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武穆之死：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公元1141年，金国在无力攻灭南宋的情况下，重新与宋议和。苟且偷生之赵宋朝廷乘机开始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尤其是坚决主张抗金的岳飞、韩世忠二人。完颜兀术在给秦桧的书信中说“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在昏君赵构默许下，四月，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将被调离军队，到临安枢密院供职。

岳飞回朝后，立足未稳，即遭秦桧党羽万俟卨、罗汝楫弹劾，诬蔑岳飞援淮西“逗留不进”、主张“弃守楚州”，岳飞先是被罢枢密副使，充“万寿观使”之闲职。在秦桧授意下，张俊利用岳家军内部矛盾，威逼利诱都统制王贵、副统制王俊先出面首告张宪“谋反”，继而牵连岳飞。张俊私设公堂，向张宪严刑逼供，毫无结果之下，竟捏造张宪口供“为收岳飞处文字谋反”。岳飞在江州居留为时甚短，就接到宋廷命令，召他回“行在”临安府。十月十三日，岳飞被投入大理寺狱中，此前其长子岳云也已下狱。岳飞义正词严地面对审讯，并袒露出背上旧刺“尽忠报国”四字，主审官何铸见此，亦为之动容。何铸查得岳案冤情，如实禀告秦桧。秦桧却说：“此上意也！”改命万俟卨主审此案。卨用尽手段，也无法使岳飞三人屈招一字。飞宁死不自诬，乃至以绝食抗争，经其子岳雷照顾，才勉强支撑下来。万俟卨等逼供不成，为了坐实冤狱，又为岳飞罗织了所谓“指斥乘舆”、“坐观胜负”等数条罪名，欲将飞一举定为死罪。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以飞为无罪，与万俟卨竭力争议，均遭罢官处分。布衣刘允升上书为飞申冤，被下大理寺处死。已赋闲的韩世忠因岳飞入狱之事质问秦桧，桧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忿然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下达敕令：“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杀害，时年39岁；岳云和张宪被斩首。岳飞的供状上只留下八个绝笔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飞死讯传出，临安百姓为之恸哭；消息传到金国，金国大臣酌酒庆贺云：“和议自此坚矣！”

斯录《宋史·岳飞传》之一段以记之：

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家无姬侍。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玠益敬服。（飞）少豪饮，帝戒之曰：“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遂绝不饮。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岳飞忠孝，由此可见一斑。

南宋史中，最为历史牢记之事件，莫过于名将岳飞之以莫须有罪名被害。岳飞本有宋一朝第一忠勇统帅，唯其可以一雪靖康之耻，唯其可倚为国之长城，然高宗私欲，奸相推波，将军内斗（张俊），一代名将，竟以“莫须有”之罪名被杀，其于中华之历史，实为难以名状之大耻辱。每读于此段历史，常为之扼腕而叹：今日之西子湖畔，岳王坟前跪秦桧夫妇和万俟卨、张俊四个罪人之像倘或不冤，然以今人之历史观，岳王墓前，首应跪者，实为宋帝赵构。因为以当时之形势，以岳飞之地位，如无赵构之首肯，秦桧其实绝无能力将岳飞下狱并杀害。史载当岳飞等南宋将领转战大河南北时，秦桧就已经在同金朝官员做投降之谈判接触。此种谈判如无赵构之首肯，秦桧断然不敢为之。中国历朝末代王孙公子几乎都是纨绔子弟，像徽钦二帝及赵构等，他们既不敢受战争的惊吓，也不敢临阵对敌，更害怕自己手下战将军功太高，会危及他们的皇位。为了保住自己皇位，赵构甚至主动向金国纳币称臣，请金主册封帝号，其心甘情愿给仇敌当儿皇帝之丑恶嘴脸，着实应给岳王下跪。

读于南宋之史，更感叹中国自宋以后之历史传统，历来只有冤杀的忠臣，没有谢罪的君王。是以武穆坟前只跪秦桧夫妇等人之外，而没有赵构的踪影，实吾国儒家文化中为皇帝讳之故。反观西方文化中，无论大臣或是君王，只要违背了民族意志，危害于国家人民，都可以拉上历史的“断头台”以儆效尤。以此观之，当今日之世，历史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当抛弃此种“为君王讳”的劣质文化，只要是有罪于人民，只要是不利于民族，都将秉笔直书，直陈其罪，将如赵构一般的民族罪人置于历史的耻辱柱上严加拷问——从而警示于后来之主国政者：当历史给予你国家和民族的重托时，你就必须“持心于公”而不能“谋事以私”，你就必须“治事以能”而不能“临事以庸”——要么，就请自动离去；要么，将遭受万世之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