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君:你现在是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你要意识到你是21世纪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我认为你必须把这个学院变成21世纪的电影学院。所以,据我所知,当务之急是让全体教员知道电影发明的原理。现在学院里的情况是大部分老师都不知道电影发明的原理。以前中国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没有科学概念,电影只是20世纪科技的产物,所以20世纪一定要有科学概念。在中国,科学和电影艺术是分开的。电影学院的一位著名教授曾对我说:老周,你为什么在《电影语言语法》这本书的翻译中使用科技这个词?我不懂科技。可怕,不懂科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问他,加足马力建设社会主义,你懂吗?他说,我明白。我说,马力才是真正的技术词。但这是18世纪的,所以你知道。然而,我在本文中使用的“匹配”一词并不是一个专业术语。匹配就是匹配。谁知道mainland China电影业的电影发明原理?技术人员。谁知道电影的发明原理带来的“错觉”。技术人员懂。1991年,我在上海多通道录音系统研讨会上举了一个例子。这里的电影理论家、导演、音响工程师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得到那个效果。但我还没来得及解释,上海电影厂的工程师赵总就漫不经心地说这是一种幻觉。峨眉厂总工程师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立即回应。“对。”我很感性。我说了一句话“两个工程师可以搞电影美学。”我从事电影理论,我知道电影的发明原理,我知道幻术。谁教我的?摄影系的老师。而我是一个很傻的人(不需要中国的葛达尔先生骂我,我已经承认我是一个很大的傻的人了),直到几个老师教了几次我才明白,但是后来我在一本外国电影美学书上偶然发现了这个“错觉”的概念,看了外语才明白。后来我去找摄影系的孙老师老师咨询,他给我解释。我记得听完我的讲座,杨耀祖非常兴奋地跑回家,对他的父亲杨大伟老师说,周老师今天说的真是太棒了。他说的是幻觉。你知道什么是幻觉吗?他爸小声跟他说,我讲技术入门好多年了。杨耀祖傻。后来,(还在朱新庄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跟刘国电老师说,这个技术介绍不是技术介绍,是电影介绍。为什么不把这些知识转移到电影艺术中去呢,但是刘国电谦虚地说,我们不懂艺术,直到现在,李念如对技术的介绍还是同样的问题。她上课总是强调;我自己不懂艺术。其实我觉得的刘国电先生和鲁先生比那些所谓的电影理论权威(包括这个网站上的一些所谓电影博士生)更了解电影艺术,因为它的基础是基于人的心理活动:“幻觉”。没有光波和声波在人的大脑中刺激产生的“幻觉”,人们根本看不到屏幕上的运动图像。你觉得这是技术还是艺术,20世纪60年代,法国高等电影学院的教员研究过电影艺术与科技的关系。他们最终得出结论,电影美学的任何学科都有物理学。我的老师拒绝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讲,我就成了代课老师。无论如何,学生有必要从电影艺术的角度去理解这种“错觉”,在国外,这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北京电影学院全体教职工对电影发明原理(即人们如何看到录制后还原的运动图像原理)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胜任电影教学的任务。中国电影可以进步。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谈电影与特定中国文化的关系。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连电影是什么都不知道,还认为电影具有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的属性,那就要谈中国电影的民族化了。有人从这些毫无根据的属性来研究电影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经常说一句话,即使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我也在胸前发誓,只嫁给中国人。但让我感兴趣的是你是想嫁给中国男人还是中国女人!?我一直期待着有一天,你们这一代智者会成为北京电影学院的领袖。恐怕这个时候,mainland China的电影教育会有更好的机会。这是我对你的希望。
