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哈特曼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头号王牌飞行员,拥有352架无人能及的坠毁世界记录。但是世界著名的空战第一人小时候在中国生活了4年,他的第一次回顾记忆里充满了关于做生意的橘子酒和对湖南保姆的深刻印象。(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战争)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哈特曼一家在中国的经验。

1922年4月19日,在离斯图加特不远的维斯法赫,一个男孩出生在内科医生阿尔弗雷德埃里希哈特曼的家里,哈特曼博士将他的第一个孩子命名为埃里希哈特曼。一年后,哈特曼夫人又生了第二个男孩,名叫阿尔弗雷德哈特曼。

哈特曼博士和夫人1919年的结婚照。

20世纪20年代,刚刚经历战败的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陷入混乱,极度的通货膨胀和粮食短缺使普通德国家庭不知所措。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医,老哈特曼的心刚刚在战争中恢复了平静,但多张嘴的小家庭此时更成了话柄。(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战争》)这时,他在中国担任外交官(据说是驻上海领事)的表兄回到威斯法赫,离开动荡的德国,建议去中国碰碰运气。哈特曼博士非常喜欢冒险活动,虽然在国外当医生引起了很大的兴趣,但起初他对外交官表哥描述的美好前景表示怀疑。他与办事稳定、慎重、热情洋溢、性格开朗的妻子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在现实的压力下,哈特曼博士最终决定离开生活多年的故乡,独自去遥远的中国了解情况。他对即将到来的生活没有心理准备。

1923年秋天,哈特曼夫人怀里抱着半岁的阿尔弗雷德,一岁半的埃里克站在父亲面前。在生活的压力下,老哈特曼于1924年来到中国谋生。

与经历过大乱爱红的德国相比,刚刚度过“一战短暂春天”的中国,堪比“人间乐园”(至少对于部分外国人来说)。1924年春天,哈特曼医生来到中国湖南省省会长沙,在当地开设了自己的诊所,成为当地唯一的白人医生。他很快意识到,他的诊所不仅满足了当地外国人的要求,缺药的经商百姓也非常渴望他的诊疗,他受到本性淳朴的中国人的尊重,最重要的一点是收入相当丰厚。所以哈特曼同意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来长沙和自己会合。1924年9月24日,哈特曼夫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登上了从汉堡码头前往中国的阿道夫冯拜尔客船。

1924年8月哈特曼夫人离开中国前,与两个儿子阿尔弗雷德(左)和埃里希(右)在照相馆合影。

1924年9月,哈特曼夫人拎着简单的行李,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从汉堡登上了去中国的船。哈特曼夫人怀里抱着阿尔弗雷德,埃里希拿着在旅客通道前拍的照片。

在“阿道夫冯拜尔”号客轮上,哈特曼夫人带来的两个儿子受到船上乘客的喜爱。哈特曼夫人和同一艘船上的乘客、水手的照片,阿尔弗雷德和埃里希正在船上自己玩。大卫亚设(David Assell),我想说的是,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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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家的两个小孩十分可爱,“阿道夫·冯·拜尔”号客轮上的船长(右)抱起了埃里希,大副(左)则抱起了阿尔弗雷德。

长沙城内,湘江穿城而过,千百年来的泥沙堆积在江心形成了一座长约5公里的江心岛,它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橘子洲。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渐被世界列强们撬开,处于中国腹地的湖南也在那个时代出现了大批来自异域的身影:英、日、美、俄、德等国的官员、商人、传教士和医生纷纷在橘子洲上建立起领事馆和洋楼别墅,橘子洲一时成为洋人的乐园。老哈特曼自然也很喜欢这座美丽的小岛,于是他在这里买下一块地并盖起房子。

而对于两个小家伙来说,这座四面环水的小岛无疑是充满欢乐的伊甸园,会给他们的幼年带来更多的奇妙经历。事实上,哈特曼对于生活最早记忆就是集中在树木阴郁的江心岛上。这里有很多天然的草场,未受破坏的美景和僻静的小河湾。后来哈特曼在成年后依旧十分怀念在橘子洲那段短暂而美好的幼年时光,但是这种东方特有的田园生活注定不会长久。

