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奉贤中学恢复招生,我,上海远郊的15岁农村少年,有机会去县城学习。

那之后的第五年,1983年8月,我被借调到上海市奉贤县人民法院(现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这一干,就是35年。

1983年初入法院时,我是刑事审判庭的一名书记员。第二年,我离开了刑庭,当我再回来时,刑事司法已发生了巨大变革。

1995年初,我再次被调入刑庭。当时正在进行审判方式改革,由纠问式向控辩式过渡。作为一名一线审判人员,那时的我更喜欢纠问式,因为庭审效率较高。不过随着制度不断完善,控辩式逐渐成为主流,审判人员也接受和理解了这一更加先进的庭审模式。现在看来,庭审模式的改革让刑事司法更人性化了,也更科学高效了。

作者担任审判长审理沈某盗窃案

2009年初,我以庭长身份,第三次来到刑庭工作,签发法律文书、听取法官汇报、开庭开会讨论等,忙得焦头烂额。不过,“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改革把庭长从繁忙的事务中解放出来;“繁案精审”“简案快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改革消化了大量的简易案件,让法官可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难案上。

离开刑庭的日子里,我在经济庭工作了近9年,从1984年5月到1993年2月。那时的经济庭,从立案到执行,几乎大包大揽。9年里,我有近一半时间在外地出差,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记得我孤身一人到新疆塔城办案,找到藏匿在塔城的当事人和巨额货物,我用两辆卡车,将货物运到乌鲁木齐火车站,再托运到上海北站,最后用两辆卡车分别装运到两家原告单位。前后用了20多天,终于将案件圆满审结和执行。

作者参加第五次上海市经济审判工作会议时的合影

再看如今,法院有立案庭,有民商等业务庭,有保全组,有执行局,分工明确、规范有序。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法院队伍不断壮大,法院办公日益现代化。记得我刚到奉贤区法院时,全院只有一台铅字打印机,庭审用钢笔记录;下乡调查时,庭里轮流用一辆自行车。

1998年,我在奉贤区法院一幢两层小楼内办公。现在的法院,在用地面积、建筑面积、办公设施、车辆等条件上,比我初来法院时不知好了多少。法院人员数量也不断增长,从50多人发展到300多人,案件更是由不及千件,发展到如今一年收结3万多件。

2002年1月18日,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召开机构改革动员大会

​每个法院人,都享受到了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我就是改革的受益者之一。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参加高考,也不可能进入法院工作。

奉法者强则国强。改革开放40年,法院的发展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者系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刑庭庭长、审判员)

来源: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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