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豪】《四库提要》编辑汇款试验中期检查报告

一、研究进展

1、主题启动和次主题进展

2015年9月课题批准后，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a)主题安排

1.调整和优化课题组。

我们根据课题的需要和课题成员的实际情况，对课题组成员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优化，以便更好地完成任务。

2.制定工作手册。

工作手册包括作业介绍、稿件要求、参考文献、编辑样本等。对作业内容、文字输入、标点符号、书名标示、校对书的编写、字体大小等都有具体规定。主要参考文献分类列出了库学的要旨类著作、文本文献、书目记录类著作、咒语补充类著作、研究类著作、工具文件著作、主要编撰者著作、常用古籍数据库、古籍检索系统等。编辑示例包含每个项目的具体示例。工作手册中对各项内容有具体明确的说明，易于操作，能保证体例的统一。

3.开始问题会议。

2016年3月19日，开题报告将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

会议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严兆新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赵敏丽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郑长灿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硕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胜教授作为评审专家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评审和讨论。开题报告由严祖教授主持。江景伯研究院向评审专家报告了项目的研究计划、课题分担、资料准备、研究可行性基础、重点难点和创新。次级课题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爱平教授、山东大学留学高等研究院杜泽森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晓华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七永祥教授、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刘璋研究院分别发表了声明。课题组主要成员南京师范大学杨新勋、寒山师范学院朱鹿祥副教授(目前均被评为教授)参加了开题会议。

在评议阶段，参加评审专家组专家对课题的研究价值、前期准备工作和工作计划给予了高度肯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胜教授认为，姜京白研究院目前组织的saku学研究小组是国内最强大的队伍。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郑长灿教授认为，江景白研究员主持大项目的丰富经验，对小库学研究也有很深的积累，项目规模巨大，如果能顺利完成，将是“小库学”领域的标志性作品和集大成的著作。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赵敏丽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刘硕教授指出，项目“评论”部分的设计难度大，不易掌握，受制于时间限制，建议适当压缩，可以考虑与“环考”部分整合。同时质疑“幻教”一词的使用。能否将各种《总目》视为古籍，需要讨论。郑长灿教授和张胜教授认为，有《四库提要》的特殊性，不能和其他普通古籍一样对待，因此开展“幻教”也是有合理性的。张胜教授希望每篇都有“环考”和“新考”，还会记载《四库全书》相关版本信息，供他人日后使用。开题报告会邀请嘉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钟珍珍教授、赵生军教授认为，课题如果能收集所有资料完成非组织工作，价值就能显现出来，其他工作要限制在《提要》研究范围内，但也包括《四库全书》的很多其他问题。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本身，也在于后续的意义，今后在此基础上建立数据库，建立国内的“sakula”研究中心也很重要。关于课题组成员的组成，与会者大多认为，在实际操作层面进行考虑后，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

最后，审查专家组组长严组的教授代表专家组毫无疑问是：“sakusuri交换考试”的意义。不需要赘述，课题组实力强，首席专家能充分担当，可靠，准备工作周到。专家组一致决议，该项目通过了开题。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企划室主任常庆伟教授、南师大副校长傅江生教授、文学院院长骆冬冬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木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讲话。常备主任在讲话中指出，《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工程，对江苏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年乾隆皇帝编撰这本书后，分七份藏在南北各地，江苏一省有两份。常备主任从社科管理的角度提出了：重点课题设计的目标，利用有限的科研经费，结合汇集、汇教、汇考多方面的工作推进工作，同时注意学术团队建设，以项目为基础培养后备人才。

(b)主题的总体执行情况

根据本课题的特殊情况，我们采取了总分一致、相互合作的工作方法。所谓总分，即基本文献资源由课题组提供，然后分配给各子课题组。课题组收集整理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1.已经收集并全部输入计算机的文献为：

编辑稿32万字(写字板)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 50万字(word版本)

《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 30万字(word版本)

《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电子版)

《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 107万字(word版本)

《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 121万字(word版本)

《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 27万字(全部是原始文案要点，word版本)

圣殿《四库全书总目》(电子版)

浙江《四库全书总目》(电子版)

广东《四库全书总目》(电子版)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电子版)

浙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电子版)