■老哈特曼为了能在长沙站稳脚跟行医谋生,他投资在橘子洲上盖起了一幢两层的房子,住在这里的同时也兼做诊所。

■哈特曼博士(右二)与前来看病的病人(估计有很多是周边的邻居)在诊所走廊前的合影。

■身穿具有中国特色富人传统服饰的哈特曼博士与一位中国女翻译的合影。

■来到中国后,能在风景秀丽的橘子洲上安家,哈特曼夫人最初还是十分满意的。图为她与两个儿子在橘子洲的草滩上享受欧洲式的休闲。

伴随着军阀混战的同时,革命的浪潮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高峰。1926年起,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准备北伐,此时的湖南逐渐成为全中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铲除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农民运动。但是在这场革命中多少带有一些盲目性,街头经常出现攻击“洋鬼子”的现象,一些外国人也在这场运动中失去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最初,哈特曼医生认为凭借自己德国人的身份,只要自己安分于救死扶伤,那么这场风波不会波及到自身,因为在一战结束后背负战败国身份的德国人并没有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的地位和势力。不过,这种条件只能让哈特曼一家暂时免于骚扰,整个长沙的街头充斥着暴力行径,对英法比利时等国公民的袭扰层出不穷。

■老哈特曼镜头下的长沙一处祠堂,当时正值打谷季节,到处都是谷堆。很快这座城市里就兴起了排斥外国人的农民运动,这让哈特曼一家忧心忡忡。

哈特曼医生在长沙有几位英国朋友,其中一位住在长沙市区,离诊所并不远。一天早上,老哈特曼在出门的途中看到了使他触目惊心的一幕:在这家英国人住宅附近的栅栏上,三位英国朋友被砍下的人头直接挂在了上面。老哈特曼当即做出决定,先将妻子和孩子送回德国,于是哈特曼夫人在1928年带着两个儿子离开长沙,登上了经西伯利亚铁路开往欧洲的列车,又开始一段漫长的行程。

哈特曼夫人回到德国之后,搬进了位于斯图加特附近的一幢老旧农房,等待丈夫的音讯。一年半之后,动荡的中国再次平静下来,哈特曼博士写信给妻子,告诉她可以带着孩子回长沙。但是性格倔强的哈特曼夫人似乎已经受够了在远东担惊受怕的生活,她给丈夫这样回信到:“我不想再回中国了,我正在斯图加特附近寻找你可以开诊所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安定下来,安心行医。”随后,执拗不过妻子的哈特曼博士只得回到德国,自此结束了一家人的中国之行。

■1928年回到德国后的哈特曼夫人,带着她的两个儿子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进行一次短程飞行,这是哥俩的首次上天之旅。

埃里希·哈特曼和弟弟自1924年9月随母亲来到长沙,到1928年离开,在中国一共呆了近4年时间。在这期间,哈特曼兄弟俩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幼年时光,同时还有一位中国人让其难以忘怀,那就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湖南保姆赵妈。埃里希后来回忆说,赵妈是一位相当能干的女人,不仅负责打理他家的家务活儿,很多时候还要照顾他们兄弟两人。赵妈的脸上随时都洋溢着热情的微笑,她有一个儿子,比埃里希·哈特曼大三岁,赵妈上班时他也呆在诊所成为哈特曼兄弟俩的玩伴,他们都叫他赵哥。当埃里希·哈特曼在1928年离开中国的时候,他的汉语比德语说得还好。

■长沙街头,哈特曼兄弟得意地坐在一辆黄包车里,体格健壮的车夫在旁边做出一个很配合的动作,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兄弟俩来到中国后不久。

■在长沙的诊所家里,哈特曼兄弟俩以自己的方式一本正经地下着国际象棋。

■哈特曼一家在上午的阳光下与保姆赵妈的合影,阿尔弗雷德一脸茫然地站着面对镜头,埃里希则自顾自地蹲着玩小铲。

■湘江的橘子洲是哈特曼兄弟幼年时的乐园,图中赵妈一手牵着阿尔弗雷德(右),另一只手牵着老哈特曼朋友的女儿鲁道夫·施纳贝尔(左),埃里希则蹲在地上与赵妈的儿子(最右站立者)玩耍,这个比他大三岁的中国男孩就是他记忆中的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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