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和他的儿子们

在中国历史上，陶渊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田园诗人，而且是一位多产的父亲。他一生结过两次婚，生了5个儿子：老大阿舒；老二阿宣；老三老四是一对双胞胎，名叫阿雍和阿端；剩下最小的一个叫阿通。

有一年秋天的傍晚，这位诗人在自家的小院子里闲逛。这时，他看到东面的篱笆墙边开出了大朵大朵的菊花，金黄而亮丽的色彩将小院妆点得充满生意。他在为菊花之美沉醉的瞬间，又不经意抬头看见了画出一条弯曲墨线的南山，于是感慨来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望言”啊！

此刻，我不知道诗人的儿子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摹仿着父亲游目骋怀，还是觉得这个老头子吟诗的样子相当有趣？我更不知道诗人的妻子在干什么，她是在厨房里为六个男人的晚餐忙碌，还是提着烫好的酒壶等着诗人的抒情早点结束？

在乡间小院里，如果有5个壮硕的儿子列队站在我的面前，我是会感到自豪的，而且我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理想去为孩子们奋斗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但陶渊明，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多少有些另类的诗人，却对做官和富贵具有一种天然的洁癖。这种洁癖，加上他的归隐、他的情趣、他的诗文，使他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的精神偶像。但是，当局外人将一堆赞词送给这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诗人时，我却总想提醒大家记住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即：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靠什么生活呢？

在中国古代，文人们要想过一种体面的生活，除了家道殷实，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出来做官，用或厚或薄的薪水滋养自己的闲情雅致，并为儿孙提供较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从屈原开始，清史留名的诗人们至少做过县长以上的官。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也未能免俗。“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从这句诗看，他青年时代是有这种想法的，而且从29岁到41岁，他确实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之类的小官。但在众多为官求宦的士人当中，陶渊明又明显是喜欢特立独行的。他不会委曲求全，更不愿虚与委蛇，而且对一般士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乡间生活甘之如饴。由此看来，所谓的“夫贵妻荣”，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着他一句“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有力反问，妻儿们对他的期待也就化为泡影了。

种种迹象表明，辞官归隐的陶渊明不是种田的好把式，而且对乡村生活的艰苦和残酷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他在南山下种了一点豆子，结果种得“草盛豆苗稀”，可见满腹的才学无助于农作物的增产和增收。从古至今，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农业劳动更出力不讨好，“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确实和文人追慕的闲适情调格格不入。但陶渊明却偏偏要在这种生活中寻找产生诗性精神的可能性，于是问题就来了：对于田园，农夫一心一意地种豆，他却三心二意地去“种诗”；农夫关心的是谷物的收成，他关心的是田园的风景；农夫流淌的是汗水，他流淌的是诗情。最后，农夫的仓廪满了，陶渊明的诗匣也满了，但美妙的诗篇却怎么也变不成盘中的食物。于是，诗人和他儿子们的日常生活就显得很惨：“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肚皮永恒的抗议声中，精神的高洁被染上污浊；所谓“君子固穷”的志节，也似乎要因此变得不堪一击。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诗人被饿到了要出门讨饭的地步，斯文要扫地了。此刻，他的儿子们又在做什么呢？在等着讨饭的诗人爸爸带点食物回家吗？

如果诗人的儿子们相信爸爸会给他们带饭，可能他们错了。因为陶渊明虽然自感讨饭有辱斯文，但基于中国崇诗敬文的美好传统，他却常常能遇到仁慈的施主。于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他在施主家喝上了，而且不醉不归。这个一走三晃的醉中仙客，还会记得给他的儿子们带吃的吗？

陶渊明好酒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到宋代，苏东坡还以他为榜样，吟出“甚欲学陶翁，移家酒中住”之类的妙句。读陶诗，确实处处洋溢着一泓酒的清香：“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是他喜欢的人生状态；“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是他的人生理想。他喝酒时不太讲究菜肴，从菜园子里摘几根黄瓜、拔几棵大葱就可以佐酒了（“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但喝着喝着，他患上酒精依赖症了，一天不喝就“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这种不良嗜好不但耽误了农活，搞坏了身体，而且还要浪费家里本已不多的口粮——“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诗人将粮食都做了酒，他的儿子们吃什么呢？

既讨厌做官，又不擅长农业劳动，加上对白酒不倦的爱，注定陶渊明一生要过得潦倒。在我的眼里，诗人是不适合结婚的，更不适合要孩子，因为这种纯粹精神性的职业不能创造任何的实用价值。可悲的是，陶渊明不但结婚，而且先后结了两次；不但生子，而且前后生了5个。进而言之，既然娶了妻生了子，他就要务实一些——老老实实做官或辛辛苦苦种豆，让妻子孩子们的生活有个依托。但陶渊明不是这样，他仍然要活得像菊花那样高洁，仍然幻想桃花源里的乡民会为他天天“杀鸡设酒”。这样，热爱生活却不善于经营生活的诗人——捎带着他的妻儿——必然要运交华盖了。

