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什么杀杨宇霆常荫槐

杨宇婷出生于1885年，比帅(张作霖)小10岁，比小南(张学良)大16岁，杨宇婷是一名不沾烟酒、没有爱好的正统军人。峰和高层中独一无二的秀才出身，也是日本军校毕业生。

张作霖在世时，最受重用，长期任奉军的总参议。老帅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猝然过世，少帅张学良一时不知如何安排他，故他的实职只是从前兼任的东三省兵工厂督办。1928年7月17日晚，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遭日本人暗算身亡。杨宇霆的处境更为复杂。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绣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暗示张学良，杨宇霆是他身边的隐患，要及早除掉。

杨宇霆、常荫槐两人鉴于东北大地上的中东铁路归中苏共管，而日本人又一直纠缠着要在东北新建满蒙铁路，向张学良提议：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便于集中管理东三省的铁路，由常任署长。杨宇霆、常荫槐2人都是让日本人头疼的人物，按说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但问题是他俩对张学良接任东北一把手的现实一直不满。那时张学良确也不争气，常开着会就犯毒瘾了，便丢下一班叔叔大爷们回房扎针。有时早晨还爱赖床不起（那时，妩媚的赵四小姐已经来奉天当“秘书”），让厅处长们呆在外头恭候。恼怒的杨宇霆以天下为己任，多次教训“学良世侄”。有一次某处长求见张学良不得，找到杨宇霆，杨怒道：“汉卿已承先业，还是这样懒怠，这怎么得了，我去告诫告诫他。”说着便带领那位处长来到张学良住宅问卫兵：“司令起床了吗？”卫兵答：“未起床。”杨宇霆竟直奔张学良卧室，敲着门喊：“我是杨邻葛，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张学良闻声，急忙披衣请杨入座，杨竟以长者的口吻教训张学良道：“各位厅处长有公事待决，等你数日不见，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杨宇霆的这种做法，使张学良实在难以忍受。为此张学良生气地对杨宇霆说：“我干不了，还是你来干吧。”而常荫槐对“小六子”也颇为不恭，以为他不过是个贪色又吸毒的败家子，故公开场合亦颇多烦言。

1929年1月10日晚，张学良但仍犹豫不决，三次掷银元问卜后才下了杀杨的决心。杨宇霆下班回家，听说有帅府请他去打牌的电话，没有吃饭便驱车前往。谁料一进帅府，就同黑龙江省长常荫槐一起人车被扣，以吞扣军饷，贻误戎机，图谋不轨等莫须有的罪名，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长高纪毅、副官谭海等枪杀在帅府会客厅东大厅（老虎厅）。此即震惊一时的“杨常事件”。后来民间这样传称：“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事后，张学良对自毁长城之举悔恨莫及，命统带刘多荃给杨、常两家各送去慰问费一万元，并亲自给在法国留学的杨宇霆的长子春元去信，安慰他安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