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一凤是什么电影

作者：张鹏

现在，写北京胡同的很多文章，所以北京的胡同生活淳朴、悠闲、传统、缓慢、夕阳般的怀旧色彩。比如“下了一场雪，北京就成了北平”这样的题目相当感人，北京胡同似乎已经成为文化象征。(威廉莎士比亚，《北安结局》(美国电视剧)，《北安结局》)

可是，北京的胡同生活真的是这样的吗？作为一个上世纪90年代曾经居住在胡同里的亲历者，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胡同生活比人们想象的要丰富、刺激、复杂得多，它是天堂，它也是地狱，它让人又爱又恨；住在这里的时候分分钟想离开，走了之后却又思念成疾。

90年代的胡同里，原住民已经开始减少，北漂和租客增多，这里住着混杂了不同身份、阶层和职业的人，教授夫人、摄影家、摇滚青年、老炮儿和小混混，野模和大喇们，相互为邻，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景象。

“太太”的一生

20多年前，最初住进胡同的时候，对胡同老太太还停留在“小脚侦缉队”的印象中，殊不知胡同里藏龙卧虎，随便一位老人，就有可能身世不凡，比如这位“太太”。

人们都习惯于称呼她“太太”，看上去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胡同老人，穿着极简朴，也极干净。她每天去菜市场买菜，冬天自己买蜂窝煤生炉子。谁也想不到，她曾经是家世显赫的大家闺秀，18岁的那一年，就读于辅仁附中的她和在华北中医学校的读书的一位望族子弟结婚了，门当户对，郎才女貌，举行的是新式婚礼，穿着婚纱，坐着汽车，证婚人是位居高位的政要名人。

我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清秀的面庞，摩登的卷发，淡雅的花旗袍，没有出众的美丽，却是一望而知的贤惠。她从养在深闺的大小姐变成了豪门中的少奶奶，１９岁那年她生下了唯一的女儿。

此后的半个世纪，他们一家和所有的中国人一起，经历了战乱，经历了家族的崩溃与离散，经历了文革的灭顶的灾难，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东西。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一个最典型的北京胡同老人，清贫却毫不世俗，为人处世极其周到，说话左右逢源，妙语如珠，最难得的是她的幽默感。提起往日繁华，她会不经意地说：“可惜逃难时那一屋子的貂皮大衣和金银首饰……”而此时她那双少奶奶的手，因为一生劳作，已经变得非常粗糙，指甲龟裂。

（20年前我和太太在胡同里的合影）

“太太”的一生，默默崇拜着自己的丈夫，虽是包办婚姻，却成就了陪伴一生的爱情。丈夫皓首穷经，潜心研读，终成著名教授，而她，默默做他身后的影子，沐浴着他的光辉就很满足。她为他准备每天的饭菜，一盘普通的青椒牛肉做得极为美味嫩滑，他很少在外面应酬吃饭，因为只惦记着她做的饭。

最后，“太太”终于搬出了胡同，住到老伴单位分的楼房里，邻居们都说她受了一辈子苦，这回终于能享几天福了。然而几年后，就传来她故去的消息。在回民公墓安葬“太太”的时候，年逾八旬的老伴亲自跳下墓坑为她试穴，这是在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看到的情节，没想到在现实中也重演了一回。

当年，和我家比邻而居的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以每月5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个小院，男的是电影学院毕业的，分到央视做编导，女的据说是个搞艺术的，两个人每天在胡同进出，一起买菜做饭秀恩爱，看上去很甜蜜。

胡同沙龙

90年代的胡同，其实住过很多前卫青年，王菲、窦唯这些摇滚青年都住过胡同，港媒还抓拍过他们当年在胡同生活的照片。照片上是北京的老胡同和破房子，门口站着一群摇滚范儿的年轻人，看着特别不搭，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却能够从中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

因为那时的北京还没有商品房的概念，很多人在排队等单位分房，而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前卫青年没有单位，又不想和给父母住一起，就到胡同里租房子，他们可以说是胡同最早一批房客，当时大批北漂还没到来。

和这些胡同新青年混熟了以后，大家就经常办一些沙龙性质的聚会，比如聚众看“内部资料片”，这个事情在当时如果被举报是要进公安局的。我家曾经是一个据点，天擦黑后，有人陆陆续续摸进小院，以敲门三声为号，认识不认识的就开始海聊，除了看片子，那时候还流行聊哲学，聊诗歌，有时大家一脸深刻，有时又乱笑成一团，总之很快乐。

