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1923年首次访问纽约,码头和附近道路上欢迎的人人山人海,《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大报纸第二天头版刊登了爱因斯坦抵达美国受到隆重欢迎的文章。以相对论闻名的科学家在美国一夜之间广为人知。
当时纽约当地犹太人报纸,头版报道的是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魏茨曼率领的犹太代表团来访,魏茨曼还获得了纽约市长给予的城市钥匙。这篇报道中只在最后提了一句,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随团访问纽约。
两则报道对比一下会发现,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在初到美国就暴得大名,其实是历史的误会。之所以有两万人在纽约夹道迎接,是因为人群在欢迎魏茨曼率领的犹太人代表团,而代表团访美的目的是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而造势。纽约住着大批犹太人口,自然在当地社团的组织下夹道欢迎。
但美国主流媒体当时对犹太人建国事业并不关心,在他们眼中,爱因斯坦比魏茨曼出名得多。他的相对论在1920年代初就被英国天文学家观测证实,一下子成为科学界的名人。但因为爱因斯坦来自一战战败的德国,又是犹太人,而当时美国反犹情绪比较高,他在美国并不被认为是什么科学天才。来到美国前,爱因斯坦还说过一句大话:地球上只有十二个人能懂我的相对论。被美国媒体斥之为傲慢,观感不佳。所以如果没有这出万人夹道欢迎的戏码,很难说爱因斯坦能否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名人。
但爱因斯坦已然是科学界的名人,美国主流大报还是派出记者去采访他,记者到码头前就发现有两万人夹道欢迎来访的爱因斯坦,顿生敬意。与爱因斯坦直接接触之后,发现他并不是很多人印象中傲慢的科学家的样子,反而穿着有点困窘,回答问题也有些羞涩,时不时露出弥补自己紧张情绪的笑容,在尽可能用简单语言描述了相对论之后,对记者的问题有问必答。显然,爱因斯坦给记者留下了谦逊、不拘小节、平常人的印象,加上外面人山人海的欢迎人群,两张大报的报道第二天都上了头版,一下子为爱因斯坦在美国的人气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十年后卓别林请爱因斯坦游历好莱坞,车行之处,得到许多路人的欢迎。卓别林戏言:“你受欢迎,是因为大家都不懂你的理论;我受欢迎,是因为大家都懂我的戏。”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难懂并不影响他受美国大众欢迎的程度。
如果没有偶然地成为犹太人代表团的一员在纽约接受两万人的夹道欢迎,没有两大美国主流报纸头版的报道,爱因斯坦估计只会是科学圈里的名人,绝不会成为整个二十世纪最有名的科学家,被《时代》周刊评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爱因斯坦的幸运恰恰是他的科学名气让他可以与一场不大相干的造势活动勾连起来,把他的名声推广到了普罗大众的心目中去。
爱因斯坦成名的偶然,可以说是成功学的经典案例,从中可以探讨一系列话题:为什么有的人能成名,有的人却郁郁不得志?成名的推动力到底是什么?是外在的追捧还是内在的成就和贡献?
社交网络决定成名
成名该怎么定义?在新书《TheFormula》(成名配方)中,作者美国西北大学复杂网络学教授巴拉巴斯(Barabasi)特别强调,成名是他人眼中的成功,成名来自更多人的称赞,尤其是圈外人的称赞。成名就是除了在圈内知名之外,圈外人也都追捧你,在能理解你的工作和专业的圈子外面仍然能够收获粉丝,受人追捧。
爱因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真正能理解相对论的人寥寥无几,但这并不妨碍他被尊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因为他被主流媒体投射上了一种光环,一种认知度,而这种认知度一旦被加持,就从某种意义上与他个人今后的科学成就脱钩了。
要取得家喻户晓的知名度,必须建立超出自己生活和工作圈子的人脉网络。这恰恰是爱因斯坦暴得大名的最重要的推手。作为犹太人,他并没有局限在科研的小圈子里,他在科研圈出名之后,开始留意圈外的生活,这是他会被邀请加入魏茨曼的访美代表团的原因。当然,如果你已经有名气,也更容易经营这种在自己领域之外的社交网络,魏茨曼何尝不希望自己的代表团中有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呢?
