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美洲】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 题记语词之战，萨帕塔人的“悖论”（2）

作家：戴锦华

当时法国哲学家保罗萨特对切格瓦拉写道：“我认为他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时代的完美人。”

不错，切无疑是拉丁美洲革命先贤祠中的又一位诗人革命家，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和诗行；然而，相对于“知识分子”，切首先是一个战士、一位旅人、一名行动者。而在过去的十年间，马科斯无疑是拉美最重要的革命者，但他同时、也许更为突出地，是拉美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德布德则干脆称马科斯是当代拉丁美洲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如果说，在马科斯的写作中，一以贯之的，是拒绝对立项选择，那么他同时以他的生命，抹去了知/行、笔/剑、知识分子/行动者等等为当代世界的诸多规训和困境所强化的角色对立。以剑为笔，同时以笔为剑。因此，千年之交，萨帕塔运动成为左翼运动圈的关注焦点，同时成为国际文化界的重要事件之一。一次区域性的游击战，引起如此众多的国际文化名流的瞩目与介入，萨帕塔运动应属首例。墨西哥重要作家富恩斯特最先对萨帕塔运动发出欢呼，并始终无保留地声援着这一原住民运动；哥伦比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 马尔克斯写道：当闻听萨帕塔人起义的消息时，他兴奋得想把自己所有的书丢进太平洋里去；并于2001年对马科斯做了重要访谈；而葡萄牙著名人道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何塞 萨拉马戈则不顾70高龄，两度造访恰帕斯的萨帕塔社区，为马科斯的英文文集《我们的语词是我们的武器》一书作序，并表示“愿为萨帕塔运动贡献余生”。乌拉圭著名作家、也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爱德华多 加莱亚诺则出席了1995年在丛林深处举行的“第一届保卫人类对抗新自由主义国际聚会”。墨西哥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记者卡洛斯 蒙斯瓦伊斯、埃莱娜 波尼亚托夫斯卡自1994年起便跟踪报道萨帕塔运动，发表了大量重要的报道、访谈和剖析。马科斯始终与世界各地众多的作家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此中，他与爱德华多 加莱亚诺、与英国艺术史学家、作家约翰 伯格、与法国人类学家埃里克 乔弗里、与西班牙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曼努埃尔 委斯盖兹 曼塔班的通信已在世界范围内译为数十种文字发表。美国著名学者乔姆斯基、沃勒斯坦都曾多次就萨帕塔运动发表重要文章。乔姆斯基还为马科斯最为完整的英文文集《受够了》一书写了序言。在此，不再重述法国的社会名流、好莱坞导演奥利弗 斯通及难以计数的纪录片导演、波普乐队的到访。在萨帕塔人起义的三年间，便有诸多西语、英语专家、学者撰写了20余本关于萨帕塔运动的研究论文集和专著。这正是萨帕塔运动又一个独特的社会网络，它成为对萨帕塔运动的有力背书，它进一步将萨帕塔运动——这一墨西哥的区域抵抗与全球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新的文化抵抗与国际主义实践。早在1997年，受五角大楼委托，兰德公司关于萨帕塔运动的调查称：这是一种新的战争形式——社会网络战。

    作为一个言说者，马科斯更像是个说书人，一位持枪蒙面的说书人。尽管在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在尝试以既有的左翼政治派别去标识或钉死萨帕塔运动与马科斯，但自马科斯笔下涌出的萨帕塔运动公报，一洗意识形态意味，拒绝教条定义，相反以寓言、故事、古老神话、日常场景展示自己的信念和主张。以致萨缪尔 鲁伊兹主教也认为萨帕塔运动的意识形态是个谜。一反传统左翼叙述的悲情基调，马科斯写下想象飞扬、色彩富丽的字句：“当笑声如暴雨般落下时，谁会输？谁又会赢？请记住，世界蓝得象只桔子”；“灰色可能获胜，急需彩虹”；“要知道，对于爱，床只是一个借口；对于舞蹈，曲调仅仅是装饰；对于斗争，民族主义只是特定情形下出现的意外”。他为一套特定的语词侵染上鲜明的个人色彩：醒着的梦、失眠之海、温柔的狂怒、无面之人、影子。其中“黎明”，这一司空见惯的语词为马科斯赋予了特殊的意味。在马科斯这里，黎明并非清晨的前奏，而刚好是仲夜时分，那是黑暗与光明的会际与逆转之处，是不可能的相遇，是玛雅的光明之神沃坦和黑暗之神埃卡尔共同走过的足迹，那是希望、也许颇为沉重的希望所在。马科斯同样频繁使用为后结构主义思想家所喜爱的意象：镜，但他并不拘泥于拉康或阿尔图塞的定义；相反，他更为经常引证的，是英国作家路易斯 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那镜，间或是一面不安分而升上天空的小湖——月亮；他同时建立了镜与玻璃间的语义对应：刮去背面的涂料，镜便成了玻璃。若说镜中之像，是虚幻、是痴迷、是失陷，那么马科斯则是说，我们可以变镜为窗，继而破窗而出。在马科斯这里，镜，不仅是一个精巧的辞藻，它同时是一种寓言，一份内省。