（胡同里的沙龙和聚会来了一位喇嘛哥们）

印象最深的一次聚会是给一位在甘南拉卜楞寺旅行时认识的喇嘛哥们接风，他千里迢迢从甘南来到北京，还带着一位19岁的小尼姑，好像是带她到北京看病。大家到了也没敢问他俩是什么关系，记得那天蒸了一大锅包子，大家围坐着一边吃包子，一边聊宗教，聊爱情，一直聊到深夜。当他们深红色袈裟最后消失在夜色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消息，记得当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他们该不会是私奔了吧？”

（胡同里有我们的青春往事）

邻居的那一对情侣曾经是胡同聚会的常客，可是有一天，来的只剩下男的一个，经过抽烟、灌酒、沉默等一系列文艺青年的典型痛苦表现之后，他终于说，女朋友和一个德国老头跑了。不久，他退租了房子，在单位努力工作，很快成了劳模。经常在一起混的朋友们也有的结婚生子，有的出国留学，最终风流云散了。

很多年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正是邻居那对情侣中的姑娘，据报道，她已经是一名享誉国际的摄影家，在国外多次开影展，她的脸辨识度很高，不过已经有了风霜的颜色。

九龙一凤

大力姐虽然住在胡同里，可是家里布置得和别人都不同，一间15米的小屋，铺着厚厚的地毯，中间放着宽大的席梦思，大家都说，她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女人。

大力姐看上去很年轻，像30多岁的样子，但据说实际年龄已经快50了。披肩的烫发，皮肤白皙，口红的颜色有点俗艳，穿的挺平常，但是身上有一种挡不住的风情。

后来混熟了，偶尔和她去簋街嘈杂的小馆子吃饭，点两斤麻小，一打啤酒，她一边拿着瓶啤酒对嘴吹，一边抽烟，通常喝到第6瓶的时候，她都会开始追忆自己往日的风光。

“当年东四的九龙一凤，听说过吗？那一凤说的就是我！”她满脸的得意。这“九龙”估计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胡同老炮儿们，所谓老进出炮局（派出所）的人北京人称之为“老炮儿”。

（大力姐很像《老炮儿》里的许晴）

从她现在的样子依稀可以想象当年风华，“曾经有两拨人，为了我茬架，在隆福寺那边的一个台球城，打得头破血流，警车都来了好几辆。”那时她不过十八九岁，最任性和和放肆的年龄，追她的人有一起混的大哥，还有港商和台湾的富豪。

最后，她和家里闹翻了，嫁给了一个有名的大哥，不知是哪条“龙”，她成了小兄弟们的“大嫂”，进出前呼后拥。我顿时脑补出香港黑帮片里大嫂的样子，可实在想不出北京胡同出来的“大嫂”啥样。

风光的日子没过几年，开始严打了，在一次打架斗殴事件中，大力姐的老公用酒瓶子戳瞎了一个人的眼睛，据说那人家里有些背景，正在严打的风头浪尖上，结果稀里糊涂判了个死刑。送他去刑场的那天，大力姐哭晕在死囚车下，她大概是真爱他的，虽然俩人吵架的时候她能举着菜刀追出他好几条街。那年，他们的女儿才3岁。“临走临走还得给他掏钱，两毛八的枪子钱……”大力姐恨恨地地说。

当年的“九龙一凤”风流云散，大力姐带着孩子艰难地生活，没上过几年学，不会什么手艺，又吃不得苦，最后还是只能依靠男人。这些年，大力姐估计跟了不少男人。

后来，大力姐终于还是结婚了，丈夫是一个长得还算体面的中年北京人。俩人凑点钱办了一个棋牌室，大力姐成了老板娘。常看见她在棋牌室门口抽烟，眼睛偶尔撇一眼胡同里来往的人，依然是挡不住的风情。

小黑的悬案

记得那是1997年夏天，胡同里的一家小卖部忽然在夜里着火了，受到惊动的胡同街坊全都起来帮忙救火，我也站在队伍里传递水桶。大家这么见义勇为其实也出于部分私心，因为有时候火借风势能烧半条胡同，人人遭殃。等到消防车赶到的时候，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了，小卖部连带着那家院子的门洞，烧成一团漆黑狼藉。