从陶渊明留下的史料看，他的家庭生活还算幸福。无论他在彭泽县做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重大决定，还是将自家的田地种得一塌糊涂，他的妻子、儿子都没有埋怨过。他当官就随他当官，他喝酒就任他喝酒。即便在“旧谷既没，新谷未登”之际饿得去讨饭，他的妻子也没和他红过脸——“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只是向丈夫抹了一把眼泪，绝不会像嫦娥那样扔下后羿去奔月，也不会像苏格拉底的悍妻那样经常办丈夫难看。陶渊明的儿子也相当好玩。当他喝着自酿的杯中物时，最小的儿子阿通经常在他膝前爬上爬下——“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作为古今中外的通例，一个女人，她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无条件地托付给生活在云端的诗人，否则，她的挨饿受穷将成为必然。但是，如果女人心甘情愿地跟着诗人挨饿受穷，从不提出质疑和挑战，这种生活的困窘倒也不会影响家庭的和睦稳定。从这一点看，陶渊明在家庭生活方面还是拥有相当高的幸福指数的。这是他能够气定神闲地做田园大梦的最重要保证。

但是，家庭的和睦、田园的梦幻，却依然不能遮掩陶渊明心中的痛楚。这种痛楚来自他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失败感。在《责子》诗中，他对自己的5个儿子有如下的评价：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

对一个成年男子来说，腹中的饥饿忍一忍就过去了，“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也是自然规律。但是，望子成龙的愿望却带有一点形而上的性质，即：孩子的成功不但会使父辈充满教子有方的成就感，而且意味着他的生命将会以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在未来得到延续。从这一点看，贫穷并快乐着的陶渊明看来注定是找不到自己的未来了。与此相反，很久很久以前，一位白手起家的老太爷养了一个纨绔子弟，他每天一看见就觉得碍眼。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却为他生了个争气的孙子，一次大考就赚了个状元及第回来。在庆功宴上，老太爷评价起自己的儿子，言语之中自然又带着许多的不屑和轻蔑，但他的儿子这次却不愿再忍气吞声，而他振振有词地讲：“哈哈，老爷子！我的爸爸比你的爸爸强，我的儿子又比你的儿子强，你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显然，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从他的儿子身上找到了自我实现的感觉，他失去了现在却拥有了未来。借此，他一生的压抑和挫败感一扫而空，实现了辉煌的人生大翻转。

陶渊明一生没有享受到这种让人扬眉吐气的成功，这已被历史证明。他一生向往田园，歌颂田园，却不期然又为田园培养了5个壮硕的庄稼汉。这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假如中国有上帝，也许这是上帝要和苦难的诗人开个玩笑——既然你笔下的田园生活这么美好，那就让你的儿子们在这诗意盎然的田园里做个农夫算了。

但这显然有违陶渊明的意愿，而且上帝开的这种玩笑对一个善良的诗人而言有点残酷。像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陶渊明爱自己的孩子，甚至“夙兴夜寐，愿尔斯才”。为此，他在长子阿舒出生时一口气写了10首诗，篇篇都被后来的“陶迷”们奉为经典。在这组诗中，他从远古的陶唐氏开始追述显赫的家世，希望儿子能继往开来，再显重光；妻子怀孕时，他就卜嘉日、占良时，算计给儿子取个好名字。儿子出生时，他也忘了“闲饮东窗”的潇洒，而是忙着磨石生火，烧水做饭。一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道出了他对孩子多么殷切的期望啊！

当5个儿子都成了不喜文墨的庄稼汉，我能体验到陶渊明的失望。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今天，有人从遗传学和优生学的角度分析，认为是他喝酒太多影响了孩子的智力。这种说法没有必然性。首先，陶渊明的父亲陶逸也是个酒中仙，但他的智力并没因此受到影响。其次，他的“懒惰故无匹”的大儿子出生时，陶渊明29岁，这时他应该还没有染上严重的酒瘾。第三，中国古代的酒没有现在的酒精含量高。像魏晋时期的阮氏家族可以对着大酒缸豪饮，宋代的武松可以一口气喝下18碗酒，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

我认为，陶氏教育孩子的失败首先在于他的多子。作为一个诗人和男人，虽然他精神高洁，虽然他笔下的田园被描绘得像欲界仙都一样令人向往，但乡村生活毕竟是单调乏味的。这样，天黑之后和妻子一起制造孩子，大概就成了他饮酒之外的最重要乐事。对于父母来讲，一个孩子是个宝，成堆的孩子就都变成了草。孩子越多越贬值，有时候甚至会贬值到仅具有数学意义的层面。试想，老大、老二、老三……老七、老八一直排下去，父母有时候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住，教育当然就无从谈起了。