    马科斯选择娓娓道来，放弃悲情动员。这无疑是某种规避：绕开为20世纪的“大失败”所玷污或遭到污名化的语词序列，它同时是一份智慧的即兴创作：寻找新的语言、新的言说，以讲述新的故事。犹如他在《枣红马的故事》借杜里托之口所呈现的困境、自觉与求索。在那段故事之中，枣红马面临的全部可能都是“老故事”、也是悲惨的故事：枣红马被杀，暂且为农夫农妇果腹，但后者仍难逃冻饿而死；枣红马揭竿而起（建立《动物农庄》？）。于是，在杜里托口中，“枣红马可不想等到故事结尾，它逃走了，跑进了另一个故事”。“没有‘后来’了。你只能到另一个故事里去寻找枣红马了”。寻找枣红马，便是寻找另一个故事，另一个世界。寻找不同的逻辑与可能。然而，在马科斯这里，他从不许诺“另一个世界”将全新地、如天国般地将在某日降临。在此，他是、却并不自诩为另一位“点燃朝霞的人”。他极为清醒地指出：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一个更为民主、公正、自由的世界，它就在我们今日的世界之中。我们寻找枣红马，创造另一个世界，要求充分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犹如天才艺术家米开朗基罗正是在一块残损的、用过的石料上创造出大卫像。马科斯同时以他诗意的、叙事性的语言，显现了一种更为深刻的追求：寻找另一种知识型，一种不同于现代理性主义的知识型，一种不同的宇宙观，不同的生命与时间体认；一种植根于古老的玛雅文明、又更生于古文明的知识与实践谱系。这突出体现在贯穿于马科斯写作的安东尼奥老人的故事之中。这些故事的语言凝重、平实而又萦绕、悠长，保持着一份世世代代、口耳相传、心心相印的悠远睿智。也是在这里出现了马科斯特有的另一意象：日历——一份不同的日历，一种迥异的生命与光阴记述。除却将马科斯1994年喷涌而出的公报汇编成集的《温柔狂怒之影》，马科斯写作最早选编出版的，正是安东尼奥老人言说：《色彩的故事》，这个最初在萨帕塔社区的孩子们之中流传的故事集，于1999年出版了西/英双语版，并在当年赢得了金爆竹另类图书奖。

    马科斯的语词/武器，正是贯穿萨帕塔运动的一系列“悖论”之一：他们武装起义，他们始终拒绝放下武器的许诺，但他们发射的语词远远多于子弹；他们是20世纪最后的、也是最著名的游击战，但他们却同时成为和平运动、以政治、文化手段推进民主变革的重要力量，他们持有武器，却拒绝因此而持有暴力权力。马科斯说：我们是军人，我们准备去杀或被杀，这样的人不该执掌权力。他写道：你手里拿着枪，便不可能实践真正的民主。因此，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听命于原住民革命委员会，听命于这一由玛雅各部族的长老和民选代表组成的平民权力机构。这也正是萨帕塔运动的核心“悖论”，他们是不谋求政权的革命者；他们在推进着一场革命，但不是以暴力、激进变更或疾风暴雨为特征的革命，而是一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革命”。换言之，我们间或可以将萨帕塔运动视为一处武装的文化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