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junxiang】突破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天演论》和鲁迅的救赎理想

父亲去世后，17岁的鲁迅于1898年离开家乡绍兴，带着母亲给的旅费来到南京，为不需要学费的学校而来。(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与此同时，甲午海战的惨败给中国学者们带来的危机感也终于平息了三年后迎来了爆发。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党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实施了变法。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关于进化论的著作—— 《天演论》也终于问世了。武术维新的失败、洋务运动的荒唐、《天演论》中的“社会进化论”概念都给鲁迅带来了强烈的冲击。鲁迅在严复书中没有全盘接受把中国建设成为殖民帝国的终极理想，但他承认了社会思想进化的必要性。不可否认的是，《天演论》传递的民族拯救危机感是周树人蜕变为文豪鲁迅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使他得出了自己的拯救理论，面对软弱思想的灶。

《天演论》简介更改

从达尔文到严复

长期来中国的传教士知道如何利用西方的科学思想和先进知识吸引想学习先进知识的人成为信奉者，但自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轩然大波，他们尽可能回避。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观点从根本上颠覆了“上帝创造论”的世界观。创世论世界观认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全能的，至善的。他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所有生物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其中最重要、最杰出的就是人类。达尔文提出的理论认为，自然界的生物都是从原始生命的起源进化而来，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竞争，而不适应环境的物种则只能迎来灭绝。

虽然19世纪教会的力量和伽利略、哥白尼们所处的16、17世纪一样强大，足以迫使达尔文放弃自己的观点，但创世论已经像真理一样扎根于西方大众的意识中。他们很难接受人类不是上帝的宠儿这一事实。达尔文的观点最终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关于上帝在进化中扮演什么角色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进化论并没有完全说服传教士。因此，在严复发表《天演论》之前，进化论在中国只有几次零碎的记录，其观点也没有得到系统的介绍。

严复成长的时代是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迫开始部分西化的阶段。张志东、李鸿章等“先感到器物上不足的人”推动的“以中学、西学为主体的西武运动”试图将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理论引入中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被送往西方学习，同时也给了学生接触西方社会和人文理论的机会。严复就是其中之一。1877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拥有5年的工作经验，他被派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工作。在英国，他和驻英国公使郭松很熟，两人经常日夜讨论和对比中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因此，严复在1879年完成学业回国之前，估计对进化论已经有所了解。但是刚完成学业回国的严复还没有将进化论引入中国的强烈动机。

梁启超曾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论述过。“老话说得好。“学习后知道不足。”近50年来，中国人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这个想法一方面是学问进步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学问进步的结果。实施“中体书龙”的清朝官员和学者对西方技术的渴望本身就是“战败”这一残酷学习的结果。同样，当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受到包括严复在内的中国学者的强烈冲击时，他读的《survival of the fittest》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创始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达尔文没有强调“最合适”，而是认为其他物种有适应环境的方式，从而展现了清朝因为一次失利最终沦为西方列强猎物的结局。他想展示中国缺乏的科学理论的方式，说明自己救国的思想和方式。

严复从一开始就认为进化论是警惕国民的工具，作为西方科学的权威，他想背书拯救自己民族的理论。因此，严复没有选择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或《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他选择达尔文的好友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做翻译。而且，严复经常偏离赫胥黎的原文，比较和评论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观点。

查尔斯达尔文(左)和托马斯赫胥黎

选择“天然”一词作为evolution(进化)的译文时，进化论郑重强调了“天空”行为的权威性。他在《引言一查变》中写道：

“旧知识不变，绝非天运。悠久的圣物道理转移到了变动上。现在可以看到，20年30年后的赫然，更2万年3万年后的赫然。(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特别是在推动未来、边疆道路、未知的剧情之前。虽然天运在变，不变者在其中。不改变什么？是明天然的。以天然为身体，其用途有两个：称为事物

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大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週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严复认为所有生灵都必须参与天演的“一争一择”，人类社会也不能例外。“物竞”与“天择”被他看作是分开的两个概念。他对“物竞”的解释是“物争自存”，即生物为了自己的存亡而斗争，而“天择”是上天对物种的存续与灭绝做出选择，这是基于生物的竞争之上的。严复的读者——仍然对1895年的战败记忆犹新的中国人——自然会感同身受，意识到战败的清国是因为弱小而被不断欺凌，正逐渐滑入被弱肉强食的世界所淘汰的灭绝危机。笃信社会进化的严复认为，自然选择并非完全是对人类发展与进步的破坏，人首先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被“天择”所青睐。就是说：中国自救的方式只有首先参与西方社会的争斗（物竞），哪怕在残酷竞争中生存之后，也可能因为天灾而灭亡，但弱小则只有注定的毁灭。