社交网络不仅对成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在某一领域获得成功,进入到一个能帮助你成功的人脉网络(核心圈子)也特别重要。
巴拉巴斯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很有说服力。他成长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在冷战期间,作为苏联阵营的罗马尼亚人,求学发展,除了去东欧苏联之外,去西方其他地区都很困难。巴拉巴斯身边有很多比他聪明得多,小时候也成绩出众得多的人,比如初中就获得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大赛的选手,但是因为没有能够进入西方学术的圈子,几十年后变得默默无闻。而巴拉巴斯自己却机缘巧合,一度作为博物馆长的父亲被免职,被迫流放到匈牙利,给了他在匈牙利上大学的机会,又通过导师谋求到了到美国读博士的机会。这些都是机缘。没有这样的机缘,无法进入西方的学术圈子,很难出头。
在获得成绩之后,是否成名,获得名声,还要取决于核心圈子之外的更广义的社交网络有没有意愿推广。
一战时德国的顶级飞行员“红男爵”就是很鲜明的例子,即使一百年后,了解一战历史的美国人仍然知道德国有一个超级飞行员,击落过敌机无数。同一时期,法国也有同样战绩显赫的飞行员,今天却寂寞无闻。
红男爵之所以到现在仍然著名,有各种原因,包括他的个性,包括他的张扬的做法,比如把飞机漆成红色,也包括他最终战死,这些都有助于塑造他的传奇。但是更重要的是,德国军方的宣传机器认为他的勇猛值得包装以鼓舞士气。相比之下,军方的宣传显得更重要,一个人的成名,有时候与你的能力和努力无关,而是恰好符合别人宣传的需要,就因缘际会,暴得大名了。
酒香不怕巷子深,只怕游人没时间
哈利·波特作者罗琳在成名之后曾经以笔名写了一本侦探小说,她希望在青少年魔幻文学之外开辟新的赛道,再以内容取胜,而不是因为自己的名气卖座。结果,这本侦探小说只卖出去了500本。直到有读者发现小说的作者与罗琳是同一个代理,而且文章的遣词造句有相通之处,才揭开谜底,知道作者就是罗琳。当读者意识到这本侦探小说是哈利·波特作者所写,一下子热卖了几十万本。
罗琳的案例其实是一场检验作品质量和作者名声哪个更重要的自然测试,测试到底是因为一个人作品有名了,作品才好卖,还是只要是金子就一定能发光。三十年前,美国著名小说家史蒂芬·金也做过类似的尝试,结果也是一样,即使是金的手笔,如果是化名出版,仍然无人问津。
名气真的那么重要?没有名气的人岂不是都没有机会了?到底又该怎么才能成名呢?会不会被绕进“22条军规”中去?
