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华广场电影城】世界电影诞生日|私立电影打捞，历史记忆补充——对话孔伟强老师

陶富文

被称为电影“第七艺术”的这个希林亚已经诞生了126年。电影是时代的记录，包含着社会文化和历史记忆。从流传至今的视频中掌握了过去100年风云留下的痕迹。主流影像包含着民族和大众的兴衰，被称为“私立电影”的时代产物不断被发掘，补充着历史记忆。在世界电影诞生纪念日前夕，笔者就此问题与目前从事中国历史影像及艺术文献收集和研究的孔伟强老师进行了交流，发现并采集了民间频道早期生存的多部稀有电影。(莎士比亚，温斯顿，《电影名言》)。

采访大象：龚伟强(上海视听资料馆电影收集专家)

记者：陶富文(上海师范大学电影传媒学院副研究员)

陶富文：孔老师，请首先介绍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集老电影的拷贝。你眼中的“私立电影”是如何定义的？

魏刚：说句不谦虚的话，我是上海电视台历史上第一位科班出身的电视文艺导演。(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也许是天秤座过分追求完美的原因，对自己做的一些节目不太满意，有一段时间特别累。2011年，台湾领导人把我分配到电视台下属的影像资料馆做研究。其实做研究也不是我的强项，但是到了新的部门总是要做与众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先旁观，看看同事们到底在做什么。(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研究名言)资料馆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从国内外影像保存机构收集老电影(主要是记录电影)的上海历史影像。对馆内领导人来说，你们在其他机构购买的都是别人家的翻版视频，为什么不直接收集老电影胶片？领导说你有渠道，你去试试。可以说是运气吧。我尝试的第一炮开始了。在民间收藏品市场拿到了在施纽敦拍摄的独家电影胶片。(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幸运名言)之后，在我的推动下，采集范围从原来的上海题材扩大到了所有有中国早期视频的东西。

孔伟强在拍卖预选中检查了胶片照片

民间采集与机关采集有两个明显的区别。一个是收集的载体不同。这是机构收集的视频资源的副本。不出售收集的胶卷或拷贝。即使有副本，也不提供副本，因为必须保持收集资源的垄断性。所以有时候会有十分钟的新闻纪录片，他们能给的就是其中的五、六分钟，不应该付更多的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Northern Exposure))民间采集是不同的。你买的是电影原版胶片或影印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Northern Exposure)另一个不同是内容的差异。视频机构大部分收藏早期新闻电影、宣传视频等，流入民间市场的可能是个人拍摄的电影。最常见的是结婚、长寿、旅行、葬礼等。

“私立电影”这个词可以说是我编的。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只是为了便于区分以前我们看过的、已经熟悉的新闻电影短片和电影纪录片。(威廉莎士比亚，温斯顿，电影名言)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有“家庭电影”的传统。我看过题为《家庭电影的创始者》的译文。这是唐沃顿美国人写的傅国栋翻译。其中一段话我记得很清楚，他是这么定义的。"由喜欢家庭电影的父母或业余制作人制作."但是美国的“家庭电影”一词经常与“家庭影院”的概念混淆。“家庭影院”是西方发行销售的载体。所以我创造了个人电影这个词。在我的概念里，私立电影首先是“个人”这个姓氏，是个人拥有的电影，拍摄设备，用私人技术拍摄的私生活。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流行的DV摄像机拍摄的差不多，但DV毕竟是录像带，不是胶片电影。

陶富文：由于战争、社会动荡、家庭战争、电影拍摄者(所有者)的高税收等原因，私立电影大多没有制作拷贝(副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私立电影胶片不多，能够进入专业机构收集、保存、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从2011年开始，民间私立电影胶片采集工作，比如在施新城拍摄的电影，以及《西北纪游》等都是电影史上少有的电影资源，能说说这些电影的采集过程或其中有趣的细节吗？

