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维兰热 致敬！重温足球报创刊元老严俊君的峥嵘岁月

严俊君

　　稿件来源：足球报

　　记者白国华报道 近日，由中国足协主办、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协办的“2019年中国足球新闻奖”评选活动，在经过稿件征集、作品初选、作品复选等评选环节后公布获奖名单。最终，6个组别共47件优秀作品获奖，特别贡献奖由《足球》报创刊元老严俊君获得。

　　这是对“老严”严俊君的一次致敬——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老严，以及他创办的《足球》报的峥嵘岁月吧。

　　1979年11月6日，严俊君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一件在中国传媒史上离经叛道的壮举。那一晚，这群人的心情，就像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第一次摁下“包产到户”生死契约的红手印。

　　那一天是不是黄道吉日，严俊君没有查过。

　　当晚，在忙完《广州日报》本身的稿件后，身为《广州日报》政文部体育组组长的严俊君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为国内第一份足球类专业报纸写稿。三名记者都是当时《广州日报》体育组的同事，平时对足球都很熟悉，稿件没有什么问题，而两名编辑，则是时任《广州日报》副总编辑的王修平从其他部门特地找过来帮忙的。上稿件，进行校对，然后送到《广州日报》的印刷车间。

　　试刊这一期，《足球》报印了五万份。因为没有任何资金，所有纸张和印刷费用都是向《广州日报》赊的，《广州日报》当时声明，四期作一次结算。

　　印好以后，天已微亮，稍稍看一眼这张诞生于自己手下的报纸，稍稍平复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来不及任何的欢呼，老严又带着大家一起去上街卖报纸。主力人员包括采编他们几人外，还有《广州日报》的少部分家属，其中还包括老严的妻子。

▲1979年《足球》报试刊号以及中新社相关报道

　　珠江两岸以及洪德路、宝岗球场、黄沙码头，五万份报纸被抢购一空。老严看着，心中大定，他开始比任何时候都坚信，《足球》报将前景光明——许多刚下班的工人，干脆就坐在马路边，或者靠墙而立，直到把报纸看完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前一晚为《足球》报编版的一位老编辑，因为编《足球》报而比平时回家晚了很多，看到的是妻子愤怒的脸。这位累极了的老编辑说：“我去编《足球》报了，很累，想睡觉，别吵我。”睡醒后，却发现笑意盈盈的妻子端上一碗鸡汤——妻子在当天上街的时候，有幸目睹了《足球》报首发式的震撼场面，于是大为感动，加入到了《足球》报售报家属团中，当日为《足球》报卖报的人都有提成，就拿着这个钱，她为丈夫买回一只鸡做炖品。

　　一周之后的11月14日，中新社发了一条消息：“中国首张《足球》报面世！——这是中国第一张足球运动专业报纸。”不是排球，不是乒乓球，而是一个在中国十分落后的体育项目上，却诞生了中国第一份体育专业类报纸。

　　半个月后，创办《足球》报的采编人员拿到自己工资的时候，发现多了20块钱，当时没有稿费，多出来的是每期10块钱的编辑费。而赊欠《广州日报》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也顺利地一次结清，还绰绰有余。

　　经过1979年末的试刊以后，1980年1月1日，《足球》报开始了她正式创刊的第一期。那一年，严俊君正好40岁——40不惑，这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后来被李承鹏戏称为“三流的排球运动员”的报人，像是找到了一根锚，从此把自己定在了中国足球这片汪洋大海中。

▲1980年1月1日，《足球》报正式创刊

　　这份报纸诞生在广州，诞生在《广州日报》，诞生在严俊君手中，并非偶然。

　　1979年的严俊君，当时是《广州日报》政文部体育组组长，人家都叫他老严。老严在街上，出于职业的习惯，会经常留意街上在报栏前驻足的行人。他发现，体育报道的栏前，聚集的人最多，看得也最认真。这让他有些心痒难耐——毋庸置疑，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也是中国第一运动！这个事实和这个市场让老严的心里急切，像猫挠一样。

　　可面对现实，老严则不由得有点泄气。《广州日报》每天只有4个版，而体育报道有时候每两个星期才能占到半个版或者两栏的分量，而且写的时候条条框框也多，在那场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甚至一些比赛连比分都不让报，因为我们信奉的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你要把比分报出来，岂不是把比赛放在了第一位了吗？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但很多人都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有人在徘徊，有人却不甘寂寞。老严很敏锐，他和很多出身于中文系的《广州日报》同事不一样，他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充满着运动员的激情。1979年，老严血气方刚，身无一物，无所畏惧，他很大胆地想了一个点子：就让我们这帮人创办一份足球专业报纸吧。

　　这首先要得到《广州日报》的同意，和老严同样敏锐的不乏其人，《广州日报》当时的领导中，副总编辑王修平非常支持老严，尽管这种支持不是公之于众。王修平明确地告诉老严：“你可以办，《广州日报》会尽量支持你。”但是，老严碰到一个政策上的壁垒——国内当时是不允许跨行业办报的，《广州日报》作为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是不能去办一份体育类报纸的。

　　老严开始动脑筋，他找到了当时的广州市体委的负责人，让他们出面申请刊号，而所有的采编、发行、经营工作交给《广州日报》。最让广州市体委心动的还有一点，报纸如果办亏了，他们不会亏一分钱；但如果报纸赚钱了，广州市体委将会得到一半分成。

　　老严得到了当时中国足协副主席、广州市体委副主任常荣的大力支持，《广州日报》、广州市足协两条渠道畅通无阻以后，还需得到广州市政府的批准，这个程序也异常顺利，所以直到现在，老严还在总结——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份足球专业类报纸会诞生于广州？时代的变革是一方面，但地利因素可能更加重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的确有一批人，他们的思想解放程度走在全国前列。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这是老严自己的总结。