很久以前，我的孩子曾从小学里带回一首顺口溜，读起来相当解颐：

老一开飞机，老二开坦克。

老三卖豆腐，卖了老四一屁股。

老五老六都来看，老七老八都滚蛋。

老九拿个手榴弹，炸得老十稀巴烂。

这首顺口溜是在描写一个多子家庭的混乱状况。其中，被十位数简单标出顺序的十兄弟，有的玩飞机坦克，有的做卖豆腐游戏，有的在一边津津有味地观看。玩着玩着就吵起来了，吵着吵着又打了起来。陶渊明家一定经历过这种闹成一锅粥的状况，但从他的《责子》诗看，他面临的问题要更加严峻：老大懒惰，老二的聪明没用在正地方，老三老四到了13岁还不能数到十位数，老五整天就惦记着摘个梨摸个枣吃。显然，这是一群让诗人找不到美好感觉、看不到未来的孩子，是他唯美、诗意心灵的敌人。按照陶渊明总是遇事逃避的一贯个性，他既然可以为远离尘世的喧嚣躲到乡下，当然也会为躲避这群不争气的孩子而进一步逃到酒里——“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烦到最后，喝醉拉倒，让望子成龙的美梦见鬼去吧！

诗人陶渊明有很多烦恼，但我相信，关于孩子的烦恼则更多源于他自己。作为一个诗人，他需要拒绝现实，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他却应该和现实达成一定的妥协，尽量学一些有用的谋生手段和智慧。“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在他留下的不多的诗篇中，涉及到饥饿的就有10数首，可见饥饿成了他此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当被饥饿折磨时，他可以去讨饭，可以被一些爱慕其诗艺的人邀去共食，可以用精神的力量战胜饥饿，甚至可以靠年老胃器官的衰退来增强对饥饿的抵抗力，但他的儿子们却没有这种优势。可以想象，这是一群整天为胃的匮乏而忧心忡忡的孩子，是一群见到食物就两眼冒绿光的孩子。对食物的渴望占据了他们的心灵，用尽了他们的智力，他们怎么会有心思舞文弄墨呢？当身体的正常发育、甚至能不能活下去都成为问题时，他们的爸爸却要求他们成才，这不是有点太得陇望蜀、匪夷所思了吗？

除了多子和饥饿，陶渊明的归隐也成为他的儿子们成才的致命障碍。对于乡村生活，陶渊明一方面像农夫一样自耕自食，另一方面则有高蹈的心灵将他引向精神的彼岸。这种对乡村生活的审美超越和反观能力是他成为田园诗人的重要因素。但是，他的儿子们却不可能具有这种精神的二元性。他们从肉体到心灵都属于乡村。他们和农家子弟操着同样的语言，关心着同样的问题，除了上树掏鸟蛋、下河摸泥鳅，没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这种与农家子弟毫无二致的生活方式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制约了他们精神的成长。或者说，他们只是生活在诗人的诗中，只是诗人玩赏、旁观的素材，而无法完成从诗的对象向诗的主体的跃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多子、饥饿、乡村生活，已先在地决定了陶渊明的5个儿子成为农夫的命运，而所谓的育子成才也当然成了他不切实际的士人之梦。当然，如果陶渊明有坚强的意志，儿子们成才也并非不可能。中国历史上不乏起于乡野、终于庙堂的才俊之士。但是，从陶渊明一贯淡泊名利的思想状态看，他是不会教育孩子“书中自有黄金屋”或“颜如玉”的；从他自由散漫的个性看，也很难想象他会让孩子们闭门读书，断绝与只会掏鸟蛋、摸泥鳅的农家子弟交往。另外，他的生活旨趣是与老百姓“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的生活理想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田园风光，他又怎么能教育孩子胸怀大志，到外面的世界去拼去闯呢？

显然，陶渊明的生活理想与望子成龙的愿望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一生向往乡村，他的儿子最终成了农民，这才真正符合生活的逻辑。假如陶渊明为此深深陷入烦恼，甚至像无数当今农村父母那样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入都市，那就会让人怀疑他写田园颂诗的真诚了。

诗人是凭感觉生活的。对于这种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也许陶渊明一生都没有想明白。但值得庆幸的是，陶渊明和屈原不同，他天性达观，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但却有充分的能力化解问题。这种能力使他从不跟自己过不去，对一切世间的沉浮、忧乐看得很开。比如对待大儿子阿舒，他虽然“夙兴夜寐，愿尔斯才”，但接着就说了一句让哭笑不得的话：“尔之不才，亦已焉哉！”进而言之，即便这些问题让人暂时想不开也没关系的，因为还可以用酒来自我排遣。是的，“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数杯老酒一下肚，大脑一喝麻，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位让人可笑又可气、可爱又可恼的父亲。他善于编织梦想，却不擅长经营家庭；他像天下所有父亲一样望子成龙，却最终将儿子们“望”成了虫。但是，不管家庭生活是富裕还是贫穷，不管孩子是成了龙还是成了虫，生活还要继续，太阳明天还照样升起。所以，对为父为母的人而言，大概没有什么比学会用快乐的心情化解烦恼更重要。

这大概就是陶渊明给予我们的最重要启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