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美打印机怎么扫描？我来告诉你答案艺术唤醒植物人

的最新共性化艺术觉醒方案——阴极《记忆之尘》用于唤起植物对日常生活的记忆的能动想象力。

（吴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9日《南方周末》）

“追求‘醒’其实是中国植物人家属的心理预期，或者说道德标准——家里有病人，我得弄好，否则显得我没本事。事实上，那些治疗都是很痛苦的，对病人来说强度是很大的。”

因为一场车祸，不到20岁的广州少女佳美成了植物人。

在这之前，佳美的人生充满了可能性，工作赚了一些钱就辞职去玩，没钱了就再找工作。

在这之后，她的人生就在能不能醒来之间徘徊——如果无法苏醒，那么她将不能动、不能说话、对外界刺激没有反应。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杨艺估算，每几十个植物人里只能出现一个彻底康复的案例。

植物人虽不能动，但他们周围的世界却忙得像打仗。正常人睡觉时，平均20分钟会翻一次身，醒着更是时刻在动；植物人总是静卧病床，为了防止肌肉萎缩、褥疮和坠积性肺炎，看护人至少每隔两个小时帮他们翻身叩背一次，一天要翻十多次。为了防止植物人返流和误吸，最好少吃多餐，每隔两到三小时要喂一次饭，一天喂五六次。在翻身和喂饭之间，还穿插着输液抽血、神经刺激治疗、排痰排便，以及早晚各一次的擦洗。

为了让女儿醒过来，佳美的父母尝试过不少“偏方”——许愿、放生、去寺庙里做义工，还托人从西藏带回来一些药剂泡水给佳美抹身，但都不见效。

一个多月后，医生问他们，要不要尝试一个艺术唤醒植物人的实验。“我第一时间说行。”佳美的妈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她此前“从来没听说过”。

这是中国第一例艺术唤醒植物人实验。从业二十多年的台湾艺术治疗师吕素贞感叹，“我此前从没听过艺术治疗运用在植物人身上，虽然它已运用在高龄产妇、创伤者、退役士兵等群体身上。”

发起“艺术唤醒”的是中国艺术家吴超，她此前不了解艺术治疗，创意的源泉来自她丈夫夏维伦的一场重病。巴黎商科毕业的夏维伦原本在一家大型汽车企业工作，31岁时突发面部癫痫，检查出脑部肿瘤，手术后偏瘫。康复过程并不愉快，“治疗师每天都让他读一些很无趣的重复性文字，唱一些很落伍的歌。”吴超回忆，“夏维伦说，我说话不好使了，脑子又没坏，干嘛拿这么弱智的东西给我读。”于是，吴超带着丈夫一起做艺术创作，夏维伦的身体渐渐恢复，并发症也越来越少。

吴超和夏维伦想到同病房的植物人，觉得艺术也能帮到他们。中国大约有一百万植物人，每年新增七到十万。数字是根据很早以前欧美的植物人发病率估算的，没有准确数字是因为国内没有专门机构统计。“国家制定各种医疗政策和医保政策的时候，都是基于对病情的基本了解做出来的，现在连最基本的流行病学资料都没有收集到，这些年都没有做过，”附属八一脑科医院二区主任何江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都不知道中国有多少植物人，不知道他们一年花多少钱，最后都能活多少年，都是为什么死的。”

实验首先在夏维伦住过的医院展开。“如果第一个失败，（植物人）完全没有反应，医生可能会觉得这个猜想是错的。”吴超当时心里没底。

艺术唤醒持续了两个月后，2015年1月1日，吴超收到佳美妈妈的信息：“医生说，佳美醒了。”

吴超和夏维伦深受鼓舞，又开启了两个艺术唤醒实验，两位植物人也醒了过来。消息传开后，许多植物人家属仿佛发现了灵丹妙药，求助信息一时间包围了吴超和夏维伦。

“我最反对‘包治百病’的观点，不能以局部取代所有工作。”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吴超反复提到，艺术手段对于唤醒三位植物人起了多大作用，目前还不能判断，但这是个有价值的方向。

艺术唤醒项目做了近四年，吴超夏维伦的团队日益壮大，医生、心理师、禅师、音乐治疗师、家庭治疗师纷纷加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陆军总医院、燕郊人民医院先后参与合作。