圣殿《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电子版)

上面的写字板文字为367万字。

2.已经收集并未输入计算机的文献是：

《永乐大典》本书的前提条件

《武英殿聚珍版》系列摘要

这两份文献的数量都不大，其中一些随着课题的进行已经整理好了。

3.已经

经收集的文献有:

《文源阁四库全书提要》

这部提要有1433篇,90余万字。我们也将争取尽快录入电脑。

(三)各子课题进展情况

本课题包括五个子课题,分别为:《通论:四库提要与清代学术》《四库经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四库史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四库子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四库集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现将各子课题的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子课题《通论:四库提要与清代学术》

自立项以来,本子课题研究工作进展基本顺利,课题组各位成员大多开始了资料搜集、数据整理、问题分析等前期工作,有的已经开始撰写部分内容,并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如课题组成员刘仲华所撰论文《清后期“西学中源”论中“以子证西”的两面性及其命运》,原发表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被《新华文摘》2016年第16期全文转载。课题组主持人黄爱平撰写的论文《四库提要与清前期官方经学》,被指定为“第二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主题报告之一,引发与会学者关注。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四库学领域的研究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子课题《四库经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

1. 经部研究资料搜集到论文近两千篇,研究专著十余部,研究资料基本搜罗齐备,既是课题着手的前提,又是课题汇订部分的重要依据。

2. 经部提要文献,经部提要分纂稿、《初目》经部、《四库荟要》经部、四阁《四库全书》经部书前提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经部书前提要、三个版本的《总目》提要经部,均已全部汇辑完毕,且全部打印录入为电子文本。

3. 经部提要共计十类,易类、诗类、礼类、春秋类、五经总义类、孝经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九类已经具体分工到学者负责进行汇校、汇订和考论。杨新勋负责易类、孝经类、四书类,罗毅峰负责春秋类,袁强负责诗类、郭超颖负责礼类、马奔啸负责五经总义类、李晓龙负责乐类、苏芃负责小学类。由杨新勋统筹、汇总,统一审核、修改。

4.经部提要辨正论文,杨新勋先后撰写经部易类提要辨正论文四篇,公开发表三篇,参加学术会议三次,产生了一定影响。提要辨正发现的问题,撰写的方式方法和思路可以归类认识,成为本子课题“考论”部分的重要范式。

5. 经部提要按《总目》统计总四十四卷,课题进度基本顺利,现已完稿十二卷,统一修改后本次中期检查,可提交样稿四卷,约25万字。

子课题《四库史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

刘楚:卷八十五目录类一、卷八十六目录类二、卷八十七目录类存目、卷八十八史评类已完成,卷八十九史评类存目一、卷九十史评类存目二,“考论”部分还未完成。

王晶:卷七十九至卷八十史部“职官类”著录书与存目书籍的汇辑汇校汇考已经完成。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一”著录书与存目书籍的汇辑汇校汇考已经完成。卷八十二史部“政书类二”完成至《熬波图》。

罗兰:卷四十九史部纪事本末类著录书与存目书的汇辑汇校汇考已经完成。卷五十史部别史类著录书与存目书的汇辑汇校汇考已经完成。卷五十一史部杂史类著录书的汇辑汇校汇考已经完成。卷五十二史部杂史类的存目书完成至《皇元圣武亲征录》。

黄志军:四库汇集汇校汇定考论做到了卷六十九史部二十五地理类二河渠之属:水经注。

全见为:卷五十七史部传记类完成进度为汇辑汇校汇考至著录部分的《朱子年谱》,考论完成至《魏郑公谏录》。

薛锦霞:已将正史类的《四库简明目录》与文津阁和文渊阁的电子版汇辑,剩下的考论部分没有完成。

蔡英豪:编年部分刚转接到任务未启动。

李初童:时令、载记部分刚转接到任务未启动。

子课题《四库子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

子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工作正有序进行,近两年来,各成员克服个人困难,陆续将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来,目前大概已完成40%左右工作量。

子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相关的原始资料,包括进呈书目、分纂稿、各库本提要、《总目》、《简目》各版本、已经全部搜集准备完备,相关的研究资料也搜罗得较得齐全。本课题组成员参加了首届四库学高层论坛(湖南大学)、第二届四库学高层论坛(首都师范大学),并提交了学术论文,参与了相关的学术交流。另课题组成员来自四个省份,多为年轻教师,为完成课题,广泛而深入进行学术交流,也促进了认识,加深了情谊。