雅虎旗下的一个研究机构MusicLab(音乐实验室)为此做过一次著名的实验,招募一万多名年轻音乐爱好者,把他们分组听25支音乐,然后看他们是否能够区分出音乐的高下。有意思的是,每个分组都基本上很快能达成共识,一开始被认定为好歌的歌曲被下载的最多。问题是不同组所选择的好歌却很不相同。这一实验发现,影响好歌的标准可能是最初谁把哪首歌推选成好歌。换句话说,当某个人的喜好成为潮流,大家都特别容易随大流。只是这种喜好有点随机。
音乐实验室后来又做了一次实验,把一些大家喜爱的歌故意放在排名最后,看看“被埋没的”好歌是不是能够有机会被大众挖掘出来。结果很正面,被压在排名最后的好歌渐渐被挖掘出来,最后冲到了排行榜的第二。
通过这一实验至少可以验证“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个道理,虽然花费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挖掘出优秀内容所需的时间比较长,同时这首好歌最终也并没有冲顶。这一实验证明一个产品要真正成功,不仅需要有热度,有人追捧,还是需要有高质量的内容,假以时日,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
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尤其是数字社会,最稀缺的就是时间。创业公司可能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去证明自己,一项产品、一首歌、一本书,也可能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能证明自己,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很可能被埋没。高强度竞争的市场,快速变化的节奏,不会给你脱颖而出的时间。
第一组实验也告诉我们,对于创造性的产品,无论是音乐还是小说,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口味,潮流和名声因此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独立评判一个作品的好坏太难了,而在人群中,随大流非常容易。
实验也证实,真正要挖掘出群众的智慧,就不能让他们之间相互影响。比如让每个孩子去猜盆里放了多少颗豆子,有足够多的孩子去猜,把他们猜的数字平均,就可能很接近真实的情况。不过,确保答案准确的前提是不能让孩子们的猜测受别人的影响。换句话说,要想挖掘群众的智慧,必须保证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是相互不干涉的。在现实场景中,不受别人影响非常难,这也是导致热门的东西更热门,酒香仍然怕巷子深最主要的原因。
关于名声,这个世界一直是势利的
一个人的成名,如果主要依赖外部人脉网络的认可和影响,那么这样的声名也很可能被扭曲,名不符实的案例并不罕见,尤其当许多重要的突破依赖的是团体的努力,而不是某个人的成功的时候。
团队的成功需要多元的人才和团队内部的动态平衡,但是最后外界把成功的名声归功于谁,却不一定与每个人的贡献有关,而取决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成功被别人冒领司空见惯,因为世人总是势利的。
随着经济日益复杂,要解决的问题也日益复杂,依赖团队解决问题的情况大增,类似居里夫人或者爱因斯坦这样独自解决重大科学课题的例子越来越少。但问题是,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找到一两个主要创作者,诺奖最多也只颁发给三个人。如果一个比较大的团队,有几十人上百人一起作出开创性的工作,结果一定是一两个人暴得大名,而大多数人默默无闻。乔布斯创造了苹果手机,但是打造智能手机背后的工程师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整体而言,这也是人类经过千百万年进化之后所获得的能力——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奖项授予了从海蜇中提取荧光蛋白的发现和应用有突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而从海蜇中提取蛋白质荧光剂的第一人道格拉斯·普拉舍博士(DouglasPrasher)却与诺奖失之交臂。
绿色萤光蛋白(GFP)的发现和应用是生命科学革命性的里程碑,因为以GFP和其他荧光蛋白为基础的现代分子成像技术,成为了生物医药科研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显微镜,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疾病的认知过程。
从1980年代初,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普拉舍从约7万只水母中希望提纯GFP基因,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之后终于提取了完整的GFP基因。但他却是不幸运的,实验耗尽了所有的研究经费,争取长期教职的面试没有通过,他的研究也没人看好,后续的研究经费没有着落。最终普拉舍选择了放弃,但是仍然无私地把自己研究GFP基因的成果,邮寄给了两位对他的研究保持关注的研究者——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学家乔非(MartinChalfie)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钱永健教授。