魏刚：说到民间采集，其中酸甜苦辣尝过各种味道。就舒新城的电影来说，文物商人手里有10卷那么大那么小的胶卷，但他不知道电影内容是什么。因为他没有放映设备。我从盒子和芯片上判断出是当年拍摄者制作的马克施新城的作品，然后去找施新城的日记。哇！巧的是，日记本详细记录了电影拍摄过程。比如今天去了哪里，遇见了谁，做了什么事，拍了多少英寸的胶卷，一切都一一记录下来了。我甚至认为日记里的很多内容都没有出现在这10卷胶卷上。也就是说，在舒新城拍摄的电影比这多得多，要么丢失，要么分散在别人手里。(大卫亚设)。

当然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刚才提到的《西北纪游》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纪录片，是一部可以改写大的历史细节的电影，电影史上只有一部孙中山葬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电影名言》)那一年的报纸上有宋子文调查了很多西北的报道，我也一一收集了，但还是觉得细节不足，很多拍摄地点、人物还没有得到确认。我在找宋的日记，但至今没有看到。

民间采集的最大问题是，要从完全不知道来源、毫无头绪的旧电影胶片堆中首先判断。也就是说，价值不值得买。(约翰f肯尼迪，Northern Exposure(美国电视剧))按照现有的体制和程序，领导人肯定会问为什么要买，买回来有什么用。(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要做到这一点，采集者必须做出明确的判断和回答。令人高兴的是，10年来，我亲手采集的私立电影胶片几乎没有失误。

让我举一个例子。有8卷胶卷的《大户人家》，卖方

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这批东西是从上海沈尹默先生家里出来的，开始我信了，因为查信息，前段时间沈尹默故居正在准备拆迁。但我还是不放心，特地走访了沈氏故居，并联系上了在北京的沈氏后人，得到的回音是他们家从没有人看见或知晓有电影胶片。那我只能跟领导们报告说：在那个年代住洋房、吃西餐、出殡阵势浩大、海内外到处旅行的一定是非富即贵的大人家，买下来肯定不亏。好了，最近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的一位资深编辑帮我们确认了影片中的一位人物就是早年香港大佬周寿臣。果然是顶级的大户人家吧。

陶赋雯：您刚刚说的故事，给我的感觉是：在胶片采集的一开始就要同步进行影像辨识与考证了。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有没有什么特殊诀窍呢？

龚伟强：影像辨识不仅是一种技艺，也是一门学问，在我看来可以从景观辨识、人像辨识与年代辨识三个方面入手，影片中的建筑外观、周边景物、人物服饰、人物关系和时代性的器物等都可以被视为影像辨识的方式与手段。当然，胶片、胶片盒以及胶片盒或盘芯上遗留的片纸只字，都是我关心关注的细节。

人像辨识与拍摄场景考证，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是需要长期积累的。这些年来，为了影片采集，我个人从各种渠道买了大量的早期老照片和图片册，有人像的也有各地城市景观、标志性建筑的。当然，更多的还是需要读书、读历史书，读人物传记，毕竟我现在从事的都是和历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的工作。前面提到的融媒体中心的同事，他之所以一眼就能认出周寿臣，就是因为前些年他做过香港历史的纪录片。而我从影片发现到现在有一年多了，一直没有突破，就是因为对香港的历史与历史人物不熟悉。

至于说到怎么判别胶片上的内容，起初我们是把卖家和胶片一起请到馆里来，再找一位会放电影的朋友带着放映机来放映。现在一些卖家和我熟悉了，他们大多会放心地把胶片先交给我，让我们先做初步的辨识与考证。然后根据内容与价值再谈采集的价格。

2018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国际电视资料联合会（FIAT）年度颁奖典礼上，龚伟强获“全球最佳保存提名奖”，会后与同事们合影

陶赋雯：在您曾经采集的电影目录中，有许多片名后面的括号里写着“拟名”或“暂名”两个字，这些影片原先都没有片名吗？拟名是您拟的吗？拟名或暂名的根据是什么呢？

龚伟强：哦，私家电影与专业电影机构或新闻媒体拍摄的影片不同。有一些做得道地的影片拍摄者，会模仿早期新闻纪录片的样式手写一个片名，然后同样以摄影机拍摄，用剪刀、胶水、剪接器等工具接入影片的片首，但更多的是没有片名的。原本没有片名的电影胶片就需要给它起一个名。譬如“鄂州严氏家族影片”，鄂州是地名，捐献给我们电影胶片的严氏后人现在居住在湖北省鄂州市。又譬如“静安寺庙会及涌泉”，是我根据影片所拍摄的内容综合考虑之下给起的名。无论是拟名还是暂名的影片名，都是临时的、内部识别用的，必要时可以根据辨识与考证的结果给以重新命名的。譬如，前面提到的《大户人家》，以后可能会改成“香港周寿臣家族影片”了。