超越思想壁垒之路

鲁迅在南京的成长经历充分体现了他所处那个年代读书人的迷茫。对西方文化的不屑和仇视已经基本消退，但传统读书人的固步自封还远谈不上彻底结束。由于学校有一位新党总办，“看新书的风气”才在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流行起来，鲁迅也得以知晓《天演论》的存在，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他对这本书的痴迷来源于书中介绍的西方学者以及他们的思想，这和他在生活中处处都能感受到的腐朽气息截然不同。接下来的故事读者们耳熟能详，从矿路学堂毕业后陷入迷茫的鲁迅前往日本，却在东京看到把辫子盘成富士山一样的清国留学生跳舞作乐；在怀着将国人从害死他父亲那样的庸医手中解救出来的理想只身前往仙台学医之后，他又在幻灯片里看到了日俄战争中的行刑画面和自己麻木的同胞。尽管在《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鲁迅都写到了这样一个幻灯片场景，但在日本东北大学（鲁迅当年就读的仙台医学院后来成为东北帝国大学的一部分，1947年东北帝国大学改名东北大学，现今仍是日本顶尖高校之一）档案馆所收集的鲁迅相关资料里，并没有找到行刑的那张幻灯玻璃版。无论是影片在岁月中遗失，还是鲁迅记忆偏差或是主动进行了艺术加工，其实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的记录本身体现了他的思想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鲁迅写作的20世纪20年代。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便认定“愚弱”这种精神上的落后只能被人奴役而没有自身价值。鲁迅1904年离开仙台返回东京，学习德语。他认为文艺运动是改变全体国民精神的必要途径，这和严复在《天演论》中表达的观点十分相近；通过“导言十二人群”和“导言十七善群”，严复论述了人类因为团结于群体之中而兴盛，群体发达则受到自然选择（天行）的影响变小，反之群体如果羸弱则更容易被自然选择淘汰。因此，避免灭绝的唯一方式就是顺应潮流、作为社会整体主动进化。

严复强调民族的文明程度和其国家强盛程度的联系。他认为，系统化的教育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根本方式；而使民众在精神层面上转变为国家公民的这一过程，也是使其成为社会环境的“适者”，并最终得以生存的根本。从这一层面看，鲁迅以及陈独秀、胡适等其他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推行，是严复社会进化理论的延续。

1910年代持续的军阀争斗以及袁世凯复辟尊儒家思想为国教、张勋扶持溥仪复辟的事件让鲁迅等人意识到，没有教育与思想改革的政治改革只是空谈，儒家纲常对思想的压迫只会产生出新的暴君与顺民。可事实上，严复与鲁迅等人自身也深受影响的儒家传统思想与礼教的影响。他们身为读书人便自动肩负起救国责任的使命感，来源于传统科举体制所培养出的历史常态。只是与严复不同的是，鲁迅陷入了不得不尝试摧毁培养出自己的思想环境的挣扎之中，所以他的救亡思想最终走向了与《天演论》截然不同的路。

严复认为“以群为治”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案，正如《天演论》成书十多年前在日本盛行的“脱亚入欧”理论一样，严复也自然而然地把欧美列强看作进化的方向。严复对比了英人的殖民统治和海外华人在外的境遇而感叹：“天演之说，若更以垦荒之事喻之，其理将愈明而易见。今设英伦有数十百民，以本国人满，谋生之艰，发愿前往新地开垦……中国廿馀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矣。吾闽粤民走南洋美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由此可以看出，严复的终极理想是清国能够成为帝国主义殖民国家，而并没有对国家的形式以及社会的制度进行批判。

鲁迅和严复

然而，鲁迅认为《天演论》的观点存在一个巨大漏洞——对西方帝国主义世界观的照单全收。在1908年出版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彼时使用另一笔名“讯飞”）批判了近代一些中国人“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的崇洋媚外而毫无自身思考的现象。这虽然不是在说严复思想肤浅，但他看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兴盛，同时忧虑中国正在接纳帝国主义这一即将在20世纪被淘汰的西方文明的历史残渣并奉为真理，这将让本就饱受陈旧思想束缚的中国进一步陷入泥潭之中：“顾新者虽作，旧亦未僵，方遍满欧洲，冥通其地人民之呼吸，余力流衍，乃扰远东，使中国之人，由旧梦而入于新梦，冲決嚣叫，状尤狂酲。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

鲁迅认为西方兴起的“非物质、重个人”思潮会带来帝国主义弱肉强食世界观的终结，其终将追随已经结束的19世纪进入历史垃圾堆，而“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因此严复的“以群而治”也就没了价值。但这不意味着进化思想本身的无意义，反而体现出其对鲁迅影响之深——他脱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提出了以平等与独立思考为力量根据的社会进化之路，并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同自身的传统文化起源痛苦地战斗。

结语

《天演论》的问世起源于甲午海战对清末知识分子的冲击；严复著书立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将进化论单纯地作为西方的先进知识引进中国或是简单分析进化的意义，而是把进化论视为一口刻着“弱者民族灭绝”的警钟来引进并敲响。这本书为进化论在中国所定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调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影响了鲁迅青年时代的成长，使其产生了对中国陈腐思想进行革新的观点。他认同了社会进化的必要性，却否定了严复提出的目的。从根源上，严复冀希于清国国民能够将学习西方的人文建设、使自己的祖国不至于在虎狼环顾的黑暗森林中被西方列强猎食的愿景，和鲁迅不甘于国民只拥有强壮的体魄而灵魂孱弱、成为精神层面的弱者的担忧，都来源于扎根在他们思想深处的传统文化对读书人救国救民的使命感。

《天演论》引进的进化思想给了鲁迅一把切开病变的手术刀，而鲁迅不得不在攻击病灶的同时，也直面传统思想的善，以及其与自身的紧密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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