“我们后来发现这不是唤醒植物人，是唤醒意识。”2018年7月，吴超写下《生命宣言》，认为艺术治疗的对象不仅仅是上百万植物人，而是所有病人：

“疾病，是人类永恒的难题，它需要所有文明一起工作，才能获得解题思路。我们可以分割学科，却无法分割人的身体与情感，无法分割伤口与痛苦、死亡与恐惧，无法分割离别与悲伤。这个时代，当人面对最后的问题，疾病与死亡，却只有医学在孤身作战，‘人’已经被学科分割了……”

有环幕的艺术唤醒室，主要用于意识障碍病人的促醒和康复。（吴超供图/图）

艺术对人的影响能检测吗？

何江弘是全国著名的昏迷促醒专家，从业几十年来，他听到大众对于植物人的主要误解有两个：植物人没治；谁说有治疗方法，那是瞎忽悠。

“汽车不能走了，如果是机器有问题，我们负责把机器部分修好。”在艺术唤醒植物人的跨学科交流中，何江弘如此类比，以解释自己的工作原理。他供职于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全国植物人治疗公认实力最强的医院。在这里，促醒植物人的医学手段包括高压氧治疗，即用高压的方式给植物人体内打进氧气，“让每个细胞的环境变得很好，相当于施肥，有利于增加血流代谢和新的神经递质”。此外还有针灸按摩，用外部刺激维持肌肉活力，同时起到促醒作用。

与直接作用于植物人身体的手段不同，“艺术唤醒”通过给植物人播放动画、纪录片等视听作品（绝大多数植物人的感官通道没有损坏），介入他们的精神层面。

其实在“艺术唤醒”之前的很多年里，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就给植物人看家人照片、听家人说话，“但是很随意，都是大家靠想象来做。”何江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手段没有形成专业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效果难以验证。

“做医学检测的时候，我们通常需要点对点的刺激，比如我扎了你这里一下，你（脑电图）什么反应。干扰因素越少，这种点对点的关系越容易被观察到。”何江弘解释，“但是艺术不是这样，它融合了多种元素，视觉、听觉还有触觉，这时候医学只能检测整体的效应，至于这种效应来自哪方面，很难抽离出来。”

吴超在制作动画中使用了象征太阳的图形，她认为这种红色、上升、膨胀的形象能为植物人带来能量感。与她合作的医生问：“这里有什么依据吗？”吴超反问：“当你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感觉怎么样？需要依据吗？”

吴超还在动画中使用了鼓乐，这个建议来自一位中医，根据中医理论，鼓乐能“壮胆气”，吴超认为植物人早上听能激发能量。“中医的很多思维都很人文科学，但是它的治疗主体鱼龙混杂，很难标准化，”吴超坦言，“西医有一个标准体系，出来的人差别不太大；中医像艺术创作一样，非常个性化。”

“我并不是很赞同用科学方法来验证艺术唤醒，”杨艺说，“艺术对一个人产生的影响，并不能通过检测皮层脑电得到结论，那是比较表征化的。我觉得它更像一种场，比如植物在听音乐的时候长得很好，对于植物人可能也一样，当他在艺术的场里，他的所有细胞都会打开，从而获得一种能量。”

杨艺接受艺术唤醒的底线是，病人家属没意见，并且不折腾病人。“如果要把病人推到一个没有氧气装置、输液设备和吸痰设备的房间去，我们认为就是不安全的，”杨艺说，“在不折腾病人的情况下，我们是愿意做这个事情的，就像我要求家属推着轮椅带病人去公园转一转，去看看那些东西（艺术唤醒）也没有坏处。”

不过，艺术治疗的效用已逐渐获得医学验证——由家属而不是陌生人呼唤植物人的名字、给植物人听他昏迷前喜欢的音乐而不是其他音乐，都已经被证明有更好的效果。

附属八一脑科医院也在研究VR检测技术。在VR眼镜的左边放植物人亲人的图像，右边放无关图像，来回切换。“植物人如果能发现自己的亲人，眼睛就会盯着看；我们可以通过来回的训练，让他识别和跟踪的速度越来越快。”何江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既是检测手段，又是一种训练工具。”