陶赋雯：私家电影有一种“内指向性”，结婚生子、生日祝寿、葬礼出殡、升学渡洋、码头送行接友，是私家电影中最为常见的场景与内容。在上海音像资料馆的馆藏中有一部拍摄者后人捐赠的8毫米影片《严氏家族》（拟名，1930s）。拍摄者为上海海关华人职员，其结婚仪式、新娘生活、生子洗礼、休闲娱乐以及新郎先前在闽海关缉私艇上工作时的场景一一收入影片当中，通过有选择的记忆画面，长期留存了一个现代中国家庭的成长史。

龚伟强：我这里还有几部国外来华旅行者、游客视角的《Hangchow Bore》（杭州湾，1929）、《Canton and the Pearl-River》（广州及珠江流域，1929）、《Snapshpts of China：Soochow counfryside》（中国快照：苏州乡村，1930s）、《海宁潮及内河》（拟名，1930s）都具备了这样一种文化特质。

陶赋雯：在所有龚老师分享的“私家电影”中，我个人对1930年由舒新城拍摄的《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暨夫人公子赴日考察》最感兴趣。因为自己也有赴日访学的经历，在学术考察与域外“西洋镜”中探索发现，日日如新。这段“私家电影”记录下我们之于多位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近代史名人留下的“文字记忆”之外的“视觉记忆”，弥足珍贵。这份记忆不仅是国人的视野，也是国与国之间技术交流、学术考察的“跨域档案”。

龚伟强：舒新城拍摄的电影胶片，现已发现有16毫米8本，8毫米2本，由上海音像资料馆收藏。影片《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伯鸿先生暨夫人公子赴日考察》，是舒新城加入中华书局后于1930年9至10月陪同书局老板陆费逵一行去日本考察出版、印刷、教育、会展业期间拍摄的一部较长的私家纪录影片，是中日文化、产业交流史上不多见的珍贵影像资源，且陆费逵早已于1941年在香港去世，留下来的相片也不多，一些出版物上经常出现他的相片与其他人张冠李戴，而这部影片中却保存着他与家人相当多的活动影像，弥足珍贵。当然，在此前后舒新城还曾以旅行者或游客的身份拍摄了很多短片。在《中华书局二十周年庆祝活动》中留下了历史上明月歌舞团小演员们仅存的活动影片。1932年5月28日在苏州五卅公园举行的“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现场，官方机构、新闻媒体以及电影公司均有影片拍摄，但舒新城以个人视角与手法拍摄的这部短片尤其显得别致与珍贵。

陶赋雯：每年的10月27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音像遗产日”，曾设立主题Engage the Past Through Sound and Images，即透过声音和影像触摸过去”，可以说影像（电影）成为链接过去历史地理的一种触媒方式。其中这些带有城市探索色彩的“私家电影”也记录了南来北往时代的风尚，类似中国古人专门的“游仙窟”文体，带上人类学的观察视角，非常有意思与意义。龚老师您们投入在精力和经费采集这类私家电影的目的主要有哪些呢？采集回来又会做哪些工作，主要是数字化修复与再传播吗？

龚伟强：非常好的问题。上海音像资料馆，是上海广播电视台属下的一个职能部门，她在台内部有另一个名称，那就是“版权资产管理中心”。上海音像资料馆采集的电影胶片，主要是为电视台的节目提供素材和资源。私家电影胶片的采集只是一个方面，我也采集老旧的新闻纪录影片拷贝。在中国大陆，电影的保护期是从公开发行、放映开始的50年。过了50年的电影就是公共版权了。如果我们从民间市场上获得了50年前的新闻或纪录影片拷贝，就不需要花每分钟数万人民币的价格去向别的影片保存机构购买数字视频文件了，而且不受限制地随便用。当然，私家电影胶片上的内容，目前用在电视节目上的还不多。一来我们的辨识、考证工作还没有跟上，二是一线编辑、记者、导演对这些资源还不熟悉、不了解。有时候我开玩笑地说，我所有的工作是在为历史而作，为未来而作。

