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5日白歆惠李宗瑞实图,年仅32岁的鉴湖女侠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牺牲前,曾向监斩官李钟岳提出三个要求。
(秋瑾剧照)
那么,秋瑾究竟向李钟岳提出了哪三个要求?李钟岳面对秋瑾的要求,为何只答应了两个,另一个不答应?事情还得从秋瑾被捕说起。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安庆刺杀了清廷安徽巡抚恩铭。随后,在夺取安庆枪械库的战斗中,徐锡麟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由于徐锡麟起义失败,直接导致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7月7日,浙江巡抚张曾杨命令绍兴知府福贵,搜查大通学堂并逮捕秋瑾。
山阴知县李钟岳在接到福贵的命令后,心中十分的痛苦。他私下里和秋瑾有过接触,十分钦佩秋瑾的胆识和才干。尤其是对身为弱女子的秋瑾,不但能吟诗作对,还心系家国天下,大胆追求妇女解放,提倡民主革命,印象极为深刻。
此刻的李钟岳,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尽可能地拖延时间,让大通学堂里的秋瑾和学生们能从容撤退。在福贵的一再催促下,李钟岳才不得不在7月13日,硬着头皮带领清兵前往大通学堂。
即便这样,李钟岳仍然还在为秋瑾考虑。他为了阻止清兵开枪射杀学堂师生,故意坐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并在抵达现场后,下令“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秋瑾既没有逃走,也没有做任何抵抗。她已下定决心,为革命流血,从容被捕。李钟岳随后押着秋瑾等8人回到山阴县衙。
(李钟岳剧照)
福贵当夜对秋瑾进行了审讯。纵使福贵百般拷问,秋瑾始终只承认参与了妇女解放运动,对指控参与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活动,一概矢口否认。一无所获的福贵只好暂时作罢,将秋瑾交由李钟岳继续审讯。
第二天,李钟岳在县衙提审了秋瑾,不但没有刑具加身,还对她礼让有加,专门为她放置了一把椅子。审讯的整个过程,就像会客般平静而礼貌。最后,秋瑾的供词只有一句话,这就是传颂百年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福贵在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痛斥李钟岳故意偏袒秋瑾,责问:“为何不用刑?”李钟岳回到:“均系读书人,面对弱女子,碍难上刑。”
但李钟岳毕竟只是一个区区知县,能量有限,他无法阻止清廷杀害秋瑾的险恶用心。
7月14日晚上,李钟岳接到了张曾杨的手谕,“将秋瑾就地正法”。
李钟岳试图做最后的抗争:“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但他的话不够分量,根本没人理睬。即便李钟岳“竭力阻拒,几至冲突”,但仍然无法挽救秋瑾被害的命运。
行刑前,李钟岳对秋瑾说到:“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随即“泪随声堕”,左右之人也“相顾侧然”。
但秋瑾却毫无惧色,只给李钟岳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准许写家书诀别;二是不要枭首;三是不能剥去衣服。
李钟岳爽快地答应了秋瑾的后两个要求,但对第一个要求,李钟岳却最终没有应允,这又是为什么呢?
(李钟岳和秋瑾剧照)
其一、李钟岳没有胆量答应秋瑾。
秋瑾被害的“罪名”,是参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她在清廷眼里,就是个“政治犯”。
实际上,清廷坐卧不安的,并不是什么妇女解放运动,而是忌惮秋瑾倡导的民主革命。害怕国人在秋瑾的号召下,掀起轰轰烈烈的反清起义,推翻腐朽清王朝的统治。
因此,对于这样的革命者,清廷是不会有丝毫仁慈的,更谈不上同情。绝不会让秋瑾在牺牲前,还有书信存世,哪怕是诀别家书也不行。
再说了,秋瑾如果写家书,还可能因此连累更多的家人。李钟岳不愿意出现这样的后果。
其二、李钟岳没有机会让秋瑾写诀别家书。
从7月14日凌晨2点,李钟岳接到了浙江巡抚张曾杨处斩秋瑾的手谕起,直到凌晨4点,秋瑾被押赴刑场,英勇就义。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中,李钟岳和秋瑾的一言一行都在福贵的监视之下。因为清廷已经不再信任他了,但福贵又不希望自己手上沾染革命者的鲜血,只好让李钟岳做监斩官。
因此,李钟岳即便敢冒杀头的风险,答应秋瑾的要求,秋瑾也没有机会完成诀别家书。
实际上,李钟岳还是为秋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秋瑾牺牲后仅仅3天,清廷就以“庇护女罪犯”为由,将李钟岳革职了。
离任的李钟岳终日郁郁寡欢,对秋瑾的死始终无法释怀,整日不断地重复念叨同一句话:“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最终,李钟岳因内疚而上吊自杀。
此时,距秋瑾被害不过百日。
(参考资料:《辛亥革命中的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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