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二代出路难寻 家很远家乡更远

　　打工者二代出路难寻 家很远家乡更远

新工人影像小组在位于丰台大葆台附近的快递仓库组织放映

　　家很远，家乡更远

　　从北京市中心到城郊的家，骆锦强需要把一条地铁线路从头坐到尾，再换乘公交车。不堵车的话，他一个半小时能到家。这个“家”，是他租住的一间公寓，也是他工作的地方。

　　从北京到安徽的老家，他需要坐一宿的火车，再加9个小时大巴，“折腾一整天”。

　　来自河北的彭彭，最喜欢北京的地铁。一节节车厢“夹杂着情绪，承载着梦想”，在城市的地下穿梭，像一头巨大生物的血管。地面上，都市飞速生长着，地下的“血管”里，“流淌”着为了建设这座城市而奔波的人。

　　这个90后的年轻人，如今也是血管中的一滴血液。他常年奔行在找工作和去工作的路上，背得出北京16条地铁三分之二的地铁站名。地铁里，有天南海北的口音。

　　29岁的杨龙一张口，就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听口音很难判断出他是河南人。小学四年级时，他被父母从乡下老家接到北京，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动儿童”。

　　近20年过去了，家乡成为他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如今，他是都市里的“新工人”，是“在北京长大的外地人”。

　　他们身上贴着标签——打工者二代。他们踩着父辈的脚印，从农村走进城市，想要扎下根来。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长大，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租房。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结婚，开始养育打工者第三代。

《野草集》镜头中的某民办小学

　　“打工者二代，是出生和成长在改革开放的这一代。与打工者一代相比，他们受过相对更好的教育，在物质上也更宽裕。他们对城乡差距的感受更明显，比父辈更想留在城市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但这些打工者二代，也经历着更加明显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除了生活上实际遇到的问题之外，他们还需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割裂感。”

　　对他们来说，家很远，家乡更远。

　　没家回的人，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

　　彭彭的父亲是2009年来北京的，在工地上干活。2011年，还在读高三的彭彭也来了。他在北京当了两个月保安，就老老实实回家上学去了。

　　后来，彭彭每年都会来北京，在各式各样的城中村和地下室暂居，到处打工或实习。2016年，他参加了 “新工人影像小组”。

　　王德志是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的主办者之一。他来北京时刚满18岁，刷过碗，送过水，发过小广告。他经历了两次阅兵和一次奥运会，见证了北京的房价从一平方米几千元涨到几万元，地铁线路从个位数变成两位数，高楼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

　　王德志称自己是打工者1。5代，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半是床，另一半是书架。

　　他的儿子在北京出生长大，但他调侃“只是暂住”。

　　他一直想拍片子，把镜头对准了打工者二代。2016年，他和宋轶一起，完成了剧情片《移民二代》和纪录片《野草集》。

　　在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被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打工者二代，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回不去家乡”的一代，又是“难以进入城市”的一代。

　　杨龙爱看书，喜欢看《平凡的世界》，小时候“最疯狂的梦想”是当作家。他还记得，同龄人韩寒刚出名的时候，他把《三重门》读了好几遍。

　　如今，梦想和生活离得越来越远。初中毕业后，杨龙去当了快递员，很少再拿笔了。2009年，他把自己的积蓄攒了攒，承包了一个快递站点。《移民二代》里的几个年轻人，最后选择的出路，同样也是承包了快递站点。

　　“那些场景就是在我那个仓库里拍的，”杨龙回忆，“其实拍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在给快递员开会的场面。”

　　他在那场戏里客串，出了镜，而这部电影里的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者二代，有些甚至是他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

　　《移民二代》制作完成之后，“新工人影像小组”组织了几次试映。他们在杨龙的快递仓库里架起投影仪，摆了一排排椅子，请了一些快递员工和工友来看。影片节奏舒缓，第一个场景是男主角骑着电动车，在城郊的村落里穿行。主题曲悠悠地唱着：“没家回的人，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

　　一些人踏踏实实坐在椅子上，把这个100分钟的故事看完了。而另一些人，看到一半就离场了。

　　宋轶发现认真看完片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打工者第二代。而那些提前离场的，虽然和“二代”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同样是85后90后，却是在农村出生成长，长大后才到城市来打工的，他们表示，比起看电影，时间更应当用来做和他们的工作效益挂钩的事。

　　“相比来说，在城市出生长大的移民二代，会显得更懒散一些。”宋轶发现，在打工者二代看来，那些碎片的时间，就算都拿来赚钱也没什么用，房子还是买不起，城市的户口仍旧得不到。还不如稍微娱乐一下。

　　更何况，看的还是一部与自身处境有关的电影。

　　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熊易寒教授看来，随迁子女的“全面城市化”趋势，正在成为一个不可忽视、不可逆转的事实。他们不仅是“流二代”，而且是“城市新生代”。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比起上一代，这些年轻人很少会选择建筑或制造行业。

　　“他们更喜欢做小生意，或者选择服务业，还有些会去做社会工作者。比起有城市户籍的同龄人，打工者二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会低一点，但双方的价值观差距很小。而这些打工者二代的孩子，新出生的打工者第三代，看着完全就是城里孩子了。”熊易寒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他们不再属于农村，很多人没下过田，叫不出地里农作物的名字，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农村。有的甚至记不住老家所在乡镇的名称。他们的双脚，更习惯踩在水泥地上，而不是泥土中。

　　可熊易寒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所认同的城市还没有正式接纳他们”。尽管这些打工者二代，已经在城市里定居，在官方的定义里，他们依然是流动人口。

　　他们的户籍仍然在乡下老家，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无论相隔百里千里，仍然远远系在他们的身上。

打工者二代出路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