至于你提到的胶片数字化工作，我们一直在做。早在2012年，我们就和上海电影集团属下的上海电影技术厂合作进行胶片电影数字化，并且制订了各种不同尺寸胶片的数字化标准，譬如16毫米的电影胶片按2K的输出标准数字化，35毫米的电影胶片按4K的输出标准数字化。和上影技术厂合作刚开始的时候，由于他们很久没有接触老电影胶片了，担心我们送过去的胶片中有早期易燃胶片，非常小心翼翼，在物理清洁、数字扫描的工作房间内，特地配置了干粉灭火器，生怕万一出事。那时技术厂还没有拆迁，在闸北宝通路，我几乎每月都要跑技术厂，与厂里的师傅们一起探讨物理修复、数字化中的难点。说到修复，我们有另外的考量。我个人以为，老电影胶片经数字化扫描输出以后，除必要的祛除斑点、霉点之外，原则上还是不要去动它，保持原始样貌是最好的，是对历史、对拍摄者最好的尊重。给黑白私家电影上色彩，不足取。

陶赋雯：2017年时，您向上海电影资料馆捐赠了新闻纪录片《一·二八淞沪抗战》16mm胶片拷贝，它的拷贝从遥远的美国来到中国，不管是作为影像本身还是其长途跋涉的流转过程，均是十分珍贵难得的，在寻觅与拷贝遗留在民间、佚失在海外的早期中国影片与中国历史影像过程中，龚老师有没有“私家经验”可以分享？

龚伟强：《一·二八淞沪抗战》不是新闻纪录片，只是一条电影新闻片，是夹杂在一本当年新闻集锦中的一条新闻而已。记录了1932年的那场战役的现场实况，是当年由美国新闻记者拍摄的新闻纪录片，我个人收藏的，最后捐赠给上海电影资料馆。

陶赋雯：听说您个人也有收藏电影胶片的嗜好，能谈谈您个人的老电影收藏吗？

龚伟强：哪里是什么嗜好啊，是被逼无奈。确实，前些年我也收藏了少量的电影胶片和拷贝，有私家电影也有国外机构拍摄的新闻片与纪录片。大家知道，收藏有一句名言叫做“可遇不可求”。意思是：你要专门去找一件收藏品，难；遇到了，就要下手快，慢了就到别人手里去了。但是我们的的流程没法那么快，事必经过报告、流程等一系列手续。遇到那些必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卖家你没辙，要么放弃，要么拿钱收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收了一些胶片电影，其中有一部CBS拍摄的《新中国的上海》（1973）拷贝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电影资料馆，一部抗战期间的新闻集锦拷贝无偿捐献给了上海电影资料馆，同时我给我们自己馆里也捐献了一批数字化后的视频文件。

陶赋雯：最后，想请您再总结对于“私家电影”的认知与未来走向。

龚伟强：私家电影是一个宝库，早期官方机构、电影公司和新闻媒体顾不过来或不感兴趣的题材，在私家电影中都可以找到。只是，目前我们采集到的私家电影胶片相对于那个年代众多的拍摄者而言，还是很小一部分。在海外、在民间可能有太多的影片还没有被发现，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至于私家电影的历史价值，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地显露出来了。不容置疑的是，某些私家电影作品的发现，会改变历史细节的书写。

当然，由于拍摄者对于电影设备、电影手法技巧的熟悉程度不同，留存下来的影片也是参差不齐的。即便拿摄影界的名人舒新城来说，他最初的影片是没有起幅与落幅的，而且镜头始终在摇。但这不影响其影片留给我们的珍贵影像价值。

本文系上海市高水平地方大学创新团队“文化转型与现代中国”成果，由澎湃新闻（www.）首发。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艳