子课题《四库集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

集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工作基本是按照《四库全书总目》的顺序在进行。从进度上看,今年底完成到唐代的整理工作。

宋代部分的整理,将由今年9月份即将入学的博士研究生闫现霞承担。我们要求博士论文即以四库宋代文集提要的整理、研究为中心,争取在三年时间里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也完成宋代集部提要的文献整理。将对四库宋人文集提要的整理与四库宋人文集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步进行。目前闫现霞利用暑假时间,在抓紧进行集部宋代提要的整理。

从明年开始,课题组将展开元代以后文集提要的整理。

2、调查研究及学术交流情况

文献资料收集整理

(一)在课题进行过程中,我们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的四库提要文献

1.关于《文源阁提要》

天津图书馆藏内府写本《四库全书》的卷前提要,共1433篇,约九十七万字,分装六十册。其篇幅相当于《文渊阁提要》的十分之四,字数超过《文渊阁提要》的一半。由于书中没有留下任何标记,单凭提要自身难以直观地看出是属于哪一阁的提要,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了。此前该书不见著录、无人言及、更无研究成果。江庆柏经过分析比较,认为这部提要就是四库七阁之一的文源阁提要。《津图提要》很有可能就是从已经抄写好的文源阁提要中撤换出来的。

2016年11月27日清华大学图书馆刘蔷研究员邮件说:“您的推断缜密清晰,结论没有疑义。我在安徽时,还跟张志清馆长说起您的发现,他也说这很重要,毕竟无论是文源阁本、还是总目诸版本,能有确认的实物,对研究的深入是大有裨益的。最后一段关于抽换本之说,也是对的,近年民间看到的如盖着‘文渊阁宝’大印的《三鱼堂四书大全》,还有我叫不准确的,其实都属于抽换书。提要因其内容重要,整批被抽换也是有可能的,这类材料攒在一起,就可以单独讨论下为何抽换、抽换了什么,前人很少提及,缺(却)不可忽视到的一个现象。”

2016年12月11日台湾大学中文系夏长朴名誉教授邮件说:“您提出可能与文源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有关,这是相当具突破性的观察,我非常有兴趣,此说若能成立,将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发现,对四库学贡献极大。”

2016年12月14日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邮件说:“考证细密,当可成立。”

在今年6月首都师范大学“第二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上,代表小组发言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董恩林教授说:如果这一结论能够成立,将是四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

2.关于《永乐大典本提要》

在四库提要的撰写过程中,根据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文献类型,会形成一些有一定阶段性的、或具有独特性质的提要文献。例如《武英殿聚珍版提要》即属于这类提要,《永乐大典本提要》也属于这类提要。《四库全书》中的永乐大典本是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这批辑本在收入《四库全书》时,同样都会撰写一篇提要。

江庆柏在现存四库馆臣辑《永乐大典》抄本(四库底本)中,发现了《东观汉记》《宣和北苑贡茶录》《王魏公集》《环溪诗话》四篇书前提要。这几篇提要在文字上和今本四库提要有许多差异,有的如《环溪诗话》与现存书前提要完全不同。在形制上和今本四库提要基本相同,但也有一定差异。所以江庆柏倾向于认为《永乐大典本提要》与《武英殿聚珍版提要》一样,是一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四库提要。

据我们的调查,在现有四库学研究论著中,仅有二人注意到了《永乐大典》本的提要。但其中一人只是说到四库馆臣有大典本提要,没有具体例证。另一人对《永乐大典本提要》作了比较,但没有分析这类提要的学术价值。他们都没有从“类型”的角度来认识《永乐大典本提要》在四库提要系统中的作用。我们的发现,可以更为完整地展现四库提要的类型,从而更全面地考察四库提要的发展、演化过程。

(二)在课题进行过程中,有关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四库提要文献

1 .台湾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名誉教授夏长朴寄到了台湾“国图”所藏稿本《四库全书总目》的复印件。这部稿本《总目》收有史部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九提要。数量虽然不多,但对研究四库提要的分类情况及《总目》的前后修改情况等,有着重要的价值。

