神宫外苑扩充开来，成为新的体育会场。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期间，日本代表团向国际奥委会正式提出申请，希望东京能够举办第十二届奥运会。

但申奥之路并不平坦，日本面临的主要麻烦，就来自于他们日后的轴心国盟友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