惠均:我知道你很忙。这次我在洛杉矶遇到了小木。他说你们组没走多久。我晚了一步,否则我会在洛杉矶遇见你。主要想和大家谈谈教学方法的改进。你还记得我还在北京的时候,在自己学校做实验场的时候吗?有一天见到你,我叫你派人去学习。其实不是学习,而是观察我如何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对电影学院未来的教学方向有帮助。我指的是青年教师教学的提高。但是你没派人,知道了就去党校了。听着,这不是拖延。我后来没时间陪你了。我做过几次不同教学方法的实验。可以去问表演系的易硕。他来我班学剪辑,成绩最好。这是我的惊喜。但这是一种收获。表演系如何设置课程值得研究。他可能不是一个好演员,但他是一个好编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博士班任教一学期,对他们的教学和学生水平做了一些调查。我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的学生水平比我们高,这不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他们都有所动作。比如我给他们看《黄土地》的时候,马上就有同学指出“声音不在崔乔嘴里”。所以他们的现代电影理论虽然在我看来已经走歪了,但是学生还是可以保持一定水平的。后来,宋杰,也是我们BFA的研究生,和档案局合办的,在云南艺术学院担任影视系主任。他让我和他一起工作。我将借此机会做进一步的教学实验。在云南这里,我们强调动手,教室为辅,设备也没有好坏之分。如果我在你买的高级工作站上做决定,我根本不会买,还有资金积压!不仅如此,冯德耀先生还稍微介绍了一下我。我觉得是愚蠢的浪费!我会用那笔钱给所有学生买一大批业余DV,包括表演系的。这就是教学!不是展览!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相机放在学生手里一天以上,让他拍夜景,拍下班后的黄金时间,早上拍。每当有东西要拍,镜头就在他们手里。我们不做仓库保管。我们的管理员五点钟不下班。我们的下班工人匆忙去收集机器。管理员催我下课,这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经历。他是助教,我在右翼做过助教,你记得。那么,在北京电影学院,是助教为教学服务还是我们的教授为助教服务呢?我觉得这个应该先说清楚。不然怎么办?我们的一年级班或者短训班是怎么教的?第一节课是我开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然后让他们拿着相机拍:昆明印象。不超过二十分钟。开枪自杀。带回班上讨论。如果学生失败了,他们会重新制作它。我记得去年,回美国之前,我看了2002班的作业。有同学看完之后主动说,老师,我来翻拍!作业基于一个人。我不鼓励联合作业,可以互相帮助,但是个人作业和编辑不是导师操作的。必须自己操作。剪辑室可以待到晚上十一点。然后他们通过剪辑学习电影的空间隔和时间。我上课话不多。听我的。不,再来一次。有些被翻拍了三次。拍完戏,有同学来找我,说他在拍戏过程中悟出了点什么。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不说。给他们一些作业,他们会自己做。这样,电影的本体就在他们的头脑中确立了。我作业的另一个要求,《鸡追人》,就是鸡是大明星,它神秘地追着那个人,最后的胜利属于那个鸡。这个作业训练人!一些学生对小鸡的眼睛进行特写,以创造一种恐怖感。真的很好。通过这份作业,他们发现几乎每一种剪辑技巧都必须使用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有的同学差点把鸡折腾死。最后大家喝鸡汤。(我也规定班上谁给金象奖)。期末考试会扣十分。第一学期,他们学习了切割光和声音的匹配。匹配形状,匹配运动。告诉他们做后期,他们说很痛苦,要求豁免。告诉你一个窍门,见见军队,动手。我这里没有综合理论的位置。我规定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应该做作业。第一,不允许他们用词。第二,不允许他们使用特效。他们只能用切割。