2 .董众后人董大一发来了大量有关《文溯阁提要》辑录者的文献资料。

文溯阁《四库全书》是现存四套《四库全书》之一,民国年间,其书前提要被辑录成书,并公开出版,这就是《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这部提要的整理者,通常认为是当时主持伪满奉天图书馆的金毓黻,1999年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将此书影印出版,书名即作《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其前言云:“金毓黻先生,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初主持伪满奉天图书馆时,曾经组织人力,将馆藏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每篇提要辑出。”前几年,原私立北平弘达学院国文老师董众的后人提出异议,认为此书的辑录者是董众而非金毓黻。因为事关重大,我们和董众女儿董大一先生取得联系。董先生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大量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对文溯阁提要辑录者的认定有重要价值,也为课题组准确使用文溯阁提要提供了文献依据。

为审慎起见,我们同时将此书恢复原书名《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不再使用通常所用的《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这个书名。

3、学术会议与学术交流活动

①学术会议

2016年6月5、6日,课题组成员江庆柏、陈晓华、刘蔷、周录祥、王培峰、王婷,参加湖南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江庆柏作了题为《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与研究》的大会报告。

陈晓华提交了《清代学术自省与〈四库全书〉的修编》的论文。论文从学术的自觉检讨、文献学的总结、学术规范与通则的寻求、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做出了阐释。论文指出:时代发展到四库修书之时,正是我国思想文化进入总结的时期,也是国家安定团结、统一繁荣的时期。同时,这个时期也是中西文化互动出现困境,需要中西双方各自思考的时期。正是在这样机遇下,四库撰修应运而生,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给中国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刘蔷提交了《辑今弆古非同事,天禄文渊故别藏——论宫廷书目在学术史上的典范意义》的论文。论文从编纂体例、目录体裁、编目思想等方面分析了《天禄琳琅书目》的学术价值。论文指出《天禄琳琅书目》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版本目录,它和《四库全书总目》一样,都继承了此前同类目录之长,又加以创新,显示出相当的学术功力,对后世目录著作产生了广泛持久的示范效应。

周录祥提交了《〈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江南士人著述提要补正——以经部易类存目为例》的论文。论文指出:前人针对《四库全书总目》所存在讹误、疏漏之订误补正,已卓有成就,但其中尚有许多问题未能揭示。《总目》所收今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上海的江南士人著述众多,相关提要中的疏误也最多,论文因就经部易类存目提要中的问题,补正若干则。

王培峰提交了《〈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之学的评价及其学术立场》的论文。论文指出《总目》对朱子之学持否定态度,对朱子后学,尤其是明代科举讲章之学,评价极低。《总目》对朱子之学的评价,从思想上讲,是以清高宗御纂钦定经学著作为标准；从学术上讲,是以清代汉学家的著作为标准。《总目》的纂修,进一步削弱了朱子之学的道统地位和学术范式地位,体现了乾隆后期学术思想领域的巨大变化。

王婷提交了《〈四库全书〉史部提要文献之书名改易原因订析》的论文。论文指出《四库全书》在汇集、纂修过程中转折多手,历经多番更动改易。论文从分纂提要、汇总提要两类较早的《四库全书》史部提要文入手,将之与库本提要、总目提要进行比对,对同一提要书名各异的情况予以评述并总结改易原因。

2017年6月17、18日,课题组成员江庆柏、黄爱平、杨新勋、黄振材,参加了由首都师范大学主办,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承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协办的“第二届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 论坛主题是为《四库全书》申请世界记忆遗产,推动《四库全书》传播张本。

黄爱平提交的《四库提要与清前期官方经学》论文,被指定为会议主题报告之一进行大会发言,得到与会学者好评。

江庆柏提交了《天津图书馆藏内府写本四库提要为文源阁提要考说》的论文。论文认为天津图书馆藏内府写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是从已经抄写好的文源阁提要中被撤换出来的提要。《津图提要》的发现填补了四库提要中的一个重要空白,有助于更好地研究各四库提要、各四库本之间的关系,为四库学研究增添新的文献资料。江庆柏并代表小组作了交流发言。

