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料显示,此时,还有92家商家,3000多首歌没有收到结算款项,累计欠款高达一个多亿。
音乐是门艺术。但当音乐人们失去了面包,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和普通人一样大声地呐喊。
5月27日,一段音乐人集体维权的照片开始在新浪微博上发酵。
这些人都是入驻在酷狗商城的音乐制作人。为了维权,他们在酷狗音乐的广州总部门口拉上了横幅,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
2018年,酷狗音乐曾发起了一项名为“圆梦计划”的活动。音乐制作方可以制作歌曲小样,并自主定价,上传至酷狗旗下的5sing商城。酷狗直播的主播可以通过在直播中众筹的方式,自主购买小样,最后制作成曲,上线播出。
图片来源:被采访者提供
简单来说,粉丝出钱,商家制作,酷狗拿版权。
这本是一项“主播圆梦,制作人盈利”的好计划。但在2019年3月8日,酷狗方面却突然通知,将于3月25日关闭商城交易。已经发起的众筹活动,如果未完成众筹则不能获得圆梦基金,而完成众筹的主播则可以继续完成制作流程。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Felix_Official
没想到,3月22日,酷狗突然宣布商城“暂停交易”,并关闭了商城购买渠道,比之前的通知还早了三天。这让很多已经完成众筹还没下单的主播不知所措。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Felix_Official
据“北京时间”报道,很多主播为了能拥有自己的歌,并回馈粉丝,自己砸钱凑够众筹基金。提前三天关闭交易,让主播们揣着钱,却买不到歌。
据刺猬公社了解,音乐制作方的损失更加严重。
曾入驻酷狗商城的音乐制作商周韬告诉刺猬公社,他于去年入驻5sing商城,通过商城为众筹成功的主播提供歌曲制作服务,单首歌价格在3-5万人民币不等。
“3-5万每首的内容包含词曲创作,编曲,录音,修音,混音,母带,版权,最后每首歌的利润也就几千块,还没算给酷狗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金。”他说。
在他的描述中,酷狗音乐实行的制度是:众筹成功的主播下单后,制作方验证消费码给主播制作歌曲。等歌曲制作完通过商城审核后,商城进行歌曲上线操作,同时进行ISRC(国际标准音像制品编码)登记。通过的歌曲通知商家按要求寄出内容大部分空白,只签字盖手印的版权登记资料,以及70%的首款发票。然后再等待收到酷狗支付的版权款项。
所以,大部分歌曲从小样到后面的成品制作,都需要音乐制作方自己先垫钱,再等着酷狗结算。按双方《费用结算确认书》的约定,酷狗支付款项的时间应为:ISRC登记完成15个工作日内支付70%首款,做完版权登记后15个工作日支付尾款。
4月4日,酷狗彻底关闭了商城。许多挂在商城上的小样、制作完毕等待审核的歌曲都没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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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酷狗主播接到了酷狗停止“圆梦计划”的通知。根据微博网友@Felix_Official的介绍,有余额未使用且未选歌制作的主播有两种退出方式,一是众筹资金直接退回,二是折合成直播平台道具。但折算现金后仅为主播众筹目标的1/4。
在制作人这边,他们收到的是一封“单方面降价”通知。4月15日,许多音乐制作商收到了酷狗发来的邮件,要求按底价折卖歌曲。一般3-5万的单曲版权费,被要求降到了3000或1万元,而且还要强制性“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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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很多歌曲版权已经独家授权给了酷狗音乐,这些音乐制作商无法再把音乐进行“二次售卖”,酷狗音乐的“良心发现”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有资料显示,此时,还有92家商家,3000多首歌没有收到结算款项,累计欠款高达一个多亿。
“所有商家都不同意折价卖歌,所以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维权。”周韬说,维权后,酷狗繁星CEO谢欢曾发表过一封公开信,承诺将对遵守平台规则的优质歌曲,正常结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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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晚,他收到了酷狗最新承诺“正常结算”的通知。
图片来源:被采访者提供
本以为会等来维权结果,可他至今还没有收到过尾款,歌曲审核通道也一直没有开放。迄今为止,他已经被拖欠制作费用30万元,他感觉到,自己好像又被“忽悠”了。
他曾试图联系过酷狗商城的QQ客服,但在4月29日有一段对话后,QQ客服便一直没有回复。