“现在的检测手段非常丰富，不要说艺术对人的刺激，就连冥想、梦境都可以检测。当然，这是在正常人身上，在植物人身上还需要很多摸索。”杨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用科学来反应艺术，也许将来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些植物人身上的东西。”

身体受伤后与心理无关吗？

做艺术唤醒之前，吴超听广州军区总医院的白红民医生说过一个医学发现：英国科学家艾德里安·欧文分别给一位处于植物人状态长达十六年的病人和一位健康的志愿者同时看希区柯克的电影剪辑，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二者表现出相似的活性。

“医学已经证实植物人是可以看影像的，”吴超说，“但我会觉得这个电影很紧张，为什么不定制一些他们喜欢的（影像）呢？”吴超决定为佳美定制一部影片，其中充满佳美的个人记忆。

吴超与佳美的父母和好友细致交谈，在佳美家里收集视听素材。“吴老师来我们家好几次，佳美房间里所有的用品，她都翻出来，拿到门口利用光线来拍，一些小小的线索也不放过。”佳美母亲回忆，“还让我从厨房走出来，敲卧室的门，她躺在我女儿的床上，拿着录音笔记录那个声音。”

在反复观看这些特别制作的影像之后，佳美最终苏醒了。

苏醒后的植物人佳美比出“I love you”（我爱你）的手语（吴超供图/图）

事后，吴超意识到自己懵懂触碰了心理学方法，去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读了两年心理学。2015年，第二个艺术唤醒案例开始时，心理师赵安安和朱绘霖也加入了艺术唤醒团队。

心理师朱绘霖在日常工作中常常从对方的记忆入手。“你要了解他是谁，他过去的生命轨道是怎样的，”朱绘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植物人都是因为外伤或者脑损伤切断了生命的轨道。从深度心理学来说，只有了解他以前生命的动力，才知道怎么把他拉回轨道上，他才会回到他的生命系统或者循环里面。”

吴超、赵安安在台湾工作时，当地许多医院已经引入临床心理科，心理师开始介入多种伤病的治疗。赵安安说起她的心理师朋友钟灼辉，从飞机上掉下来，右脚组织坏死，医生建议截肢。钟灼辉本人是心理师，会催眠，每天晚上自我催眠在梦中进行意象治疗。

“梦中身处的荒芜大地，有一条条干枯的河沟，河沟塞满了大石头，他每天做梦都把石头从河沟搬出来。之后，他能走了，但脚还痛。后来，遇到一个气功师，教他练气功。那以后，梦中下起了雨，河沟有了水流。他痊愈了。”赵安安说，“前段时间，他刚跑了马拉松。”

“一般人会觉得身体受伤关心理什么事，”赵安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就像我们做植物人的唤醒时，人们通常想到的是植物人该接受外科手术、高压氧，不会想到用艺术和心理学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在个性化唤醒方案之外，吴超和赵安安又设计了有共性的艺术唤醒方案。她们把植物人看作生命能量比较低的状态，认为首先要激发植物人的本能和感官。这套视听作品包括《能量》《味觉》《性欲》和《安宁疗愈》。“弗洛伊德和荣格都讲到，视听嗅味触这五感，以及性欲，是每个人体验到自己活着的一种本质的存在（状态），也就是力比多。”深度心理学博士出身的朱绘霖分析。

两位心理师为吴超提供了很多心理治疗方法，但这些方法都需要跟患者对话，植物人不能对话，于是吴超就用艺术手法把它们化用到视听作品中。

在深度心理学的沙盘游戏中，大部分处于创伤转化阶段的病人，会画大量森林和水的图像，这是他们在转化心理能量时自然呈现的图像。于是，吴超创作艺术唤醒影像时，专门使用森林和水的意象，输送给植物人。

后来，吴超又研发了植物人与家属的共绘本，即在一些空白的封闭图案上，植物人在家属协助下用手指蘸着水彩颜料填充颜色。“我们设计了很多圈圈，都是包围性的图案。原始人沟通就是画圈圈，那叫拓扑，那种文字形态反映了他们沟通事情的一个心态，人在涂写包围性的图案时，情绪是比较安定的。”赵安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8年7月24日，吴超的艺术唤醒团队在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开展植物人与家属的“意识疗愈”共绘活动。已经醒来的植物人乔先生在志愿者的辅助下涂抹颜料。（田渭涛/图）