杨新勋提交了《四库提要易类辨正七则》的论文。论文指出四库各提要就《易数钩隐图》《周易口义》《温公易说》《横渠易说》《东坡易传》《伊川易传》《了翁易说》在书名、卷数、作者、版本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有不实、差异之处。通过汇校四库所有提要、核实《四库全书》所收书以及参考文献,力图考证事实原貌,梳理四库提要源流,对提要所载加以澄清,并说明各提要存在的主要问题。

周录祥提交了《后出转精,未臻至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新整理本得失浅谈》的书面论文。论文肯定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整理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成绩,指出了在文字与标点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

除此以外,课题组还参加了多场相关的学术活动。

2016年10月,黄爱平参加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37届年会”,提交论文《清代理学家方东树家训及其思想探析》。

2016年8月25日,黄爱平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作题为《四库全书讲论》的学术讲座。

2016年11月,刘仲华参加“区域•城市•社会”——第二届城市比较学术研讨会。

阚红柳参加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项目研究清代缙绅录,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合作开展对清代园林特别是三山五园的研究等。

2016年12月,杨新勋赴福建武夷山参加福建师范大学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朱子闽学与亚洲文化论坛”,提交论文《四库全书•周易本义提要》辨正,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论文被载入《闽学研究》。

2017年5月,杨新勋赴合肥参加安徽大学举办的“文化传承发展与徽学研究”国际学术谈论会,提举论文《四库提要易类辨正四则》。

2017年12月,杨新勋还将赴广州参加中山大学“四书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四库提要四书类辨正六则》；赴北京参加“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四库提要论语小类辨正》等文。

②学术交流

课题组成员利用各种形式,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学术交流。

2016年8月,江庆柏向广陵书社推荐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研究馆员著《纪晓岚笔削〈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斠读》并被列入出版计划。《纪晓岚笔削〈四库全书总目〉残稿》是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亲笔删定的稿本,书稿上多有纪昀对《总目》所著录条目的书名、卷数、撰者、版本、分类、一书位置及避讳问题等内容所做的修改、删定笔迹。这是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及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本课题需要使用的文献资料。

2017年1月23日,江庆柏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研究馆员撰写了“关于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的推荐意见”,向大象出版社推荐影印出版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四库全书总目》。上图稿本《总目》对津图稿本《总目》、今本《总目》等有着直接的影响,是《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部目录,也是现存《总目》稿本中极为重要的一部。

2017年4月15日,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江庆柏至该校参加相关活动。上午出席湖南省中国四库学研究基地挂牌仪式暨四库基地发展座谈会。下午在岳麓书院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作演讲,题目是《后〈四库全书〉时代的〈四库全书〉印象》。此为岳麓书院讲坛第256期(明伦堂讲会220期)。演讲比较了《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的时期,《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的不同的社会反响,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江庆柏同时被聘为岳麓书院四库学中心客座教授。

2017年4月,江庆柏应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陈立副研究馆员之邀,协助该馆整理《南京图书馆藏四库底本辑刊》,此书将由广陵书社出版。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几乎未有人提到的《永乐大典》本提要,可以为课题提供重要的文献资料。

2017年7月6日,江庆柏为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研究馆员撰写了“关于影印《宛委别藏》的推荐意见”。《宛委别藏》是伴随着《四库全书》而产生的一部丛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版本价值,可为四库学研究增添新的可资利用的典籍文献。此书经李国庆先生整理,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并申请国家出版项目。

以上这些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开阔了课题组成员的研究视野,有裨于资料搜集工作,同时有效地扩大了本课题在清代学术和《四库全书》研究方面的影响。

4、成果宣传推介情况

2016年5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960期)发表了该报记者曾江、王广禄的采访稿《为何启动四库提要汇辑校考工作——汇为一编,剖析条流》。文章从“缘由:文本存差异影响四库学深入”“方法:广辑精校细考分析文本差异”“目标:提供最完备四库提要文本”三个方面介绍了本课题的有关情况。中国社会科学网官网作了转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社科播报”第220期(20160506),还推出了“为学界提供完备四库提要文献合集”的学术视频,电话采访了江庆柏、陈晓华。视频对本课题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介绍。

