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上的活字打字机是七八十年代打字的主要工具。当我无意中发现这张照片的时候,心里特别激动,熟悉的打字机把我的想法带回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这种老式打字机恐怕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认识,可能只有到博物馆里才找得到了。但30多年前,这种中文打字机可是各级党政机关和工矿企业下发与上报文件的重要工具之一。
现如今现代办公设备所带给我们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在强大的word文档支持下,大家可任选手写、五笔与拼音等模式,只需要打字、粘贴、复制与剪辑就可搞定文档的编辑排版了。但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前,对于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来说,痛苦的就是钢板刻字,手推油墨印刷学习资料、考卷等,一旦某个步骤有错,定会重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浙江产的手工打字机,可分为三个部分:滚筒、铅字盘、机头。打字机上方的滚筒是用来卷放蜡纸的。铅字盘是一个长方型的金属盘,高约二厘米,平放在打字机的机架上,里面由一个个小方格组成,格子下方不是封闭的,而是在每个格子二边都有小金属条,起到托住铅字的作用。滚筒前面连接部分为机头。用现在的眼光看,老式打字机的打字速度太慢了,而且全凭打字员对铅字盘中汉字的位置记忆来决定。老式打字机一台机器只有一种字体和字大小,不能更换,要换就要换机器。文件的字距和行距是靠人工在打字前设定好的,调整起来非常麻烦。
我于1987年到煤建公司办公室工作,凑巧赶上最后一波热潮,见证了同科室的打字员汤建红“艰辛”的工作。
一般我公司文件草稿来源为县公安局政公科和办公室。说白了单位内部的人员任职与通知并不复杂,未见汤建红打字叫苦,可上传至县计经委的各种煤改报告和与饮食、环保、安监等部门的联合文件那就要人老命了。先打成第一稿,我骑自行车送至上述部门,请各单位修正。待收回,又润色加工,再交至汤建红手上时,一稿的面目已然全非。换到当下,我们只需点击保存的原文,三下五除二修改了便成。但换那刻是绝对不行的,原底稿的油印腊纸已成废品,只能重打。苦哦,再加班打成,又一次手推油墨自制印刷方才完成。但若遇生僻与少见字到时,打字机下可供选择的、常见的二千铅字盘(反字)就没用了,只能到备用木箱中用金属捏子一个个寻觅、再调换入盘。倘若再没有呢?只得借外单位的同码铅字方才能最后成文定稿。
我公司小,全年文件量总之有限。当时,我所熟知的人大办的张建明、杨丽琼,计经委的陈树培等人的文件量是我公司的十倍百倍,加班加点已成为他们自己青春岁月的“家常便饭”。
据我所知,众多打字员中尤以曾宏伟等人为县志办编撰委员会下的打字工作量最恼火。那一大拨文化人譬如魏尧西、李再发、季怀德、羊治民等人上来撰写的《邛崃县志》初稿约千万字,共计二百本以上。这种书稿,生僻孤怪字何其多也。面对辩识诸位先生们独自谨守的“我体”,曾宏伟等人打字的困难与痛苦可想而知。但在我眼中,成就1993版的《邛崃县志》的成功,固然有周象普、杨文彬所带队的232名临邛饱学之士的成果结晶,而还有曾宏伟等一大批打字员的辛勤与汗水。
面对老式打字机这种易损品,消耗件,那能周遭如此这般高强度的磨损,三天两头自然罢工已成它的常态。过了保质期的打字机,谁来维修呢?我所知维修人员中,有邛崃五金工具总厂的赖全森师傅。那刻,他还在该厂上班,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服务各单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县委周边的现代复印打字店陆续新张,风行了近三四十年的手工打字机正式宣布退出了历史舞台。
感恩时代的飞速前行,将我们引领进了科技化的网络世界中,还好我们有先贤、煌煌巨册为依托,于虚拟空间的硬盘中,删除碎片化注入文化的根脉。惟愿我们不忘初心,将一路走来的体认与哲思,打字堆码,以供后来者考问与批判。
文/唐文栋供图/茹蜀崇
《今日邛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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