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裁判】何家弘：被遗忘的奥林匹克精神

毫无疑问，奥运会是人类最盛大的体育活动。不管热爱和参加不参加体育运动，人们都能从中获得快乐和快乐。

在这届东京奥运会上，一些政治家和媒体人就借机进行恶意的政治操弄，例如，日本的电视台主持人在开幕式上介绍中国台北代表团时使用“台湾”的称谓；美国的电视台在转播开幕式时使用不完整的中国地图；台湾地区的领导人在借运动员成绩“蹭热度”时一再使用“台湾队”的说法。

奥运代表团的名称涉及国家主权，是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按照国际奥委会于1995年修订的《奥林匹克宪章》，只有独立国家才能成为其会员，才能组团参加奥运会。台湾地区的运动员以“中国台北”（Chinese Taipei）的名称组团参加奥运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方协商和妥协的结果，是必须得到尊重的。

顺便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成为世界潮流。1950年，国际奥委会决定接受殖民地以独立身份成为其会员，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就在1951年获准加入国际奥委会，而作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却错失良机，因此至今也不能组团参加奥运会。

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奥委会与国际足联的规定有所不同，后者允许国家和地区成为其成员并组队参加世界杯。例如，英国可以有四支球队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即英格兰队、苏格兰队、威尔士队、北爱尔兰队，但是只能组成一个代表团参加奥运会。

东京奥运会期间的上述政治操弄显然是恶意的，也是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的。诚然，关于奥林匹克精神，人们可以给出很多种解说。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即平等参与和公平竞争。这也可以称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两项基本原则。

热爱奥林匹克运动的有识之士曾指出：“参与原则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一项原则，参与是基础，没有参与，就谈不上奥林匹克的理想、原则和宗旨”，有人还提出了“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口号。但是这些年来，人们似乎只关注竞争，只知道奥运会的“三更”（更快更高更强）口号，忽略了平等参与的重要性，忘记了奥运会的“三非”原则。

平等参与是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体现。《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换言之，无论男女老少，无论种族民族，也无论水平高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各项奥林匹克运动。

诚然，作为世界性最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奥运会不可能让所有人参加，必须确定运动员的参赛资格，但是，为了体现平等参与精神，奥运会曾经确立了非职业、非商业、非政治的“三非原则”。

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一般只有“业余”运动员才能参加奥运会的比赛，换言之，各个运动项目的职业运动员一般不具备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资格。如果一个运动员曾经为获取报酬或商业利益参加职业比赛，那么他或她就不能参加奥运会，即使参加了也会被取消比赛成绩。

例如，191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上，美国人索普参加了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的比赛，并且史无前例地成为“双料冠军”，但是后来他被发现在两年前曾经为获取报酬而参加过半职业性的棒球比赛。虽然那些报酬微乎其微，但是也证明他具有了职业运动员的身份，因此不具备参加奥运会比赛的资格。奥委会最终决定收回他所获得的奥运会奖牌和奖品。又如，1972年在日本札幌市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上，奥地利的滑雪运动员施兰兹也因为曾收受滑雪产品制造商的酬劳而被认定为职业运动员，并且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这些决定也体现了奥运会的“非商业”原则。

随着体育运动的发展，坚持绝对的“非职业”原则已不现实，于是国际奥委会于1980年修改《奥林匹克宪章》时取消了“非职业原则”。不过，在一些职业比赛非常发达的体育项目中，奥运会仍然保持着“非职业”传统，如拳击比赛。如今，奥运会已经成为职业运动员和业余运动员共同参与的赛事，但是倡导和鼓励非职业化仍然是重要原则。

另外，商业运作可以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可以扩大奥运会的影响，因此“非商业”的原则也很难坚持。实际上，过度商业化已然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一大弊端，而奥运会的申办和举办往往都有大规模的商业介入。面对这种状况，热爱奥林匹克运动的人士也无可奈何。

奥运会与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曾试图用体育竞赛代替军事斗争。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也强调“非政治”原则。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曾留下一句名言，“当你跨进体育的门槛时，就把政治抛在门外吧。”然而,无论是国际奥委会的运行还是奥运会的举办，都不可能完全排除政治的影响,因为在运行者和举办者以及参与者的背后都有政治实体，即不同国家的政府或政党，或者不同种族或宗教的组织。

奥运会的举办国借机宣扬本国及城市的经济成就和文化传统，虽然也有政治色彩，但是无可厚非。其实，日本政府在新冠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坚持举办奥运会，其中就有政治因素的考量。

《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奥运场馆中严禁出现任何带有政治、宗教、种族色彩的言论或展示”，但是在历届奥运会的举办过程中，人们都可以看到政治斗争的印记。例如，在1906年的雅典奥运会上，支持爱尔兰独立的三级跳远运动员彼得奥康纳在赢得金牌后，身披爱尔兰三色旗爬上旗杆，并拒绝接受在英国国旗下的颁奖；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被德国纳粹党用来宣扬其政治理想和种族观念；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被组织者用来宣扬伟大的英国精神，而且德国和日本的运动员因为“二战”而未能获准参赛；在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期间，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绑架并杀害。由此可见，东京奥运会期间出现一些恶意的政治操弄也是不足为奇的。

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一些国家的政客还宣称要抵制北京冬奥会。这就更明显地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说过，以政治借口抵制奥林匹克以及运动会主办方的论调，是“缺乏敬意的最露骨表现”。“抵制”违反了奥运会的政治中立原则，到头来受损的只有奥林匹克事业和各国运动员的利益。

总之，为了维护奥林匹克运动的纯洁性，人们应该坚持平等参与的原则，努力克服政治和商业对奥运会的影响。如果说要“抵制”，那就应该抵制政治对奥运会的干扰，特别是那些恶意的政治操弄！

声明：何家弘教授兼任中国奥委会备战奥运办公室的法律顾问和国际足联的道德委员会委员。本文仅代表其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