二、 研究成果情况

课题组在2017年第1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四库提要汇辑汇校汇考》课题专辑”。“专辑”的“主持人语”指出:

《四库全书》的编纂和四库提要的撰写,是乾隆年间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在纂修《四库全书》的同时,四库纂修官还给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及一部分没有收入《四库全书》但已经进呈到四库馆、且有一定价值的图书各撰一篇提要。这些提要统称为“四库提要”。从四库馆臣最初撰写的分纂稿到最后形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之间,前后长达二十二、三年。在此期间,《四库全书》的文本文字有许多改动,四库提要也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因此四库提要前后各本也存在不少差异。比较四库提要的差异,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是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专辑”发表的论文有:

黄爱平《四库提要与清前期官方经学》。论文指出:清前期,清廷以官修的方式,先后纂成各种名目的经部书籍十余种,或译成满文,或刊刻颁发。至乾隆末年,伴随《四库全书》编纂而撰成的官修大型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又以“钦定”的姿态,对清初以来的官修各部经解以及由此而构建的官方经学体系作了全面的评判和总结。在尊汉抑宋的同时,《总目》反复强调了“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的持平态度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清初以来形成的官方经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折衷诸家、归于一是的倾向。

杨新勋《四库提要易类辨正五则》。论文指出:四库各提要就《陆氏易解》《周易注》《周易注疏》《周易集解》《周易口诀义》在书名、卷数、作者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有不实、差异之处。通过汇校四库所有提要、核实《四库全书》所收书以及参考文献,力图考证事实原貌,梳理四库提要源流,对提要所载加以澄清。

全见为《宋孔传撰lt;东家杂记gt;二卷汇辑汇订汇考》。论文汇辑了宋孔传撰《东家杂记》的四库提要,分析相互间的文字差异。指出四库提要存在的讹误。作者认为四阁提要都详细地介绍了著者的生平以及书目的具体分类。在篇末都有提及《孔子生年月日考异》和《南渡庙记》这两篇文章,其中对于赵去疾的孔子生年月日的考证提出异议,认为其引用《春秋》的版本是依据胡安国的传,而清乾隆时期科举考试所依据的《春秋》版本已经废弃《胡氏传》改用《左氏传》和杜预注,原因是《胡氏传》较多强调夷夏之辨。因此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四库馆臣当时的版本学观念。此外。《文渊阁提要》《总目》皆比其余两阁提要多了对钱曾《读书敏求记》中所提及的《杏坛图说》这一篇目的考证,以此来厘清《东家杂记》流传卷数的实际数目。最后,《简目》以简明扼要的文字评价及肯定了《东家杂记》可以补充《孔子编年》所未记载的孔子身后之事的文献价值。论文通过对四库提要中一篇传记类著录书目提要的汇辑考订,指出四库提要存在的讹误,为四库学研究所需依据的基础文献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文本信息。

周录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札记》。论文指出:前贤针对《四库全书总目》疏漏的补正,已卓有成就,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认为文字俭省,故讹误较少,实际《简目》也有一些讹误,需要订正。因就其子部,随作札记,补正若干则。

江庆柏《〈四库集部提要汇辑汇校汇考〉“考论”三则》。论文指出:各四库提要著录的《离骚图》一书,有萧云从原绘本与乾隆年间补绘本的差异,致使纂修者、纂修时间以及书名、卷数也都有差异,体现了四库全书纂修的阶段性特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曹子建集》,据以缮录的不是同一个本子。文津阁本与明活字本相同处甚多,但也并不是简单的照录。今人《四库提要辨证》用明活字本来评说文渊阁本的错误,并不合适。宋晁补之《鸡肋集》提要的模糊说法对后世造成了误解。

除此以外,编写组发表的论文有:

黄爱平《清乾隆朝官修史书考论》(《安徽史学》2016年3期)。论文指出:清代乾隆一朝,是中国古代官方修书的鼎盛时期,其中尤以史部书籍为最。统治者出于总结历史经验、倡导伦理纲常、颂扬赫赫武功、厘定本朝历史、疏理学术源流等多方面的考虑,以及制定条例法则,规范用人行政的现实需要,先后下令编纂了130余种史书。这些门类齐全,数量众多的官修史书,不仅保留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反映出清统治者思想主张和文化政策的特征及其缺失,值得深入探究。