关于这场火灾的起因，大家众说纷纭，最后坊间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一个名叫小黑的人干的。小黑属于胡同里的小混混，早年因为打架被劳教，出来以后成了无业青年，整天在胡同里游荡。他一直和这家小卖部有过节，起因是赊账太多人家不允许他再赊了，他曾经几次三番放话，让小卖部老板等着瞧。

（20年前，我在着火的小卖部前留影）

虽然有了嫌犯，却没有一个人报案，流言就这样漫天传着，以前就没人愿意和小黑说话，如今胡同里的街坊见着小黑更是远远就绕道。有人看见小黑他爹用棍子把小黑从家里打出来，小黑并没有还手，默默离开了家。过了一段日子，小黑衣衫褴褛地回来了，院子里的邻居于是又听到了他家传来的昼夜不停的吵骂声。小黑成了胡同里“败家子”的代表，以至于大人告诫家里不听话的孩子常会说：“以后可别像小黑那样！”

几年之后的一个夜里，小黑在自己住的小屋的房梁上绑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不足30岁。

小黑没有留下遗书，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当然他是否放火烧了小卖部也永远成了一桩悬案。他家人对此守口如瓶，好像家里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人。离开胡同很多年后，我还会偶尔想起小黑那阴郁的眼神，里面有仇恨，也有绝望。小黑，是胡同生活中抹不去的一道阴影。

油饼西施

刘丽搬到胡同里住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了，她家在河北农村，跟着做建筑工的兄弟一起到了北京，和几个小姐妹一起租下了胡同里的一间小屋打零工。

当时在胡同里第一次见到刘丽的时候，觉得眼前一亮，眼前这姑娘大约二十四五岁，身高超过一米七，烫着时髦的大波浪卷发，白皙的肤色，妆画得有点浓，却掩不住天然的丽色。她穿的也很新潮时髦，豹纹大衣，紧身牛仔裤，一点也看不出是农村的，有一种夺目的漂亮。后来才知道，她那天晚上是去参加一场时装表演，她的工作之一是模特，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野模”，凭借自身不错的条件接一些商家走台的活，每次报酬一两百元。

白天，刘丽又变身成为早点摊的“油饼西施”，她在老乡开的早点铺里打工，每天早上站在油锅边炸油饼。据说她来了之后，早点铺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好些人吃完了也不走，在那聊闲天，眼睛却撇着刘丽，还有的找各种借口和刘丽搭话，这些人大多是胡同里的混混和闲人。对于搭讪的男人，刘丽轻松应对，既不冷淡了谁，也不对谁格外热情，嘴边始终挂着一抹浅笑，让每个人都觉得她是笑给自己的，于是每天跑的更勤快了些。

当年，北京人管刘丽这样的女人叫做“大喇”（不懂得可以自己百度），这个称呼在90年代流行一时，交往这样的女人叫做“喇蜜”。当年在这片胡同里，围着刘丽转的男人很多，轰都轰不走，所以，当她最后和老六结婚的时候，大家全都惊住了。

老六是个年近40的北京爷们，在胡同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他离过一次婚，其貌不扬，沉默寡言，虽然是早点铺的常客，却一次也没敢和刘丽搭讪。刘丽几乎是倒追他的，这对于他，几乎是不敢相信的天上掉馅饼的美事。

婚后，刘丽依旧每天炸油饼，却再没对客人像以前那样笑过，男人们觉得无趣，也就慢慢散了。模特有时候还做，后来老六说不喜欢自己老婆被人这样看来看去，她也就不做了。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刘丽就专职在家带孩子了，孩子满月的时候，我还去她家祝贺，聊了会天，别的不记得了，只记得她高兴地说：“我家闺女跟着他爸，上了北京户口了。”老六是个老实厚道的人，百天在单位上班，晚上还打点零工，养活着一家人。

从胡同搬走好几年之后，一次我偶尔回来，正好看见刘丽骑着电动车接女儿放学回来，孩子已经十一二岁了，刘丽胖了不少，脸色有些憔悴，头发也没怎么梳，穿的很普通，完全没有了当年胡同里“油饼西施”的风采，但她脸上，却带着满足的笑容。

很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故事，关于胡同的那些五味杂陈的感觉就会涌上心头，胡同并不美，胡同人也并不都善良，却有着最真实的生活，有阴影，也有阳光。我脑子里常会出现老舍先生当年对北平的断语：“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北平。”这样错综复杂地矛盾着，这就是北京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