(UCLA老师很欣赏我的规则,就是说我培养的学生可以用常规手段做央视的特技,效果极佳。有三个同学跟我说过,暑假实习的时候,电视台的人问他们剪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用了特技。不,就剪了。但是电视台连看都看不到。这叫基本功!当然,每个系里的老师首先要学会做学生被要求做的事情。不,我根本不想要。这种人没有资格当老师。我培训的编剧首先要会摄影,会录音,会剪辑,会拍自己写的片段。在校期间,学写编剧的同学不允许写完整的剧本,只能写段落。段落是基本功。另外,每个学生都必须写镜头,不允许有形容词。这是为了训练他们的视听思维能力。此外,他们必须有四年的音乐、绘画和舞蹈,以及土木工程系的平面图和空构图。因为这些创作者建的房子就是让那些角色住进去的,而且是立体的!听音乐的时候,我培养的一年级学生基本都能跟着配乐。上完两节课(也就是八个小时),他们就可以根据节拍准确地表达一段10分钟的交响乐片段。有的同学可能连最后的分数都不看,低音管进场时准确举手,确保自己打得不差。这门课的考试是每个学生根据自己对交响乐的理解,在乐谱的不同部分准确地标注三个座位。比如在喇叭第一乐章的第127段用红笔写一个“1”,表示喇叭是这里的第一台机器发出的。他们的节奏感比邀请导演的“老师”还要好。一个没有接受过这种培训的导演是做不好自己的工作的。他们会再跳四年。我请舞蹈系的丁见国老师给他们讲讲云南不同民族的舞蹈与该民族的文化和性格之间的关系。精彩的演讲!画画是好是坏。你给我画了四年,让学生养成了看光影,看透,瞬间表达观点的习惯。也许下一代不会需要这些课,但是这一代年轻人根本没有这种素养。在学校补课。入学考试时要求学生站在原地,脚不准离开,嘴巴紧闭,然后放一段音乐,让他想办法告诉考官对这段音乐的感受。很多考生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连身子都不会扭,这样的人还能拍电影吗?我们的入学考试是关于学生的素质,而不是计算机内存。我们还没傻到问学生电影的问题。他不就是来学习的吗?如果所有答案都回答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吗?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因为艺术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希望学生充分发挥自己。要知道,为什么中国观众喜欢看好莱坞电影是不合理的。这里有文化差异,但是因为我们不会拍电影,所以我们拍的不是电影,观众才是最好的评判。这从我们的电影教育就可以看出来。我只想纠正这一点。今年99班毕业论文都是以本体为基础的,都是小题目,禁止有大而实的一般题目。有的人的题目是“忠诚”,有的人的题目是“心理补偿”,等等。但是十几个人的论文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本体。另外,现在大学都在办电影系,甚至是能赚钱的电影学院。但是老师呢?没有老师,这才是最可怕的,教学全是误导。惠均,我告诉你,开那个表演班是个骗局。我把这个班叫野鸡班。开设教师培训课程是重中之重。我想了半年。根据我的教学经验,那些教授都是合格的教授,只是不懂电影。培养他们是最重要的,不需要一两年。我算过了,按照我的方法,六十天的强化动手训练就够了。500到600课时。把那些没用的课程都扔进垃圾箱。我不知道谁有资格谈论mainland China的电影美学。不,一点也不。没有课。制片人。我们的制作正规吗?有什么好谈的?现代电影理论,那是电影理论吗?甚至西方本身也承认已经脱离了电影。那为什么要学那些东西?不仅浪费时间,还会误导人。我只需要三个老师来管理一个班级。我说的是电影本身和电影结构:光与和声所体现的相对时间空结构。夹子在里面。然后一个老师讲“光”,只讲怎么用,另一个老师讲录音,只讲现场怎么录。如果一个电影老师接受了这样的基础训练,至少他不会像现在这样不知疲倦。我建议你派人来看我。也许说出来比做出来好。祝周传基·惠均好运:我的支气管炎已经发展成肺气肿了。医生警告我不能留在北方,这很危险,因为肺气肿是治不好的,感冒一次会加重,直到不能呼吸而死。所以我很小心。洛杉矶的气候最适合我。我只能留在南方。于是我去了云南。我觉得这个没问题。中国这么大,如果只有一个电影学院和一个广播学院,那就成了新品种。去美国可以看到几大电影学校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侧重点。现在大家都在办一个赚钱的野鸡表演班,不能不说北京电影学院是罪魁祸首。