黄爱平《论阮元折衷汉宋的兼容并包思想》(《扬州大学学报》2016年3期)。论文指出:阮元(1764—1849)是清代汉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乾嘉学派的殿军。其学术思想中折衷汉宋,兼采二者之长的主张,自清末民初以来,学者多有指出及肯定,其所撰《拟国史儒林传序》一文,尤被学者视为“调和汉宋”的主要依据。但针对此文的学术倾向以及与之相关的阮元思想主张和学术实践,学术界仍有不同见解,近年来又有学者再次提出异议。本文通过分析《拟国史儒林传序》,考察《儒林传》的撰写情形和阮元自身的学术实践,认为阮元在国史《儒林传》的编纂过程中,从宗旨、凡例的确立,入传人物的考量,到撰写方法的制定,记述内容的采择,都在坚持汉学立场的前提下,鲜明地表现出折衷汉宋的思想倾向。阮元自己的学术研究,也以文字训诂为职志,以经书义理为归宿,努力追求训诂和义理的结合,走出了一条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途径,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拟国史儒林传序》一文,可谓集中体现了其力持汉宋之平的兼容并包思想。

刘仲华《清后期“西学中源”论中“以子证西”的两面性及其命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新华文摘》2016年第16期全文转载)。论文指出:嘉道以后,学者们纷纷从先秦诸子中挖掘材料,论证“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成为当时国人认识“西学”的重要途径。在“以子证西”的过程中,有人通过论证“西学”与“中学”相通,主张国人应该学习“西学”；有人则认为“西学”既然源自“中学”,那就不必再去学习“西学”。“以子证西”的论证模式曾经起过“勾通中西”的作用,但在清末因其牵强附会而日渐被抛弃,思想界逐步走向了“超胜”中西的新道路。

陈晓华《试论清代目录学的几个特征》(《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1期)。论文从自觉性、时代与学术政治的反映、理论探讨与总结三个方面论述清代一朝古典目录学的发展全貌。作者认为清代目录学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其一,继承了明代目录学优点的基础上,去除了明代目录学浮泛的弊病,学者相互取长补短补充前代目录学著作不足。另外在清代统治者的政治导向和学者学术自觉性的综合影响下,官方和私人都编纂了许多目录学的著作。并且出现了“读书记”这一新的目录学著作体裁。其二,清代目录学的著作大多体现了清代各个时期的政治特点。清初许多学者在其目录学著作中体现了“故国之思”,清朝中叶则积极响应朝廷“尊朱”至“尊汉”的学术风气之转变,《四库全书总目》则是乾嘉考据学在清朝中期占据学术主导地位的代表作。晚清的古典目录学则陷于近代西方学术知识体系冲击的矛盾与探索之中。其三,清代一朝通过王鸣盛、章学诚及四库馆臣的努力,为中国古典目录学构建了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经典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主张。作者突破了传统清代目录学特征研究以某一阶段或者目录学分支学科作整体论述的角度,以时代政治和学术风气相结合的方式来考察清代目录学整体特征。

陈晓华《四库馆臣西学观及其理路》(《哲学研究》2016年第5期)。文章以乾嘉时期四库馆臣对西学的立场态度及其思想来源为切入点,以此来考察乾嘉时期中西文化互动的失败的缘由。作者认为馆臣西学观是和乾嘉时期“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相一致的,即认同西学在科学技术上务实的特点,否定其天主教教义。认为其适应性传教策略中融合中国文化是为了其传播天主教思想服务的。但为了显示天朝宏阔的胸怀,需要对其抱有一定的宽容。并且认为西学的绝大部分都是发源于中华。其次,作者通过对顺治至乾隆西学观的演变从而得出馆臣西学观的来源主要是受到儒家“夷夏观”和“正统观”的影响。第三,通过对钱大昕对馆臣西学观呼应的解读,得出乾隆时期对西学的排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影响到清末维新变法和民国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四库馆臣的时代背景追述其形成的政治基础。突破了单纯地从清人学术观的发展演变的角度来解读馆臣西学观的理论视角。采用学术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方式考察馆臣西学观的滥觞。