朱绘霖建议加入曼陀罗和圣甲虫的图案。在深度心理学中，曼陀罗是聚合趋中和完整性的象征，北京的天坛、西藏的唐卡都使用曼陀罗的形象。“圣甲虫代表重生，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朱绘霖说，“虽说很多人看到圣甲虫的时候，不知道它代表什么，但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会起作用，让人觉得很有力量。”

“感觉自己被爱， 他会更愿意 继续好好地活着”

佳美之后的两个植物人唤醒案例，后期进行得并不顺利。

“原因都是家庭关系的问题，”吴超说，“比如病人的爸爸觉得（艺术唤醒）很好，妈妈觉得迟疑，我们做的过程中又是妈妈在照顾，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解决的心理问题，通常是老公有外遇、孩子的学习问题、工作被老板骂，但是植物人家属碰触的是一些很本质的焦虑，”心理师赵安安说，“他们的很多痛苦来自对生命的绝望、无意义和孤独的感觉，比较偏存在主义。”

杨艺天天跟病人家属打交道。“一个家庭，年轻女性的老公成了植物人，这种例子很多，”杨艺描述，“她必须24小时陪在这里，每天帮老公翻身叩背、喂食喂水、排痰排便，一天下来比上班累多了，孩子上学也照顾不上，更不要说自己的生活了，连看电视的工夫都没有，顶多有空玩玩手机，就被拴在这个人身上了。现在我们所做的人文关怀，其实是为了这些家属。”

第二位接受个性化艺术唤醒的植物人阿军的生活用品，包括他在机场买的书、随身洗漱包、盖满戳的护照以及当兵和留英时的照片。（吴超供图/图）

吴超曾经请来五台山的有禅法师，去医院给植物人家属和医护人员讲无常。“让人认识到生命是无常的，就不会为失去而太难过。”有禅法师回忆，医护人员更受益，而家属们却不太听得进，“家属是直接承担痛苦的人，他们会觉得你没有承担痛苦，说起话来会很容易。”

2018年初，吴超偶然认识了执业家庭治疗师梁鸿儒，她才第一次知道这种职业的存在。

家庭治疗创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美国心理学家萨尔瓦多·米纽庆意识到，一个人的身心问题与他所处的心理环境密切相关。“从生物的机理上讲，糖尿病是糖的代谢出了问题。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处于非常激动或者压抑的情况下，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影响自己的糖代谢。”身为米纽庆“再传弟子”的梁鸿儒举例，“一些二型糖尿病的病人，生活中跟周围人的关系处不好，或者家庭里有些矛盾没解决，因此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这种压力会影响到药物的作用，导致他怎么吃药都没用。”

目前，中国内地的家庭大多缺乏心理治疗的意识。“人如果无法意识到心理的不愉快，就会通过身体的不舒服表现出来。”梁鸿儒看过一个心理学调查，中国女性抱怨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比例，比美国女性高四到五倍，“其实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她们可能需要通过抱怨身体的不舒服来获得情感上的帮助，因为我们的意识里可能并不承认心里不舒服也是需要照顾的。”

家庭治疗行业把常见的“家庭病”分为四类——儿童青少年、夫妻与姻亲关系、突发意外和个人发展。在广州的工作室里，梁鸿儒接触最多的是儿童青少年问题。“中国的家庭很关注年轻一辈，愿意为他们的问题负责，”梁鸿儒说，“但是通常我们做到后面，都会变成帮助父母成为更好的伴侣，他们配合得好，才能给小孩一个好的环境。”

“当一个人跟周围人关系很好，感觉自己被爱，他会更愿意继续好好地活着。”梁鸿儒相信，植物人也需要跟家人互动，“家人摸他的手、安抚他，他不一定听得清楚，但是家人的语气和态度会让他觉得自己还是被爱着的。家庭能够支持你康复，感觉会很不一样吧。”

家庭治疗同时也能防止疾病对家属的次生影响。在梁鸿儒过去接受的案例中，家庭里的大人患重病，孩子通常会变成照顾者。“那些孩子都特别‘懂事’，很早在家庭中承担很多责任，自己的不开心，却是比较少被关注的。”梁鸿儒说，“可能他们到了三四十岁，这些问题才会浮现出来，他们希望被关注，又不能表达出来，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总是遇到困难。”

