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

刘秀莹

1949届高中

【编者注】：本文摘编自《深切的怀念——刘秀莹老师逝世一周年祭》，刘秀莹先生于2006年为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40周年而作。

【编者注】：本文摘编自《深切的怀念——刘秀莹老师逝世一周年祭》，刘秀莹先生于2006年为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40周年而作。

卞仲耘同志是我们北京师大女附中（今实验中学）原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她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

那是1966年8月5日。十年浩劫开始，她作为一位老革命同志，在自己曾经勤恳工作了17年的校园里，拖着病重的身体，受着烈日的酷晒，干着繁重不堪的体力劳动，同时遭受红卫兵和学生们的批斗，她是被她的学生们用木棒和乱拳打死的。卞仲耘同志满怀悲愤地殉难了，这是师大女附中校史上最耻辱的一页，也是我们心中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痛。卞仲耘校长在烈火中永生。

40年了，我曾多次在梦中见到她，依然是那和蔼可亲的面庞、慈祥的目光。

我是1952 年回到师大女附中任教的。那时卞仲耘同志是教导员， 她在高中部， 我在初中部， 只是在全校开会时能见到她。她高高的个子， 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列宁服， 白衬衫的领子翻在外面， 头发短而有些卷曲， 穿一双带拌的黑布鞋， 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我父亲早逝， 母亲没有工作， 我和哥哥都是很早就工作了， 不但要挣钱养家， 还要帮助母亲做饭， 洗衣， 缝缝补补， 过着极为艰苦的生活。每星期日要回家洗全家七口人的衣服， 到星期一便十分疲惫。卞仲耘同志和数学组长张玉寿老师来找我母亲谈， 让她减少我的劳动， 注意我的健康。那时， 我和卞校长没有说过多少话， 真没有想到她是这样地关心我， 使我深为感动。

苏灵杨、丁丁校长陆续调走以后， 高初中合在一个校园上课了， 我和卞仲耘同志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她从教导主任到担任学校党总支书记， 没有因地位的升高改变平易近人的作风。50年代初期， 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 每次党支部发展新党员后， 都会有一些申请人党的教师去找卞仲耘同志谈话。那时她住在学校的两间小南屋里， 还有她的老婆婆和孩子们。小屋已是很拥挤了， 我们一些积极申请人党的人， 都挤在她家， 请她帮助指点。她一个一个地接待， 指出我们的缺点和不足， 告诉我们入党不是为了个人光荣， 而是意味着要吃苦， 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要想明白自己为什么入党再提出入党申请。她细致耐心地一个个指导， 她的孩子们却都饿着肚子在作功课。

为了帮助一位老教师入党， 她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弄清了这位老师的历史。在发展这位老教师入党的支部会上， 卞仲耘同志细致地分析， 恰如其分地介绍这位教师的优缺点， 使我感受到她对人的帮助是那样点滴人微、润物无声。

她不仅关心党员， 她也关心所有的教师。俄语教师孟迈丽有先天性心脏病， 卞仲耘同志总是不断地关照要减轻孟老师的工作量， 不要按规定去要求， 并且嘱咐孟老师要格外注意自己的健康， 累了就休息。有一天， 数学教师任孝娟的心脏病犯了，卞仲耘同志把她扶到自己的办公室， 让任老师在自己值班时睡的床上休息， 放好屏风， 让办公室的人轻声说话， 直到任老师病好后， 又把她送回教研室。地理教师赵寿祺， 爱人因划“右派”被下放， 赵老师有严重的关节炎，自己带着三个孩子， 生活很是艰苦。卞仲耘同志去看望赵老师， 那时从学校到赵老师家没有可乘的公共汽车， 只能走着去。卞仲耘同志自己也是多病之躯， 她到赵老师家亲切地问候， 劝赵老师放宽心养病， 有困难找学校。我是陪卞校长去的， 她对我说： “越是困难多的老师， 越要关心啊！”

有一年， 时任党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同志叫我到他家去一趟， 谈他女儿的教育问题。我是他女儿的班主任。在谈完如何关心、帮助孩子一事后， 安子文同志问我： “你们学校教龄最长的老教师工资是多少？ ”我回答是124 元。他又问这样的教师有几位？ 教龄有多长？ 我回答， 有4 位， 他（她）们的教龄都已有30—40 年。安子文同志说： “ 回去对你们总支书记说， 他们的工资太低了， 这4 位教师都要提高到教师工资的最高一级。” 我回来立即向卞校长汇报， 她立即向区委汇报， 很快这4 位老教师从中学二级（124元）都提到了一级（158元） ， 这4 位教师是关秉衡、赵静园、谢莹、刘希璞。