陈晓华《论〈四库全书〉的文化与遗产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文章从《四库全书》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文献价值入手着重讨论了其作为一份世界记忆遗产值得世人关注和保护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四库全书》编纂规模巨大,辑佚保存了大量珍贵古籍。在辑佚古籍和编修裒辑成型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古籍整理和校勘的经验成为学林典范。《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分别庋藏于南北七阁之中。其藏书楼的建造即仿造了浙江宁波天一阁的式样,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江南藏书文化的风格。而南三阁在乾隆谕旨的许可下允许对士人开放阅览,这种举措更是有利于儒家文化的兴盛。而《四库全书》编纂的方式也带动了清代汇刻丛书的学术风潮。另一方面作者也提到了《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禁毁大量书籍以及忽视古籍版本的不足之处。但是在这样一个规模巨大,在帝王监督下限期完成的文化工程的前提下,很难做到把万余种古籍都作出详细完善的品评。所以有些瑕疵也是在所难免。其三,作者从《四库全书》的文化影响力、其现存各版本及相关文献保存的重要性、《四库全书》与世界记忆遗产的关系这三方面讨论了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杨新勋《〈四库全书•周易本义〉提要辨正》(2016年《闽学研究》)。论文指出:四库各提要就《周易郑康成注》《新本郑氏周易》《周易注》《周易正义》在书名、卷数、作者、版本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有不实、差异之处。通过汇校四库所有提要、核实《四库全书》所收书以及参考文献,力图考证事实原貌,梳理四库提要源流,对提要所载加以澄清,并说明各提要存在的主要问题。

杨新勋《四库提要易类辨正四则》(2017年《文化传承发展与徽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文指出:《四库全书》收录了朱熹《周易本义》的十二卷本和四卷本,这有其合理性；但四库馆臣所撰书前提要在书名、行文等方面存在一些需要商榷之处。通过汇校四库所有提要、核实《四库全书》所收书以及参考文献,力图考证事实原貌,梳理《周易本義》四库提要源流,对提要所载及問題加以澄清。

王培峰《〈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经学的评价及其学术立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年第8期)。论文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之学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主要是《周易本义》采用图书之说及卦变之说、《诗集传》舍序言《诗》等,而对朱熹在《尚书》学、《春秋》学、三礼学、《四书》学等方面的论述,则基本上是赞同的。《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之学的评价,从学术思想上讲,是以清高宗御纂钦定经学著作为标准；从学术上讲,是以清代汉学家的著作为标准。从这个角度讲,朱子之学在乾隆时期逐渐失去其道统地位和学术范式地位,在《总目》中确有体现。以往学术界一般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对朱熹的评价是以批判为主,本文通过梳理与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朱熹论著及学术观点的评价,提出了新的说法,言之有据,有一定的说服力。此观点对于四库学研究,清代学术史相关内容的再认识,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江庆柏《四库全书经部图书的分类差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论文指出:《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四库全书总目》,在经部的类目设置、类目名称、类目顺序方面均存在有差异。这些书目的差异是由于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编纂的不同时期对图书性质理解的差异,或因图书使用的差异而形成的。通过分类差异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四库图书分类在不断进行调整的情况。

江庆柏《陆费墀与〈四库全书荟要〉纂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论文指出:总校官兼编纂官陆费墀,勤劬于馆务,对《四库全书荟要》与《四库全书》的纂修作出了重要贡献。陆费墀编写的《辨正通俗文字》一书,对《荟要》和《四库全书》缮录中的俗字作了规范。陆费墀又编撰了《荟要总目》,对《荟要》收录图书的基本信息和该书缮录所依据的底本与来源等作了具体说明,并通过“按语”的形式对我国古代的学术思想作了总结。

江庆柏《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与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论文指出:四库提要从四库馆臣最初撰写的分纂稿到最后形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之间,经过了撤换、增补、复校等过程,内容、文字、体例等都有不少变化,存在许多差异。提要的差异与文献的修改、缮录底本的改换、馆臣的擅改、誊录监生的随意删节与疏忽及一定的政治因素以及馆臣的学术观念等有关。四库提要文献的比较研究可以充实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充实文献学学科理论建设,也可为四库馆的管理研究提供例证。

课题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