艺术家吴超（右三）、夏维伦（右五）、有禅法师（右六）、心理师赵安安（左一）和四川大学教授谢晋宇（右前）等艺术唤醒团队成员在五台山有禅法师道场基地。（田渭涛/图）

“醒来” 只是个开始

佳美醒来后，吴超去医院探望，却感到很惊讶：佳美眼神涣散，在接连呼唤下能缓慢转动眼珠，右手能微微缓慢抬高一点，表示回应。

“我们很难承认她‘醒来’了，”吴超感叹，“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植物人醒来后，通常仍处于重度残疾的状态，许多人像小孩，大脑要重新发育一次。佳美醒来三个多月后，才认识自己的父母，能够伸出手指回应交流，做3以内的四则运算。醒来8个月后，佳美会发朋友圈了，第一条是“Hi”，接下来的也以短句为主：“我要出去玩”“我要吃”“我要吃鸡腿”“我好开心”“记挂你”……

此时，另一道难关出现了。由于父母离异，佳美从小跟母亲一起生活。遭遇车祸后，父亲感觉亏欠女儿，一直想办法弥补。佳美苏醒后仍有一段漫长的康复期，父亲的家人开始阻挠他继续出钱。据杨艺估算，植物人平均一年的治疗基本费用在五十万元左右，“这只是花在病人身上的钱，还不包括陪护家属租房、吃饭的开销，北京医保是30万，这些植物人基本上在头半年就花完了。”

植物人醒来后，可能无法再回到过去的角色和岗位，就需要心理调适、转换角色。赵安安把这个过程比喻成“软着陆”。“比如夏维伦以前是做市场的，现在没办法再回去做那样的工作，但是他找到了新的自我认同，成了艺术家、做公益事业的人。”赵安安说，“在经历了生命的剧烈震荡之后重新出发，也许你不再是一架飞机，但是你可以做一辆车子。”

家属同样需要“软着陆”。艺术唤醒案例之一的植物人阿军（化名），苏醒后由于康复问题去世，一直陪护阿军的姐姐因此备受打击。“‘阿军的姐姐’可能是她这几年生活中唯一自我认同的角色，其他的角色，妈妈、太太都放在旁边。突然弟弟走了，她的自我就被打乱了。”赵安安说，“新的自我认同要靠她自己找，我们在旁边陪伴她，告诉她有可能做的事情。”

接受采访前不久，赵安安收到阿军姐姐的短信，她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奉养。“台湾的习俗是父亲跟儿子住，出嫁的女儿不会去奉养父亲，她竟然可以把爸爸接回夫家住，婆婆和老公都支持。”赵安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觉得自己好像完成了弟弟奉养父亲的心愿。她从阿军的姐姐做回了某某的女儿、某某的妻子。”

“追求‘醒’其实是中国植物人家属的心理预期，或者说道德标准——家里有病人，我得弄好，否则显得我没本事。事实上，那些治疗都是很痛苦的，对病人来说强度是很大的。”杨艺去国外交流，发现许多康复中心的植物人并不是插着很多管子光着身体排成一溜，“他们把植物人作为一盆花，护理得非常光鲜，每天穿上漂亮的衣服坐在那里。植物人都过得很舒服，白白胖胖的，家属也挺开心的。而我们现在是全力以赴，就是要达到技术高峰，要把这个人弄醒。”

意识障碍患者在燕郊人民医院观看共性化艺术唤醒方案。与三个个性化唤醒方案相比，共性化唤醒方案能同时服务于所有植物人。（吴超供图/图）

“生命力疗愈花园”

欧美的艺术治疗发展了七十多年，已经介入到各种疾病的治疗中。

吕素贞是最早把艺术治疗带到台湾的人之一。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很多西方心理治疗师到台湾帮忙，“台湾人民第一次认识到，心理创伤是需要治疗的，这也引发了台湾对于心理治疗工作的兴趣。”吕素贞回忆。