1963 年， 为了倡导尊师重教， 卞仲耘校长、胡志涛校长决定为从教满30年的老教师举办庆祝会。全校当时有6位教师、3位职工从教30年以上，他们胸戴大红花，受到上级领导和全校师生的热烈祝贺， 学校同时举办了这些老教职工的业绩展览。中央教育部杨秀峰部长、邓颖超同志及市、区的领导都来了， 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同志还亲笔写了对联送来。照像时， 老教职工坐在前排， 部长、副部长等领导同念都站在后排， 这种情形在今天是很难很难看到了。

在文革前的17 年中， 政治运动是非常频繁的， 多数的政治运动都会波及中小学校。在当时， 要顶住一些“ 左” 的东西是很困难的。1958 年大跃进， 学校也要深翻土地、亩产万斤粮， 也要大炼钢铁。我们带学生下乡去， 老农民对学生说， 深翻土地， 你们只翻路边上的， 里边不能动，把生土都翻上来， 种粮食不长， 秋天吃什么？ 学生们不以为然， 我们就向卞、胡二位校长请示， 卞校长说： “你们到农村去， 得听农民的， 不可乱来。”她还对胡校长说，“要深翻， 回来在咱们学校的二分地试验田上试验， 失败了不会影响粮食生产。”大炼钢铁时， 学校里操场上遍布小高炉， 不知烧了多少木柴， 炼出了一些无用的废铁渣块。上级领导要师大女附中总结经验， 卞仲耘同志只好用软磨的办法不交卷， 后来写出的稿子上级不满意， 改写了几次，也成不了典型， 不了了之。

1958 年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中共北京市委组织全市教育系统重新讨论1954 年北京市委制定的《关于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简称《五四决定》） 。在全区中小学书记校长讨论会上， 区委副书记再三动员大家提意见。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提了些意见， 认为教育部门有教条主义， 教育脱离劳动， 脱离实际， 对北京市采取统一考试， 对学校按考试分数排队的做法， 给学校造成很大压力， 并造成学生负担过重。这本是一次讨论发言， 发言的正确与否都可以再讨论。谁知一夜之间， 突然转向了批判胡志涛等人的大会。大字报挂满了区委礼堂， 批判无限上纲， 最后把胡志涛定为反党分子， 行政降三级， 下放到工厂劳动。这一下急坏了卞仲耘， 她不认为和她共事多年的胡志涛是反党分子， 她更不愿意上台去批判和自己志同道合的老搭当。但在当时的急风骤雨、众目睽睽之下， 作为师大女附中的党总支书记， 怎能不发言批判？ 她勉为其难， 言不由衷的发言， 自然被认为是右倾。她一方面要组织师大女附中全体党员学习、批判胡志涛同志， 一方面又要顶住上级的压力。她谆谆告诫我们， 要表态， 要发言， 这是立场问题； 同时又找我说：“你和胡志涛住在一个院子， 要关心胡校长， 千万别出事啊！”就在批判斗争激烈的那个星期天， 胡志涛一早起床， 洗了头发， 穿了干净的衣服， 上香山玩去了。胡志涛说：“阎锡山、蒋介石的监狱我都坐过了， 这算不了什么！ 小刘， 你放心。”我告诉了卞仲耘同志， 她放心了。可也就在这时候， 上边毫无理由地把卞仲耘同志降为学校党总支副书记。直到1962年， 市、区委为胡志涛同志平了反， 卞仲耘同志才恢复了党总支书记的职务。

1960年， 在全国大跃进的影响下， 教育也要大跃进，提出了在全日制中小学教育中， 要“适当缩短年限， 适当提高程度， 适当控制学时， 适当增加劳动”，初步设想把当时12年制的中小学学制， 缩短到10年左右。在中央的号召下， 各地迅速行动起来， 有的提出实行中小学9年制，有的省市甚至提出8年， 7年完成12年的教育。卞仲耘同志和当时主管教学的刘致平副校长坚持要按教育规律办学， 只在两个教学班试验中学5年制， 两个教学班开设英语， 不开俄语。在中共北京市委刘仁同志的领导下， 积极稳妥地进行教改试验， 不作随风飘的氢气球， 稳扎稳打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62年胡志涛校长回校后， 几位校长领导的教改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5年制试验的两个班取得成功， 60年代初就改学英语的学生，在“文革” 结束以后受益很大。