十七年后,两位教授基于他的发现培养出了蛋白质荧光剂的各种应用场景——比如去观察癌症细胞中蛋白质的变化,或者小白鼠在走出迷宫时的大脑神经变化——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而普拉舍却沦落到在美国乡下的一个汽车4S店开接送班车的地步,挣着最低工资。
有人可能会说,普拉舍放弃早了,也可能会说,他对GFP基因的分享太无私了。但是不能否认,他提纯的基因,是乔非和钱永健教授研究的基础,而诺奖并没能记下普拉舍的贡献。
类似的案例不少。盖茨在乔布斯死后对两人的成功就曾经这么评价“史蒂夫和我总能得到比我们应得的更多的赞誉,因为不这么做的话故事就会变得复杂得多。”这句话颇能涵盖声名与与功劳的错位。当现实变得日益复杂——想象一下第一部苹果手机的问世背后有多少位不同领域工程师的心血——就更需要比较简单的历史叙事,而盖茨和乔布斯就自然是这样叙事的当然主人翁。
很多时候,因为机缘巧合,因为规则限制,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非常势力的,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个人的努力、贡献和才干和他的成功、他的名气并不能划等号。这是现实,但理解这样的现实,恰恰可以帮助成功者去谋求变革。
争名分,不能让
一项对突破性科研成果的成绩如何归属的研究发现,一项突破应该归功给谁,并不取决于到底谁付出最多,或者谁最先想到了突破性的概念,取决于在这一领域内谁被认为是权威。
例如一名初出茅庐的研究者,和大师一起合作写文章(不管谁名列第一作者,作者人数多了,尤其是科学研究,可能排序是按首字母或者姓氏笔划排序),的确能够在最初阶段给职业以推动力,让论文有机会发表。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是大师对后辈的提携,有了大师的署名,文章的知名度和被引用的频次也可能增加,有助于后辈的曝光。
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如果他们一直隐藏在大师的阴影下,哪怕他们再努力,他们的真实贡献很难被外界所认可,他们与大师的长期合作,一定是大师获得名利。这是社会的现实。
对于任何有雄心的年轻人而言,积累到一定阶段之后,需要学会“单飞”,也就是找到自己独特的细分领域,开创出一片自己的天空。对于初出茅庐的小家伙而言,大树底下好乘凉,可是时间久了也会发现树荫遮蔽阳光,想要获得更多阳光雨露的滋润,得及时开辟自己的天地。
资中筠就是一个例子,五十岁前,她花太多时间做翻译、做秘书、做捉刀人,直到五十岁的一场大病让她突然有时间反思自己半生的碌碌无为,立志要重回书斋做学问。之后很快她就利用美国国会解密档案写出了第一篇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成为研究美国的学术带头人。
和很多“成名要尽早”的例子不同,资先生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只要努力,成功随时可能,只要坚持不懈。
爱因斯坦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或许出自偶然。他也似乎是成名很早的先例,不到三十岁就写出了相对论。但是,从现在反观爱因斯坦的成就,却发现他并没有躺在成绩的光环上止步,他的研究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名声而大噪。他于1937年发表的有关量子纠缠的论文,在几十年后被发掘出来,成为被引用最多的论文。
美国黑人女歌手DarleneLove就是一个奋起去找回属于自己荣耀的人。她声音雄厚特别,却一直被唱片公司压榨,甚至声音被别人冒领,自己不得不长期屈居幕后,甚至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帮助别人打扫房间补贴家用。直到有一天,她在一家富人的别墅里打扫卫生时听见了收音机里传来自己的歌声,却根本没有人提及她的名字的时候,她觉悟了:自己永远不能躲在幕后,需要去争取镁光灯。几番博弈之后,她最终争取到了自己的名分,成为著名的歌手和演员。
为什么要去争取名分?因为在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成就的差别并不会太大,但是成名的差别巨大。每个人的成就是有限的,但是一旦成名之后,它所带来的财富和名声,却是没有边界的,因为成名之后一个人能取得的财富和名声,已经与能力脱钩了。
举个例子,美国著名大学的橄榄球队教练的收入在过去二十年涨了20倍。德州大学橄榄球队教练的年薪就高达500万美元,是大学里工资最高的雇员。原因并不是过去二十年橄榄球队的教练都付出了巨大努力,彻底改变了橄榄球。教练工资上涨了20倍,与他本人的能力无关,而是因为随着大学橄榄球的热度增加,每个赛季带来的效益激增。在过去二十年,如果你是各方追捧的名教练,就能名至实归。
名利场是一个存在的现实,如果想要得到属于自己应得的认可,仅仅依赖个人的努力并不够。在外人看来,成名好像只要努力,只要有才华,只要有创意就好了。但是,在现实世界,希望成名的人,除了内在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这两点都是自己可控的——还需要外在的推动,可以说是运气,可以说是贵人相助,可以说是有人为你打开一扇门。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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