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好是关羽战败阵亡1800年。关羽战败后被杀,历史学界留下了很多谜团。

例如,为何手中仅仅握有部分行政权力的士仁和江陵太守糜芳的倒戈,就能给予关羽致命一击?在这个过程中,荆州数百名文臣武将,其中不乏许多刘备的坚定支持者,去了哪里,荆州百姓,去了哪里?又如,为何仅仅公安一郡降吴,就会引发山呼海啸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荆州全境7郡119邑,几百个亭、乡、里、丘望风而降?这些问题,陈寿没有回答,他也不可能回答。这些问题,涉及到历史研究的深度问题,涉及到历史哲学的发展问题。只有在经过1800的历史演进和认知发展之后,再回首去看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更加逼近真相的解答。而这些解答的催化剂,就是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

一九九六年六月,长沙市第十一建筑施工队正在长沙市五一地下商场施工,一位很普通的施工工人在挖掘过程中,挖出了一枚竹简,上面模模糊糊书写了许多字。这位工人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也看不懂竹简上写得什么。但他隐约觉得这枚竹简很有价值,就上交给了施工队队长。施工队队长又逐级上交,最后这枚竹简被上交到了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局。长沙市文物局立即组建考古队,到竹简发现地进行调查,发现这是一批规模十分庞大的汉代简牍群,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后,他们立刻开始抢救性发掘。发掘后将这批简牍定名为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记载了三国东吴嘉禾元年(232)到嘉禾六年(237年)荆州地区的经济情况和部分历史事件。对于那位工人最初发现的竹简,文物局的专家很快便读出了竹简上的汉字:

上中下品户数薄。其七户上品,其一百一十九户下品。[注:原竹简上无标点,为汉隶。“上”字为补字。]

关羽剧照

这则竹简记载了几个重要信息。第一,关羽统领荆州时期(建安二十四年及以前),长沙地区上品、中品和下品户数。第二,上品户的老百姓和下品户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第三,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在这一年战死),上品老百姓和下品老百姓之间发生了互相侵罚的事件。如果熟悉《三国志》的朋友应该知道,在《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第九》中,详细记载了吕蒙率领吴军偷袭荆州的过程,其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可以和上述竹简内容结合起来看:

(吕蒙)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屯候城防遂溃……(关)羽使人与(吕)蒙相闻,(关)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关)羽吏士无斗心。

吕蒙剧照

大意是,吕蒙到了荆州南郡,收了糜芳和士仁,荆州发生了内部溃败。关羽得知消息后,派人前往询问吕蒙,关羽派去的人回来后,私底下互相交流,才知道自己在荆州的家人全部安然无恙,因而关羽的将士都没有心思战斗了。所以咯,原因比较清楚了,关羽之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糜芳和士仁投降东吴,而是荆州内部矛盾所致,这一矛盾,导致荆州内部自动溃败,也导致关羽军队无心恋战。陈寿生活的时代,对于历史哲学的认知是很朴素的,这种朴素的认知,很容易将历史事件的走向归结于个别主要人物,而非广大人民群众。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糜芳和士仁的背叛,甚至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产生导火索的根本,还要从当时的经济基础上面找:荆州内部贫富差距过于悬殊,阶级对立问题突出。

而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发现,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荆州内部经济矛盾和阶级对立的钥匙。走马楼简牍中记载的“上中下品户数薄”,反映的是公元232年到236年之间的荆州长沙郡(嗯,就是黄忠归顺刘备之前所在的郡,不过黄忠当时在郡治临湘县)长沙县的上、中、下三个级别(品)的老百姓户数比例。从这个比例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长沙县的富人阶级、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的户数比例,进而可以大致推出人数比例。在我们得知了当时长沙县有多少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后,结合史料记载的不同经济水平的人们的资产情况,就能得知资产在三个阶级中的分配情况。最后,我们基于这样两个合理假设:公元232年到236年长沙县的经济和阶级局面,与十几年前的公元220年关羽战败时的局面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只有数量上的增加;以及,长沙县作为当时荆州一个中等发达县,它的情况可以推广到整个荆州地区,甚至当时的全国范围。

首先,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长沙县上、中、下品户数比例。这个数据在整合了那位工人发现的竹简以及之后出土的其它相关竹简后,可以看到:

其上品三十六户,中品一百一十六户,下品五百六十户,下品以下一百三十九户。

因此,上、中、下(包括下品之下)三种户数的占比约为上品4%,中品14%,下品66%,下品之下16%。由此可见,下品户数占当时长沙县总户数的82%。

接着,我们解决第二个问题,相对于户数比例的人口比例,以及资产分配情况。东汉末年到三国初年,当时全国平均每户人家有4口人。荆州下辖七郡,其中长沙郡共有255854户,1059372口(少数吏民、吏士、依附民以及没有录户者不计)。按照上述比例,合理推广到整个长沙郡可知,当时长沙郡大约有4万富人,15万中产阶级,86万穷人。同时,当时资产最高者的资产,是资产最低者的大约500倍。由此可知,当时整个荆州郡内,贫富差距极其巨大。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正是导致“上下品间,盖无相往……二十四年乱相侵”的根本原因。

荆州古城

关羽之败,根本原因在于荆州内部矛盾重重:贫富差距巨大,穷人数量太多,阶级矛盾尖锐。同时,吕蒙攻下南郡后,立即安抚当地百姓,让他们“见待过于平时”。吕蒙这一决策的高明之处在于:第一,当荆州内部矛盾蠢蠢欲动之时,吕蒙作为外部势力的介入,会立即动摇荆州内部对于关羽的效忠。第二,吕蒙非常高明地让荆州老百姓觉得,自己待他们要比之前关羽待他们好得多,这样就暂时缓解了荆州的内部矛盾。吕蒙做完这两件事后,关羽的局面非常尴尬,他之前还是荆州之主,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为荆州的局外人了。

关羽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些问题不但不以关羽这种主要历史人物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会以任何人类的意志为转移。这些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和必然规律,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关羽之败和最后战死,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糜芳、士仁对他的背叛。关羽之败和战死的真正“秘密”在于:关羽治理下的荆州有着巨大的内部矛盾,只要出现任何导火索,这些内部矛盾就会立刻激化和爆发,从而造成关羽无法控制的局面。糜芳、士仁和吕蒙这些人,就是激化荆州内部矛盾的主要导火索。

读完文章,不知大家有没有察觉到:史料中的历史事件和通俗文化里的历史事件之间,其实有一道鸿沟。这道鸿沟的深度和宽度,取决于人们理解历史人物时选择的读物、作者的水平,以及读者的认知。关羽之死这件事,在许多人脑海里就是被偷袭,走麦城。然而历史真相却比演义和传闻精彩得多。所以,如果希望逼近历史真相,希望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真相,就要回到史料中来,尤其是回到那些大浪淘沙始得金的经典史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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