卞仲耘同志一生热爱学校， 热爱学生。师大女附中是女校、全部都是女学生。她很重视女学生的健康卫生教育，请生物教师给学生讲经期的注意事项。我们带学生参加农业劳动时， 她总是不断地叮嘱晚上要给学生们烧一锅热水， 女学生要用热水洗脚， 经期的学生不要下田劳动。

师大女附中是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 她爱护干部子弟， 也爱护一般家庭的孩子。卞校长坚持不唯成分论， 重在表现。有一些干部子弟把在家中听到的消息， 在学校中随便说给同学听， 有些中央内部掌握的情况在学校不胫而走。学校党总支立即向中央写了报告， 请中央领导同志严格要求自已的子女， 不要在学校随便讲不该讲的消息。不料有的学生却给卞仲耘同志贴了大字报， 认为学校不该管这些事。卞仲耘同志没有让步， 直接找贴大学报的同学谈心， 苦口婆心地做这个学生的思想工作， 终于使该生欣然接受。

有一个学生叫王正志， 学习成绩极为优秀， 表现也很好， 就是因为父母都被划为“右派” ， 在班上抬不起头来。卞、胡二位校长提出了让王正志跳一班， 从高一直接进入高三。当她高中毕业时， 二位校长把她保送到北师大天文系， 这在当时， 是要顶着很大的压力才能做到的。王正志后来去了美国， 一直从事天文射电科学的研究。

师大女附中一直重视对学生进行人生观、理想教育。卞仲耘对班主任说， 从初二年级开始， 就应注意进行理想教育， 学生有了理想， 有了志向， 就有了学习和生活的动力。她很重视发挥共青团和少先队在学校中的作用， 放手让团队干部工作， 师大女附中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学生课外小组活动、科技小组活动， 工作是很出色的。

卞仲耘为北京师大女附中洒下了多少汗水！她和胡志涛校长领导师大女附中的时间最长， 她们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团结合作， 为学校建立了干部、教师、职工三支队伍， 在她们的带动和领导下， 教师们敬业乐群、热爱学生； 职工们忠于职守， 认真负责； 干部们作风正派，深人群众。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用之才。

17 年的日日夜夜， 卞仲耘同志是在忙碌的工作中、操心劳累中度过的。她吃的总是自家的粗茶淡饭； 她没有休闲， 总是忙个不停；她没有穿过华丽的衣服， 总是布衣布鞋、短发； 她没有高级教师的职称、劳动模范的头衔， 而是让干什么， 就干什么， 从不为个人的得失争短长。在她仅仅50 岁， 也正是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时候，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每想到此， 我便激动和难过得不能自己。

卞仲耘同志的事迹， 够我们后来人学习一辈子的！ 不知现在还有多少中学的书记、校长能像她这样。我深切怀念她， 时刻铭记她对我的教诲。

40 年过去了， 这样一位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 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 年了！ 痛定思痛， 我总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一位老干部、好校长、 好书记竟惨遭这样的毒手？ 当年毒打卞校长的红卫兵和学生们如今已经50 多岁了， 你们难道就不受一点良心的谴责？ 就没有一点愧疚和悔恨？究竟是谁之罪？每一个经历了“文革” 动乱的人，都应该深深地反思， 我们到底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怎样才能从卞仲耘同志的惨剧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教训？怎样才能让鲜血化作红杜鹃？

于2006年8月

在女附中百年校庆来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母校的每位师长。从女附中毕业、又回到女附中任教的刘秀莹，是令我们十分敬仰和难以忘却的师长，她一生在曾百年女附中度过了她学生和教师生涯的二十一年。

2013年11月27日，刘秀莹老师离我们而去，一年之后，《深切的怀念——刘秀莹老师逝世一周年祭》一书出版。此书问世后，反响强烈，索书者不断。

校庆之际，编者应母校师生的要求，决定将《深切的怀念——刘秀莹老师逝世一周年祭》易名再版，于9月3日，向广大教师、老校友赠送。请关注。

编 者

作者简介：

刘秀莹，1949届高中毕业生，在女附中任教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