图片来源:被采访者提供
另外一位音乐制作商赵明告诉刺猬公社,酷狗曾在第一次维权后结算过70%的费用,但他至今没有收到30%的尾款,欠款多达230万元。
“我们工作室的人没日没夜的给酷狗直播的主播做歌,我自己也因此得了急性角膜炎,鼻炎也加重。”赵明说,这种垫钱做项目的压力非常大。
作为公司的老板,即使酷狗不给他结钱,他还是要给作词人、编曲人、混音师、录音师等老师付钱。而他的母亲,却正在北京一家医院进行第三期化疗。
赵明所在公司为酷狗主播子慧制作的一首《淡伤》,曾在2018年9月14日就上线发行。但八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收到尾款。
周韬回忆,5月25日,他收到了一则新增费用结算的通知。通知中称,要求音乐制作商家提供详细的歌曲制作费用明细,并附上了一份《歌曲制作参考标准》的Excel表格。
图片来源:《歌曲制作参考标准》截图
在这份Excel表格中,把作词、作曲、编曲、乐器等分工按照“头部歌手”“流量艺人”“新人”等方式进行了划分,这让包括周韬在内的音乐制作商很生气。
“标准相当不合理,比如国家爱乐乐团录制弦乐,只有五千元的标准,这个稍微关注点的人都知道,爱乐乐团啊,五千?这是明白着欺负商家,恶意压价。”包括周韬在内的大部分商家,都拒绝了这份“自我评级”。
图片来源:《歌曲制作参考标准》截图
于是,事态演变到了文章最开始的那一幕。参与谈判的代表之一姗姗向刺猬公社透露,他们在5月28日与酷狗方正面谈判了三个小时,给出的结果还是等。
“等他们答复吧。”姗姗无奈地说。
刺猬公社也针对此事试图联系酷狗音乐方面,暂时还没有获得官方回应。
提到音乐人,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一批很浪漫的人。他们可以在海边谈着吉他,唱着歌,大谈情怀与理想。但当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后,比起依靠资本支撑起来的商业平台,他们又成了那批弱势的人。
维权这件事,在很多音乐人眼中,总像是个悖论。
2016年,著名音乐人小柯的《因为爱情》也曾遭遇过音乐版权侵权事件。虽然提出了诉讼,但小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类诉讼一般只是为了讨个说法,打官司的时间成本和律师成本都很高,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如果忍气吞声不维权,音乐制作方又要蒙受巨大的损失。即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也不见得有成果。
知乎作者、娱乐文化产业律师赵智功曾在知乎上分享过一张图,并详细解释了音乐人应如何维权自救。
图片来源:知乎@赵智功
文中的几项重点在于固定证据、找对目标以及明确要求。
赵智功认为,音乐人应注意保存截图、录像等即时证据,以防侵权者随时销毁证据。
在酷狗事件中,律师张丽提到,双方既已事先签订合同,对方无约定或法律规定的事由单方终止合同,构成违约,其次,尽管提前发通知告知,但是提前关闭通道,没有履行合理的告知义务,是有存在一定的欺骗行为的。
那么,维权方应注意保留所有上述环节的关键性文件、证据,最好可以提供相关录音录像。
其次,赵智功认为维权应找对目标,即事件真正的运营主体公司。在酷狗事件中,据周韬介绍,第一次维权前商城相关事宜对接方为齐鼓文化,而第一次维权后,商城对接事宜转移到了酷狗繁星。
天眼查数据显示,广州齐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演出经济代理服务等。而其股东之一,便是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也是酷狗繁星在线演艺平台的所属公司。
图片来源:天眼查
所以,针对不同阶段的事件发酵,维权方也应对侵权事实的主体进行分辨,以防“灰色地带”的出现。
最后一步是明确要求。赵智功提到了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的区别,即经济赔偿一定要具体。
对于事件处理,赵明曾提出过以下三项诉求:
一、根据合同结算余下的30%尾款;
二、给一个具体的审核日期,并按之前的审核标准来审核;
三、审核通过的这批歌,希望在一两个月把款结清,不接受议价,并按商城后台的成交金额结算。
那么在违约案件中,由于有合同的标注,结款金额应具体化到数字,而不是宽泛的比例。
在调查过程中,刺猬公社也注意到,音乐产业律师数量少之又少。
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发布的《 2018年音乐人生存现况与版权认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 》显示,互联网成了音乐人维权最主要的阵地。
图片来源:《 2018年音乐人生存现况与版权认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 》
在此时事件中,更多的音乐人选择用发微博、示威等方式,试图唤起平台方的正视,而不是去寻找专业的维权机构和律师。
这对他们来说,陌生,费时又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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