然而近二十年过去了，台湾的艺术治疗师仍然非常少。据吕素贞估算，有国外专业学历的艺术治疗师顶多二三十人。“我在美国学习艺术治疗，有法定的课程，拿到学位、实习一年，拿到资格证照，才能从事艺术治疗工作，”吕素贞分析，“但是国外的证照台湾不能用，医生独大，只有他们愿意承认自己（专业）的有限，其他学科的人才能够进入，这部分大陆真的比较进步。”

2008年汶川地震，吕素贞于6月进入震区，为志愿者提供艺术治疗。“他们受到那种冲击，不知道怎么去排解，”吕素贞准备了各种黏土，让志愿者们拿在手上揉捏，“后来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有了笑容，因为艺术介入就是可以让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放松下来。”

2018年7月，吕素贞来北京做艺术治疗工作坊，感叹这里的医生“愿意开放、表达自己内心很少被碰触的东西”。

不过，大陆的艺术治疗刚刚起步，比台湾晚了二十多年。附屬八一脑科医院引入了一些艺术唤醒手段，但是没法专门建艺术治疗室。“盖医院从画大楼图纸的时候就很严密了，一层楼有多少病房，每个病房里的氧气管道都是埋在墙里的，这间屋子是换药室、这间是病房，都规定好了。”杨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建艺术唤醒室，除非设计这个医院的时候，就想好了，说服管理层接受，治疗的效率难以保障，还要增加人力……”

“中国人文教育是偏弱的，大家对这个事物的认知程度不是特别高，”何江弘说，“另外还需要政策层面的配合，人文干预到底算聊天还是治疗，如果算治疗的话，是不是应该备案？”

2018年7月25日，吴超的艺术唤醒团队在北京市圣马可医院开展植物人与家属的“意识疗愈”共绘活动。今年四岁半的女童昕昕（化名）成为植物人已经三年，父亲正握着她的小手感受鲜艳的颜色。（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图）

目前有三家医院引进了吴超的艺术治疗，都以公益项目的形式，众筹资金、招募志愿者帮助实施。“像共性化艺术唤醒，我提供给医院的（方案）是无偿的，但是需要有一个人监控使用，这个人还要比较懂艺术，根据植物人的状态调整唤醒方案，就像开中药一样，”吴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工作需要整天都在，志愿者做不了，医护人员即便很积极，但做这个是没有工资的。”

如今，吕素贞已经退出台湾的艺术治疗一线，改做艺术陪伴。“治疗应该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我们还不到时候，所以现在做的是非治疗性的，用艺术来照顾人的心理，帮助他们表达。”吕素贞了解到，澳大利亚已经在社区建立了一些开放型画室，由艺术家和社工组织，不想上学的青少年、从精神病院出来后难以适应家庭生活的人、退休老人都可以进去创作，而非必须艺术治疗师。

2018年7月中旬，艺术唤醒团队结束在北京的论坛后，去五台山行走。

这里是有禅法师的“主场”。2017年，有禅法师参与了艺术唤醒。此前，天台山的一位出家人的师弟出了严重车祸，变成植物人，一群师兄弟每天去病房陪伴。“每天念水忏经、地藏经等经文，即便他没有醒过来的时候，也不会把他当成病人，会和他开玩笑，甚至去逗他。不到半年，那位出家人醒了。”

有禅法师在宜兴大觉寺出家时，很多患精神疾病和癌症的病人来做义工。“每天五点之前起来，上早课，帮忙做菜、洗菜、煮饭，包括扫院子、擦拭各种东西。闲着的时候，自己念经，晚上八九点就休息了。”有禅法师回忆，七八成的义工病情都好转了，“在寺院无偿地服务，人的心态会改变，会懂得付出和奉献，对身心恢复来说才是真正的疗养。”

现在，有禅法师正在五台山牵头修建一座禅院，作为“艺术唤醒”项目的“生命力疗愈花园”。闲时，她去各地组织禅修。“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播放泰国的《慈经》，大家不懂泰文，但现场有一些人想哭，”有禅法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音乐也好，咒语也好，跟心相通，与我们内在的慈悲本质是相应的。”

禅修结束时，有禅法师敲响引磬，唤醒众人。磬声也被用在艺术唤醒的影片中，有禅法师说：“远远地，你也能听到它的声音，就像在它跟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