　　他的继任者、前《足球》报总编辑谢奕则如此总结：“第一任总编辑老严的创业基因和成长渴望，就是典型那一代广东企业家的气质，这种渴望，像一颗生命力旺盛的种子，在受香港传媒民俗影响的广东土壤中，找到了潜在的足球市场，在当时领导开明的支持下，找到了游离于体制外的经营机制。”

▲1990年，《足球》报报道辽足夺取亚俱杯冠军

　　作为《足球》报的创始人，老严首先是一名冲锋陷阵的记者。

　　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是《足球》报第一次报道世界杯。严俊君总觉得遗憾，毕竟不是派记者到现场第一线采访，作为国际足球的最高殿堂，中国人缺席了！这个遗憾一直到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才得以弥补，这一年，严俊君和摄影记者廖德营一道到墨西哥去采访世界杯。

　　出发之前，严俊君和他的老朋友、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说：“我很想去墨西哥采访世界杯，但是经费方面可能会有所不足。”霍英东说：“你去好了，你需要多少钱。”老严说：“我也不知道，这样吧，回来以后多少钱，我再找你报销吧！”

　　其实早在1983年的墨西哥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上，严俊君第一次到墨西哥采访，这又是一个先例，地方媒体第一次出国去采访世界性大赛。在墨西哥期间，严俊君对于墨西哥的情况已经有了初步了解，而且和国际足联的相关人士也建立了一定的联系。这样的关系，在那届世界杯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后派上了用场，在国际足联新闻官的帮助下，严俊君进入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有两百多名记者，德国记者、阿根廷记者以及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记者等等，当严俊君提问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打量着这个来自中国的记者。

　　严俊君后来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问的这个问题，旨在告诉世界：“世界杯，中国人终于来了！”

　　他是一位振聋发聩的评论员。

　　1988年，《足球》报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中国足球是否能搞“职业化”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后来归于沉寂，却再次见证了《足球》报当时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六年后的1994年，中国足球终于进入了职业化时代。曾经以为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时代以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但回顾历史，却发现原来只是一个很可悲的轮回。

　　1995年甲A联赛，老严写的“保卫成都”四个字成为整个甲A年代的记忆。后来，作为四川人的李承鹏这样回忆：“我曾经问过严老板为什么要保卫成都，他说并不是保卫发行量，而是保卫一个标志，因为足球最终是要以城市为据点的，如果成都守住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市场模范就守住了。作为一名报纸总编，对市场看得比中国足协更务实，这难能可贵，那是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就像后来的超女快男，必须从市场人气基础来选择一些歌手，于法有隙，于情无碍，重要的是它真的维系了西部足球的一个板块。”

▲那篇著名的《保卫成都》

　　他又是一个长袖善舞的经营高手。

　　老严的办报理念是，“银子”才能买到“才子”。各地喜欢足球的作家文人，各地采访足球的骨干中坚，都成为《足球》报庞大“野战军”的一部分，“千字千元”的稿费标准，放到现在都是一个不低的标准，曾经有一位天津的作家说：“《足球》报的稿费，是港澳台标准……”

　　在那个年代，《足球》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得非常好，曾经在中国新闻界创造了一个奇迹，最高发行量超过200万份，而且是全国新闻界人均创利最高的报纸。而这份报纸的影响力并非“一纸风行”那么简单：曾经有中央领导专门对《足球》报有个指示：影响安定团结的有两个市，一个是股市，一个是球市，所以，《足球》报要把握好舆论导向。

　　他还是一位开山立派的巨匠。

　　在老严的手下，曾经活跃着谢奕、刘晓新、李承鹏、姬宇阳等一批让人如雷贯耳的足坛名记，当中固然拜《足球》报的实力所赐，但老严的人格魅力也是不容忽略的因素。

　　接任谢奕的刘晓新仍然记得他第一次和老严见面时候的情景：90年代末他从《体育参考》加盟《足球》报，见到老严，老严问：“你对《足球》报有什么要求？”刘晓新说：“其他没什么，我就是想出差。”

　　老严从抽屉里拿出三千块：“去财务办手续，马上出差，去你想去的地方。”

▲原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与《足球》报团队合影，前排右一为严俊君

　　当然，老严是一名记者，是一名总编辑，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更是一名球迷。

　　1999年，59岁的严俊君从《足球》报退休，迄今已经21年。

　　这21年，老严看文学巨著，种些花花草草，玩玩石头，但对中国足球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足球从资源上来说，人力、物力、财力，包括国家对于足球这项运动的重视，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得上，但这些年，中国足球的发展无法匹配中国其他领域的发展，这是让人痛惜和伤心的。”

　　把诊之后，老严也开了方——

　　“以我个人的观点来总结：第一，中国足球不出人才。这是青训的问题，也是中国足球水平上不去的最核心问题。国家现在很重视校园足球，但我觉得绝对不要忽视业余体校的作用，我建议业余体校培育人才的功能还是要继续加强。

　　第二，联赛和国家队的关系。我们联赛现在很红火，但是和国家队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如何让队员们更有国家荣誉感，同时联赛能真正起到锻炼球员水平的作用，这个度如何把握，还要继续辩证地去把握。

　　第三，广东足球水平的滑坡让人意想不到。以广东的足球基础、经济水平以及思想观念，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事实证明了，广东足球水平的滑坡也导致了国家队水平的严重倒退。”

▲越秀区人民中路同乐路10号广州日报旧址，这里的采编楼五楼曾是《足球》报的办公地点

　　这是80岁的严俊君对于中国足球的思考——他的总结未必符合这个时代的“口味”，这已经无所谓了，属于他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他的功绩却将永远被时代所铭记。

　　终生成就，特别贡献，严俊君，担得起这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