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朱新庄,谢飞反对成立表演系,我也反对。我还是强烈反对。你知道香港有些买卖双方想染指电影教育,但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的目的是黑白“培养明星”?!我妈!明星是酝酿出来的,但要培养!!而说到电影,他们只想到明星。一个普通影迷水平的家伙,居然想染指电影教育。我没看见你。现在到处都有野鸡表演班和野鸡博士班。但是云南艺术学院影视系没有,也不做。我们做的是真正的电影教育。有人说教育经费那么少,没有野鸡班就没有活路。但是我们坚持不做。就算我们跟吴迅一样穷,也还是不办这个野鸡班。这是我们和你们北京电影学院的区别。我给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上了一节课。我问他们声音太低观众听不清怎么办?答案是“说大声点。”反复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但是没有一个学生知道,听不到,或者听不清楚。这与他们无关,这是音响工程师的事。作为学院的院长,你的表演老师是怎么教的,教什么?你可以去校园里的食堂和餐厅,观察表演系的学生和老师是怎么吃的,怎么吃的。他们能当演员吗?能教表演吗?什么是演员的修养,什么是演员的自我感觉和自制力?斯坦尼的大翻译家,过去受北京电影学院邀请讲课,讲的是演员的自制力,而他的鼻子几乎跑到了嘴边(因为房间太冷,所以他失去了自制力)。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居然邀请他来讲课。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从事教育吗?这种人绝对不会被邀请去云南艺术学院影视系讲课。在我们那里,所有的学生都自己做了记录。连编剧都知道录音是怎么回事。我们不会浪费时间给他们讲文学。文学与电影无关。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文学是个人修养的问题,个人修养肯定不仅限于文学。特别是在中国,大家只认识字,只懂字里行间的汉字。还有音乐、绘画、舞蹈等等,这些都给一个艺术家带来了素养。北京电影学院没有剪辑部。你和我简短地交换了意见。你还说我要负责剪辑。这只是你的想法和说法。我退休了,不能再担任这个职位了。王副校长告诉我,他在巴黎认识的时候受到了刺激。世界上50多个主要电影学院的校长出席了会议。听说大的北京电影学院没有剪辑部,只有表演部,哄堂大笑。所以回来后他就下定决心要成立一个剪辑部,但是还是没有下文。我在朱新庄的时候,向当时的副总张克提过这件事。没有下文。我知道你一直有这个想法。有一次,我问你想让谁成立这个部门,你提到的两个人的名字让我很震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选择最不了解这件事的人来做这件事。当然后来变黄了。这是好事。你想想,哪些国外的影视学校是先没有剪辑系的。而且都是重点部门。早在20世纪80年代,瑞典电影学院就用教师制作的设备训练学生的视频编辑。要知道剪辑是电影课程中的视听思维训练、语言训练、结构训练、本体训练!我们这里已经有了专业的剪辑课程,为期四年。我不经批准就教,还教音乐课。如果我没有得到上级的认可,就不允许我开设这样的课程,这不能阻止我。我能不能听外行的话,让外行消灭这些年轻人?我可以在业余时间和晚上说话,当每一节课的学生都训练好了,我就会看到区别。我敢打赌。关于剪辑问题,我敢拿这个边城的小艺术学院的任何一个影视系一年级的学生和你们学校四年级的毕业生gallants来说事。课程是我设计的,每个学生都要学,包括以后的编剧。因为一个不懂电影语言的人怎么写出真正的电影剧本?你指望一个不懂英语的ABC人写英文小说?他们的课从离开教室开始,在户外拍摄光与和谐的各种匹配关系。它始于创造心理补偿的效果。你怎么想呢?我要在这件事上出卖我以前的生活。我告诉你真相。成立新部门千万不能再制造一个先天不足,让一个电影门外汉来负责。你可以派一些年轻的老师去我的短训班。只要你有张慧君的名片,我就免收学费。经过调查,我告诉你谁适合领导一个剪辑专业。再也不找门外汉了。你心里原本考虑的那两个人,不仅是外行,也是不值得的外行。如果一个新部门的根基一开始就没有打好,那么北京电影学院就永远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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